自序

很小的时候，父亲从苏州城里回来，在古旧书店买来一摞鲁迅著作的单行本，是那种上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色小薄本子，每册定价在两毛到五毛钱之间。这些书成了我课余喜欢的读物。

读鲁迅的书，那时的我，经常忍不住笑出声来。他骂人骂得太艺术了，妙语连珠，别人难以企及，对手只能哀叹：唉唉，绍兴师爷刀笔吏。到80年代中叶，我开始读周作人的书，知堂的书不那么好读，也很少有读鲁迅书时体验到的快感。连读几天，我会感到沉闷，甚至厌倦，必须找别的书来换换口味。然而，他的书却可以一读再读，每次重新拿起，就会有新的收获。鲁迅和知堂，虽然是亲兄弟，他们的著作给人的阅读体验却是那么不同，但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鲁迅一生坚守的是反叛的角色，知堂则希望在调和中寻找更自然的人生，直到落水成了汉奸，才发现自己的选择竟使自己堕入进退失据的狼狈之中，人真的扭不过时代的锻与炼。

后来，知堂的书越出越多，很多来自长沙钟叔河之手，后来又有了止庵整理本，我读二周的书也越来越多，渐渐地想写些什么，随后真的写了一些关于这两兄弟的掌故，集合起来就是这本小册子。

谈20世纪中国文学，鲁迅和知堂是无可回避的存在，早在1930年5月6日，北京《新晨报》上一篇任访秋（署名霜峰）论鲁迅和知堂的《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说：“他们都是时代的产儿，不过因为天赋的性格不同，结果作品也就分道扬镳，各走极致，我们要说他们的作品对于后世影响的大小，那是可以的，但要是硬去分出他们的优劣来，那就未免有几分多事了。”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也说兄弟俩是“瑜亮一时，各不相下”。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则称：“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的最丰富最伟大。”这些说法，是把鲁迅和知堂放在天平的两端来评衡的，可谓铢两相称。至于两人的风格，正像郁达夫所说：“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

以掌故眼光来看，他们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人物。

因为，在他们兄弟俩身上有很多值得一谈的故事，随便抓上一把，就是一篇文章。但是，写鲁迅和知堂，实在是一种大冒险。因为写的人太多了，出版的著作简直可以说浩如烟海，于是，写他们给了我相当大的压力：如何另辟蹊径，开疆拓土，这是我最先考虑的问题。不犯重，有新意，是我必须把握的基本点。除了博览可以见到的资料之外，我还要排除别人写过的题材，尽量用鲁迅和知堂作原料，烹调出风味新奇的菜肴来。

我只写自己发现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这也正是掌故的精神。掌故，用现在网络话语来说，就是八卦。对于名人，怎么卜他们的卦，各有巧妙，不激不随，不吹不捧，是我的信条。这也是本着人人平等的精神。鲁迅身上的光环应该卸下，纸糊的高冠自然要扯掉，知堂头上的棘冠也不妨搁置，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回归到人与文的本身，说一点大家感兴趣的茶余饭后的谈助，这未尝不是人生一乐。

书名《难兄难弟》，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这一典故是说元方、季方兄弟二人难分伯仲，无可轩轾。这也正好符合鲁迅、知堂两人的情况，他们在现代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是无法忽视的存在，陈子善先生曾名之为“双子星座”。我的意思则是说：两人虽然是亲兄弟，但他们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作出的贡献，客观地说，也是难兄难弟，难以分出高下的。这一点，陶亢德在《知堂小记》中也说：“最后想说一句的，是知堂翁与鲁迅先生这一对兄弟，论貌，论文，论谈吐，我觉得都真是同胞手足，即略有不同之处，如以酒来作譬，也只是鲁迅先生是不加其他饮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则是掺了点荷兰水的威士忌而已。”

用这个书名，或许会产生一个歧义，即难兄难弟这个词现在常用的意思，就是让人觉得这兄弟俩都是命运坎坷。这也不错。人生对于他们兄弟，都不是坦途。

在对兄弟二人的称呼上，本书把周树人与鲁迅、周作人与知堂混用，主要是文章不写于一时，且为了行文方便，还望读者鉴谅。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