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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恶感由来已久。由于留学欧美派和留日派存在价值观念不同、生活态度不同的问题，自然而然的，鲁迅与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的“东吉祥胡同派”（也即现代评论派）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路。到1924、1925年间的北京女师大事件时，双方剑拔弩张，互相辱骂，矛盾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然而，这矛盾的生成，也是积渐而成，毕竟没有天生的冤家。
我这里讲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产生恶感的一个节点，即《莽原》周刊初期的一场笔战。
《莽原》周刊，鲁迅编辑，创刊于1925年4月24日。该刊第四期，出版于5月15日。这期的《莽原》周刊，一改以前八页的篇幅，扩展到了十六页。
这期突出地刊载了两篇长文，是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看题目就明白，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同一篇文章《一夫多妻的新护符》而来的。
这篇文章是北大教授陈百年写的，刊在《现代评论》第十四期上。
陈百年这篇文章是针对《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上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新道德之科学的标准》而提出的反驳，简单来说，陈百年认为，这两篇文章乃是为中国“一夫多妻”打掩护，或者说护航保驾的。这颇近乎诛求，因为周建人和章锡琛乃是在谈科学，而陈百年在周、章文中读出了鼓励一夫多妻，自然要引起两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自省文章中并没有这个意思。章锡琛和周建人都是现代性科学的介绍者，也是反封建并为中国妇女争权益的人，所以陈百年的解读，无疑是曲解和亵渎了他们。
当年误读两人文章的还有很多，譬如《晶报》就有文章说他们在教坏青年，《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也刊文说《妇女杂志》这一期在说“女子可以多夫”，而陈百年在《现代评论》则说该两文是为一夫多妻提供科学的证据。如此种种，都使得周、章两人深感压力，觉得是在“被一大伙道德家所包围”，觉得不能不为自己辩护一番。
照说反驳文章应该刊在同样刊物中，集中讨论，容易让读者有一个甄别比较、评判是非的机会。如果发在不同刊物上，则不知内情的读者读了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在争什么，更别论评判孰是孰非了。
周、章为什么会发在《莽原》而不是《现代评论》上呢？周建人在文章最后有个说法：
我们因为尊重陈先生的言论起见，特地作一篇答文，于看到十四期《现代评论》之次日，即行寄请发表，至今则已出到二十期了，终于不见登载。又寄挂号信向现代评论社催问，今已半月有零，全不理睬我们。威严实在可畏！我只好重写一篇，寄到能容许我们说几句话的地方发表去。或者陈先生以为我们的话没有多大意思，不再答复，或者再能给我们极有益的教言，都未可知，但我们如果觉得没有再答复的必要时，也就不再答复了。
原来同样是周刊的《现代评论》收到周、章的反驳文章后不予置理，写信催问也不见回复，这才有了转到《莽原》刊发这么回事。
那么，鲁迅收到这两篇文章后又是怎么做怎么想的呢？鲁迅在《莽原》第四期全文刊发了这两篇文章。周建人虽然是他的三弟，但他对这两篇文章要不要刊发，却有个过程。
刚开始，鲁迅并不确定《现代评论》究竟要不要发这两篇文章。虽然周、章两人等了很长时间：从十四期等到二十期，又写信去催，又半月有零，也就是说，从反驳文章寄到现代评论社差不多有近两个月，居然没有得到一点回复。正在鲁迅编辑《莽原》第四期时，他看到了《现代评论》第二十一期的下期预告，说第二十二期会刊出这两文。这样的话，鲁迅认为《莽原》第四期是不必刊登了，他在《编完写起》中说：“看《现代评论》的预告，已经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决意将这两篇没收。”
然而，我们知道这两篇文章最后还是出现在这一期的《莽原》上了。
这收而又放是为什么？
