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来简单看看荀子。荀子虽然重视礼,但他首先肯定了先仁而后礼:
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
其次荀子也坚持以爱论仁: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处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这一段话之值得注意在于,这里提出了三种仁者的人—己关系。儒学一般主张的是仁者爱人,即仁就是爱他人,而这里又提出了另外两种。一种是仁者使人爱己,即仁就是使他人爱自己,这应当是指使百姓爱戴作为领导者的自己;一种是仁者自爱,即仁不是爱他人,仁是爱自己。照荀子这里的排列,认为仁者自爱是最高的认识,仁者爱人是较高的认识,仁者使人爱己是一般的认识。“仁者自爱”这个说法在先秦儒学中是罕见的,它只有在以下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即,自爱则是自修其德。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仁是不是只是一个指向他人的德行?仁是否包含了人自身的修身?克己复礼为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才能看出其意义。
如孟子说: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说也见于《谷梁传》:
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
这里从仁者爱人出发,把道德要求都理解为对他人的态度,从而又要求人们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反省自己的德行。“反求诸己”包括自反其仁、自反其智、自反其敬(礼),对自己的德行加以反思、反省。与上一段反其仁、反其礼、反其忠有所不同,在这里是把仁智礼三者加以突出。但“反”的对象既是内心,也是行为,而不是单单指德性而言。
孟子更提出:“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礼记》也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不怨他人、反求诸己的德性修养,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就是仁者待人处事的态度。
后来《荀子》中也提倡此说:
曾子曰:“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识。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
可见在这一点上孟子和荀子是一致的。
总起来看,西周的“仁”以爱亲为本义,但到孔子已经把爱亲发展为爱人,并把爱人之“仁”化为普遍的伦理金律,故那种强调仁的血缘性解释的观点对孔子而言是不对的。 孟子向外把爱人扩大到爱民、爱物,又向内把仁追溯到恻隐之心,从内外两方面扩大了仁学。《易传》把仁的意义更加扩大,使仁与天地之生生联结起来,把仁与元对应起来,于是仁不仅是“善”的根源,也可以是宇宙的根源,开始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礼记》用“成己仁也”的说法把仁定位为己之性德,引向内在的性之本体,而且把宗教性仪式的表现看做仁的最高表现方式,将人与天贯通,体现了把仁通向超越面的一种努力。《礼记》还将仁义与气直接对接,发挥了德气论,借助于气论更突出了仁的宇宙论意义。荀子则坚持孔子、孟子的主张,认为仁不只是一个指向他人的德行,仁包含了人自我的修身。从仁体的角度看,先秦儒学的仁学已经从多方面显现了仁体本有的广大维度,但还未能真正树立仁体论,这必有待于汉唐宇宙论、本体论之发展,直到宋明儒学始能完全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