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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实践，是改变的第一步
我在顺化的佛学院为学僧时，颇有革新精神。我希望佛教能团结人民，但佛学院并没有教授我们相应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愿望。于是，我们一部分人便认为：只有革新佛学教育和修行，才能为大家提供合适和具体的修行之道，以团结人民，废除社会不公，消除战争。
我们采取的第一步措施便是设立简刊，传播我们的主张。那时，我们没有复印机，甚至连油印机都没有，但我们接受佛学院每一位学僧的投稿，并将稿件装订在一起，制成一份简刊。雄心壮志的我们，给这份简刊起名为《海潮音》。潮水涨起的声音，胜过世界的一切声音。简刊在佛学院内人手相传，所有人都读到了。一些导师很喜欢，认为它观点新颖；但也有一些导师不喜欢，认为我们是危险分子，并禁止这份简刊传播。
在佛学院，许多导师将和平、慈悲、无我和众生之快乐挂在嘴边，但却少有人能真正付诸实践。他们宣称要帮助社会，却没有实际地帮助穷人和弱者。当时，许多越南年轻人受到鼓舞，积极加入政治革命组织—比如共产党、国民党。许多政治运动鼓吹与法军抗争，把他们赶出越南，为社会公正而战。年轻气盛时，谁不想为国家做点事呢？许多年轻的僧人受马克思主义吸引，想要离开寺院，参加运动。他们认为禅修已经过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光采取行动反对不公还不足够。我们认为，行动必须包含正念。如果缺乏觉知，行动只会造成更多危害。我们团体认为，一定有可能将修行与行动结合，创造出正念行动。
学院如此固执保守，乃至我们四人决定离去。我们留下一封信，要求改进和革新佛学教育和修行的方法。我们的离开好似一道正念的钟声，告诉他们，如果不引起重视，学院里其他许多人都可能离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社团，可以让我们按照我们认同的方式学习、教授和修行佛法。
那段时期十分困难。我们没有一分钱，但许多朋友都来支持我们。我们在乡下找到地皮，建了一座小寺，并在那里修行。我们有充足的精力、动力和善意。我们不找寻钱财、权力或名誉，只想找寻到能帮助我们改变社会，应对时代变迁的佛教模式。
在西贡，我们建立了一个修行社团。我还就佛教在经济、教育、政治、人文领域的应用和革新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和期刊。直到那个时候，在西贡的佛学院才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想失去更多人，就必须做出改变。于是他们开始开设哲学、比较宗教和科学课程。
几年后，1964年，西贡佛教会请我担任新周刊《海潮音》的主编，我接受了。这一次，在我们创办第一份人工装订杂志十年之后，《海潮音》得以正规印刷和装订并广泛传播。我们的编辑团队开始报道佛教团体促进国家和平和统一的事宜。佛教徒们出门宣讲，领导大规模街头游行、绝食抗议，撰写文章和信件。我们也刊登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诗人的作品，每周印制50000份，空邮至顺化和岘港。
我们大家都在西贡编辑杂志时，我住在竹林寺那边的一个小茅草庙里，距离城市中心大约一个小时摩托车程。住在那边的师兄弟帮忙将茅草庙变成了一个精巧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住进去。每个星期，我们都可以一起坐禅、行禅，一起想象光明的未来。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基于修行的行动，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能满足人们需求的行动。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入世的修行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和平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