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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体广大，但仁体的显现于人，则依历史之演进，而有不同的阶段、形式，从而在历代儒者哪里，表现为不同的认识、体会和说法。这些说法并非就是圣贤的“方便说法”，而是仁体的自我显现乃有一个过程。
孔子的仁思想自然以春秋的仁说为基础：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为仁即行仁，即是实践，仁的实践以孝弟为根本，是因为仁的本义是亲爱，而亲爱始于对父母双亲之爱，此爱落实在行为即是孝，落实在兄弟即是悌。在孟子：“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
孟子在这里提出亲亲与仁的密切联结，亲人有错而不怨，表示与亲人关系的疏远；亲人有错而怨之，正是亲爱其亲人的表现。这个说法是对《诗经》小弁、凯风的评论，未必有普遍的意义。无论如何，“亲亲，仁也”，是突出仁所包含的亲亲的意义，也同样意味着亲亲是仁的基础的意义。《礼记》两次引舅犯之言“仁亲以为宝”，也是证明。
因此，《论语》中最著名的例子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问知。子曰：‘知人。’”
孔子对爱人为仁的揭示，继承了春秋时代仁的观念，也明确指明了仁和孝悌的关系，孟子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虽然仁的最基本的体现是爱亲事亲，但在孟子的时代，“仁者无不爱”
已经成了儒家的共识，仁是爱人的德行，完全超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爱之情，但仁在实践上，又以孝悌为起点。
由于仁是爱人，所以己欲立而立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又由于仁是爱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这些都表明，孔子的仁说早已超出血缘伦理，而是以孝悌为实践基础的普遍的人际伦理，其仁者爱人说、伦理金律说，都具有普世的意义。
后世往往注重克己复礼的说法，即：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是孔子以前已有的传统说法。周代是礼乐文化的时代，所以早期的仁说不能不受到礼文化的笼罩，孔子以前已经有以“克己复礼，仁也”
的说法，也有把仁说为“出门如宾，使民如祭”
的讲法，这些都是在礼文化笼罩下对仁体显发的局限或障蔽，孔子早年也受到这些传统的影响。但孔子的伟大贡献即在于，他能够突破这些传统礼学对仁说的局限，坚持“仁者爱人”的精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根本上确立的仁学的伦理学立场，这个阶段既是认识仁体的基础阶段，也是仁体发显的基础阶段。
总的来说，在仁体的问题上，虽然孔子对于道体即川流之水而有所指点，但只是有所指点而已，并不欲多论深论。
孔子对于仁的指点，主要是设定仁的普遍价值，特就德行、工夫而言求仁，这也是宋明儒者一致的看法。盖因此时为儒学建立之初，如梁漱溟所说理性初启，孔子不可能直就本体来揭示，所以强调德行和功夫，以工夫而合本体，以德性而求境界，注重德行的实践，以达到仁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