原来在《莽原》第四期出版之前，鲁迅看到了《现代评论》第二十二期，看到了他们刊出的这两篇文章。鲁迅说：“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这‘无聊’的《莽原》上。”原来，《现代评论》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催过之后，刊出的还是有很多删节的文章。
《现代评论》对周、章两人对于陈百年的答辩文章，为什么迟而又迟地刊出呢？目前没见相关说法。想必最初是不准备刊出的，直到见到催促信后，觉得无法漠然置之，才勉强刊出经过节略的文章来。
这自然引起鲁迅的不满。鲁迅说，他没有研究过性伦理性心理之类，所以不能评判，以免说出外行话，但是读陈百年的文章，则满口“流弊流弊”，不是论别人文章的是非，而是论利害，简直莫名其妙。这是对周、章文章的声援，也是对于他们未见及此的补充。鲁迅顺便还对陈百年文章的最后一段作了点评，攻其逻辑之隙。这是鲁迅文章最厉害的招式，屡试不爽的绝招。
鲁迅在《编完写起》最后还对“教授”一议：
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也。
鲁迅这话现在看不觉得什么，待到和陈源论战之时，则教授、正人君子等等，在他的笔下，就不仅仅是利弊问题，而是强烈的贬义词了。
鲁迅毅然刊出周、章的文章，有对现代评论派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的不满，也有仗义执言的一面，毕竟陈百年的文章，有点无理取闹，有点故意诛求。《现代评论》既然刊出此文，曲解了周、章文章的本意，那么，自然应该刊出周、章的文章消除这种流弊，而竟然只刊出节略的文章来，鲁迅不能不因此产生对他们的恶感来。
然而，就像鲁迅“估《学衡》”一样，他这回“估《现代评论》”，也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因此这件事到《莽原》第六期，忽然来了个峰回路转的变化。
那是陈百年给周、章二先生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就刊载在第六期的《莽原》上。这封信对于了解《莽原》和《现代评论》之争比较重要，陈百年对《现代评论》迟迟未刊周、章的反驳文作了如下解释：
在《莽原》第四期上读了两位先生的大作后，有不得不声明的一件事情，就是《现代评论》所以大作迟迟发表的原因。我接到两位先生的大作时，适我正要回南，没有功夫作答。我便将两篇大作交给现代评论社，并言明，俟回京后，我再作答。现代评论社以为辩难的文章最好在同期发表，俾阅者同时看见，印象可以格外明显些。因我既有预约，所以想等我的文章作好后，一同登载。两位先生寄现代评论社催问的信，恰于我回京前一两天内寄到。现代评论社以为我既回京，大作和拙作不日可以发表，似无回信的必要，所以没有奉复，并非故意不理。想不到我回京以后，为了各种事情忙不过来，搁了许多日子，才能执笔作文，所以一直到了《现代评论》第二十二期始得发表。《现代评论》将大作发表的如此之迟，都是我不勤作文的罪，并非现代评论社的威严可畏，也非有意“留中不发”。因为我的过失而使现代评论社受人误解，我心中很觉不安，所以将源委叙明，请求两位先生的谅解。
陈百年说得很周全，各方面都顾到了，合情合理，但是否真实，就很难说了。他自己把一切责难都担了下来。陈百年虽然在《现代评论》上刊文，但实在不能算现代评论派人物，他和胡适、徐志摩等都只是北大同事，因此由于他的文章而惹起莽原社和现代评论社的矛盾，他内心是有歉意的，而现代评论社多少也算“躺枪”。不过话说回来，现代评论社刊发陈百年的文章，则内心认同他的观点也不是意外，虽然同人刊物都声明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但应该可以预见到陈百年此文一刊，会惹来周、章的反驳。
陈百年的解释如果是可信的，莽原社和周、章会否谅解这种内情导致的冷淡呢？不会，因为迟到的真相，有时并不能改变已有的现实。而正在此时，女师大风潮已起，鲁迅已经在写《我的“籍”和“系”》了（刊《莽原》第七期）。而读了陈百年的这封解释的短信，周、章也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在《莽原》第七期继续写了《与陈教授谈梦》（章锡琛）和《再答陈百年先生》（周建人），陈百年则声明：“我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决不多嘴。但我也要吃饭，不能为了要胡说而牺牲教授的头衔，所以我以后对于这个讨论，只好暂时不参加了。”
只要因种下了，迟早会有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