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人常以西哲康德的问题为根本问题，即：

我能知道什么

我应做什么

我能期望什么

人是什么

前三个问题分别对应于康德的三项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而最后的问题“人是什么”，康德并未以专书来阐发之。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做哲学的了解和回应？有些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企图从生命进化论，或从人类的历史形成与实践来回答。在现代中国哲学中，如梁漱溟大量运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如李泽厚特别注重劳动实践和使用工具对人类形成的意义。这些作法应当说还是在科学的典范下展开的，或是自然科学或是社会科学，而并不是真正哲学的视角和方法。所以梁漱溟讲了那么多的从动物到人类心理史的发展，把理性（梁漱溟所说的理性有特别意义，与一般所说的理性不同）说成是不期然而出现的，使理性成为“后天”的东西，在哲学是已经落在第二着，与其根本思想不一致。最后他仍不得不穿越心理史，提出“宇宙生命”，来作为理性的本体和根据。可见，就本体论的建构而言，从科学到哲学是不易行得通的。李泽厚亦然，他主张工具本体的人类学本体，仍然是历史唯物论的路线，也是典型的科学唯物论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心理本体根本不能作为本体。尽管他用双本体来讲，但实际上终极的本体只能是一个，还是要归结到历史实践的本体，心理本体必落在第二着。

这样来看，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中，还是熊十力的宇宙本体论较为成功，特别是其后期本体论简易直截，体大思精，实堪为典范。不过，如果站在儒家哲学的立场来看，熊十力的体用论与佛教牵涉过多，这固然由于他的个人心路经历使然，对于说服他自己可能是必要的，但大部篇章用来解说佛教名相及与空有二宗相辩，对现代儒学却不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熊十力仍受到近代西方哲学“精神—物质”二元分析及唯物—唯心二元分析的影响，其《新唯识论》把心说为宇宙本体，虽然是继承了宋明时代的心学一派，但心学终归不能全部代表儒学和中国哲学的主流。何况，现代哲学对主体性早已提出许多反省和批评，主体和主体性的观念遭遇了严重的挑战。

中国晚近的哲学领域，颇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些影响。海德格尔哲学号称最晦涩的哲学，却在现代中国哲学界（这里说的中国哲学界是广义的）大行其道，引起最多关注。当代中国研究海德格尔的论著超过所有20世纪其他的西方哲学家的研究论著，《存在与时间》成了哲学系学生必读的硬书。然而Being本来是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特有的问题，而今天中国的中西马哲学若都要事事从存在Being开始，这是根本不合理的。Being作为系动词应译为是，此种系动词的用法是汉语中本来所没有的。 把是系动词带来的西方特殊问题当做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这至少对中国哲学来说，是迷失了方向。

因此，对照康德的第四问题“人是什么”，我们从儒家哲学的立场，要提出的是“仁是什么”，或者“什么是仁”。因为恰恰在中国哲学中，人与仁互为定义，“仁者人也”，亦可说“人者仁也”。要回答人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什么，在儒家的立场是必然要以“仁”为基础来回答和阐明。

一个哲学是要提出一种世界观，一个哲学体系并不是要提出一套由经验加以论证确定的科学式的体系，哲学与科学不同，其功能和要义是提出对世界的了解，每一种了解可构成一个系统，哲学史就是这些不同的了解的系统互相作用的历史。

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哲学追求基础性实体的努力，海德格尔反对西方传统哲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而对世界整体的把握，或对世界作整体的把握，即是所谓形而上学思考的需要；当代中国哲学越来越重视价值观问题研究，而价值观的确立也需要形而上学的基础。所以重要的不是抽象地反形而上学，而是把形而上学与人的价值、人的实践、具体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对其存在和意义作整体上的说明。 5sUEA9O6ht8N+cCjEPjC1Ppb9bhTCTK8cv0FIsmDCeRi5/M9arDmrJOwFf7G9e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