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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诸书中也记述了不少论仁的思想，这些论述分享了儒家对仁的理解，使得仁在先秦诸子中成为一个有理解共识的概念。也就是韩愈所说的，在先秦时期，仁对于各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定名”，即意义确定的概念。如《庄子》书中多处谈到仁：
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为者，天也。
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
在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庄子对仁的理解：仁被理解为在亲亲基础上的推广，从对亲人的爱变为爱人利物的爱；而且借孔子之口，肯定了仁义是人之性。不仅肯定仁义是人之本性，而且以“中心物恺，兼爱无私”，为“仁义之情”，物恺即和乐。这个话是否孔子所说，虽不能肯定，但无疑代表了庄子的理解。这既说明了仁心就是仁爱和乐，也明确从情感的意义上提出了仁义之情。此外，把物品的分均作为仁的体现，也颇有意义，显示出仁的社会政治面向。
明确用“仁爱”解释仁则见于《墨子》书中：
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
但墨子更多地是把仁和利人结合起来，如：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管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
这个说法可能是受墨子一派的影响。
《管子》中也有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方，如：
管子对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
“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阐发仁的思想显然来自孔子。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如：“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
也都明显受到儒家的影响。
当然《管子》中也有从法家的立场表达的一些看法，如：“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管子·法法》这里不仅指出行仁要注意合法，也表达了一种看法，即“仁”倾向于突破“法”从而破坏正义的平衡。类似的观察也见于《尹文子》：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汤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笼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圣人错而不言也。
这里指出，仁既“所以博施于物”，同时“亦所以生偏私”，因为仁爱是推己及人的扩大，从对双亲的爱扩大到仁民爱物的爱；但正是因为仁是从亲属之爱开始，也就存在者对亲人的偏私，而使仁的扩大受到一定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