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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鲁迅和徐懋庸的关系，大概都知道鲁迅那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这是鲁迅在垂暮之年的力竭怒吼。
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这是公开的痛斥，然而，即在私下，也还是愤不可忍。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欧阳山信：“……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鲁迅明里暗里都这样表示，虽然还认为徐懋庸与自己是同一营垒中人，而对他的憎恶却在敌人之上，可谓切齿之恨了。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出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他责怪鲁迅说：“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认为鲁迅和胡风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完全是搅局，是“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在徐懋庸的回忆录中，他曾回顾这段历史：“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论争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站在周扬的一边，在当年，其实也就是站在党的一边。
如今很多研究文章都为徐懋庸辩解，认为他拍马舞刀奔向老病垂暮的鲁迅，无非是为了“两个口号”之争。这么凶狠地“窝里斗”，究其实，只是一个善意的误会，都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和抗日统一战线。何况过后，徐懋庸表达了悔意和歉意。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以为不符合事实。
在鲁迅逝世之后，徐懋庸写了一副挽联：
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所谓挽联，是哀悼死者、治丧祭祀时专用的对联。它是生者对死者的哀悼和评价，一般内容都是对死者生前大事的颂扬或生者在与死者交往中的正面感受。
这副挽联却不是这样。徐懋庸不无悻悻之意，他对已经过去的一幕，还是非常介怀的。即使在鲁迅去世、已经无言（无法应对）之后，徐懋庸纠结的，还是敌友之问：我和鲁迅是敌是友？他很见外，并不像很多作家那样，直白地把鲁迅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而只是平起平坐的“敌乎友乎”。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徐懋庸一向对鲁迅不以为然。
徐懋庸成名很早，当1933年他才22岁时，就以一系列笔锋犀利、风格独特的杂文在文坛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一度被人当作鲁迅的化名。鲁迅也对他寄予厚望，介绍他的《打杂集》出版并为之作序，这也催生了他的骄矜之心。成名早而易，容易傲视群雄，视文坛前辈为无物。
1933年底起，他们两人一度走得很近，据《鲁迅日记》记载和有关资料统计，鲁迅自1933年11月15日开始与徐懋庸通信起，到1936年8月5日夜答徐懋庸公开信止，共有书信52通。应该说，鲁迅有恩于徐懋庸，可以算他的文坛领路人。
然而，即使在鲁迅与徐懋庸的“蜜月期”，徐懋庸也认为鲁迅“该骂”，他们之间的恩怨，并不始于1936年6月周扬推出的《关于国防文学》进而引发的两个口号之争。
早在1934年6月20日的《人间世》第六期上，徐懋庸写了一篇《完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某人是“思想界的权威”，小说也做得成功，可惜牙齿太黄了，年纪太老了，气量也太小了：该骂。某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曾有重大的贡献，散文也做得可以佩服，可惜如今退隐了，不再领导青年了，做起打油诗来了，“晚节不全了”：该骂。某人是革命的，然而有一个情人。某人是爱国的，然而也爱读书。你是同路人么，但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你崇拜萧伯纳么，但为什么不吃素……
前两个徐懋庸认为“该骂”的对象，一看就知道是周氏兄弟。老头子的一口黄牙是向来著名的，气量小是针对他喜欢骂人而言，至于说“小说做得成功”和“思想界的权威”，除了名闻中外的《阿Q正传》作者和“左联”盟主鲁迅之外，还有谁呢？毫无疑问，正是鲁迅的写照。换句话说，在徐懋庸和鲁迅交往密切的1934年，徐懋庸就已经觉得鲁迅落伍，对其进行口诛笔伐了，鲁迅已经呼之欲出，只是未点明罢了。而鲁迅在信中说的一句：“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徐懋庸’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似乎也有所指，并不完全针对徐懋庸的信，似乎还有两年前徐懋庸的这篇《完人》。
如何看鲁迅，原是徐懋庸的自由，即使鲁迅于他有恩，他不领情，也不过是个人品性的问题。徐懋庸成名早，又不幸或说幸而成为‘左联’的书记之一，颇有点高自标置，不可一世，虽然杂文颇有“鲁迅风”，但性格上其实和鲁迅是不搭的，倒是颇近于如今所说的“愤青”。
问题是，后来又“口号”从鲁，把鲁迅树立为新文化的旗手、左翼的领袖，这就给徐懋庸带来了无穷的困扰：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反对鲁迅，即使只是曾经反对过，也等于站错了队，于是阴影笼罩了他此后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