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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近现代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教育家。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他的许多著作已成为史学领域经典。
陈垣自幼酷爱读书。其父从不吝惜金钱，每每满足他的读书需求。陈垣成为学者后，将自己书斋名以父亲别号“励耘”命之，称“励耘书屋”，还将所刻之书称为《励耘书屋丛刻》。
陈垣写《通鉴胡注表微》，引用了两百五十多种书，作详细考证。陈垣著述必要请人批评，一般得修改4次才能定稿。
抗战时期陈垣留在北平。他发现城东郊有《嘉兴藏》，便带了助手去阅读、抄录。因为那里蚊子多且凶，他只得预先吞服了奎宁。
陈垣是广东人，却能说一口标准北京话。他上课时学生记的笔记，一字不改，就是一篇流畅、通顺的好文章。他很少点名，却几乎从未有人缺课。
陈垣认为，材料、工具、方法为治学之3大要件。陈一生嗜好就是买书、读书。他常说：“我如鱼，书如水，鱼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抗战爆发后，因为离不开多年的藏书，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北平。
陈垣为学生开史源学实习课，以顾炎武《日知录》及全祖望《鲒埼亭集》为本，命学生分查史源，为史学方法之练习。陈教学很是勤勉，他给学生出题后，自己也写一篇。发还试卷时，他把学生的试卷择优张贴在走廊墙壁上，同时也贴出自己写的那篇。学生对照寻思，收获很大。
陈垣被称为学界之显微镜，其撰文写作精于造题。早年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初题为《元代也里可温考》，几经推敲，乃删去“代”字。
陈垣习惯散步，每日早晚各一千步，以口诵幼时所读之《千字文》为准，散步时即默诵《千字文》以记步数。因用数字记步不易准确。《千字文》诵毕，一千步亦即走完。
1931年“九—八”事变后，“二陈”的治学方向均有改变：陈垣注意到民族气节；陈寅恪则讲政治制度。两人都不再治考据，而是讨论大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末期，陈垣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授“国文”时，为使学生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提高爱国觉悟，对作文约法三章：一不准作白话文，必须作文言文；二不准用钢笔自右至左竖写，必须用毛笔这样写；三不准写简体字，必须写繁体字。
1942年日伪当局逮捕辅仁大学教授。校长陈垣忧愤之至，通过讲“微言大义”一节抒发爱国情怀。
陈垣博览群书，记忆力超众。早年在辅仁大学任教时，教员们都把他当活字典用。有人比喻说：“他如知道某处地下有伏流，刨开三尺，定然能有鱼跳出来。”
1942年陈垣在主持辅仁大学“返校节”时，见来宾中有丧失民族气节者，就在致词里巧妙讲了一个故事。说有次射箭比赛之前，孔子命子路宣布：“凡是败军之将、投降事敌、亡国大夫、在敌伪做官者，均不得进场。”宣布过后，有些人只好溜了。大家明知他是借题发挥，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讲的是孔子。
陈垣治学严肃，对备课极为认真。他曾对学生说：“我对学术上某些问题研究已一两年之久，而对你们讲授不到一两小时便结束了。”他主张教师应一面教书一面读书。
陈垣对学生撰文写作，常告诫要注意“开头便错”，使学生无不兢兢业业。陈曾对学生云，为学者为了某专题到书丛里去找材料，如果只注意一点而不及其余，其实是很大的一种浪费。
陈垣曾对某学生说：“君常混用‘臭’‘嗅’两字，何故？”学生说：“此两字仅有一口之差，甚难辨别。”陈垣说：“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男女间亦不过仅差一口，而分别大矣！不可不察。”
陈垣推荐启功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课。但两年后，管教务者调查学历，认为启功只是中学生，不合格，竟把他解聘了。陈得知后，便让他在大学教一年级国文。
抗战期间，陈垣在北平，陈寅恪在昆明，各写论文研究杨贵妃。当时烽火漫天，互不通问，然两人文章结论不谋而合。
陈垣常对人说：“一篇论文或专著，做完了不要忙着发表，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
陈垣从蒋良骐编《东华录》考信，认定顺治死后始称灵柩为“悴宫”，以后改为“宝宫”，正说明最终是火葬的。从一个字解决了一大难题。
陈垣说法国学者伯希和所用治学方法，是清代乾嘉诸老治朴学的方法。向达以为还不止此，说道：“法国汉学家能运用比较语言学工具与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及中国的史地知识，这是乾嘉学者不能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