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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1894—1941），籍贯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现代作家、学者。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6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其间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五四运动前后从事文学活动，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等。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系主任、教授。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一生著作颇多，有《花》《落花生》《空山灵雨》等。
许地山年轻时曾在缅甸一个寺庙里研究梵文，两年不出庙门。
20世纪20年代初，许地山、耿济之、郑振铎、翟世英等同在北京求学，空闲时经常在金鱼胡同东口之青年会图书馆谈天。该馆藏有许多俄国书籍，他们在闲谈时又阅读了大量俄国原版名著，使他们共同产生了翻译俄国作品的热情。
许地山带学生参观北京古迹，只要有问必有所答。不论是神像的一个帽子或是菩萨的一只鞋子，他都能说出所象征的意义。
许地山有许多宗教古物，每年开一两次个人展览会。他的不少古物在北京古物陈列所都无法找到。
许地山在北京十几年，走遍了全城的饭馆，主要是为了调查故都饮食之沿革。
许地山年轻时爱蓄八字胡，但在燕京大学教书期间将其刮净了。于是新闻系所办中英文报大登其刮胡子之消息。那年《燕京年刊》也列入“据说他（许）的胡子捐赠到伦敦博物馆去了”的漫画标题。
许地山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们视为“怪人”。其怪有三：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梵文）；每日穿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且不理发，头发留得很长；吃窝窝头不佐菜而蘸糖。由此获雅号“许真人”。
许地山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满室堆积书籍，由此名其室为“面壁斋”，含意心无二用，目无斜视。他说：“这样才能专心致志，武装自己头脑；才能广博知识，明晰道理。”
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时，住处三壁均为书架，其中两壁书全系他在国外时从博物馆或图书馆抄来的。许研究历史服饰，常带学生赴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他说庙里塑像服饰是宋代的，大都是庶民打扮。
许地山执教燕京大学时，曾多次到北京城里的东岳庙观摹，请同学帮他们绘制72尊泥塑神像。他说，这些泥像虽塑自元朝，但穿戴却是宋朝服饰，而宋以前服饰是与宋相殊不大的。
许地山在燕京大学讲授佛教文学，学生们常嫌上课时间太短。
许地山从不写应景之作。香港某报曾以稿费比别人多一倍相许。许对朋友说：“无论这家报馆是2元千字的稿费，即使是1元1字，我也不屑替它写稿。”
许地山曾为学者治学提出看法：不需要就没有学问，没有学问就没有技术。他说：“不需无学，不学无术，我想这8个字应为所有学者的金言。”
许地山曾大量搜集“压胜钱”，计划编一册“压胜钱谱”；有一段时期又收集各样不同的门神绘像，准备研究这种民俗。
许地山父亲是丘逢甲好友。后来许在北京印了一种丘之诗集，在游台湾时带了几十本诗集前去，预备送给父执
。但在海关全部被日本人没收了。
许地山和老舍都很健谈。两人经常闲步在英国伦敦街头，一谈就是三四个钟头，把别的约会都忘掉了。
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时，每天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被同学们取笑为“书虫”。他说：“‘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假使我的财力、事业能够允许，我情愿在牛津做一辈子‘书虫’。”
许地山认为，做“书虫”要具备5个条件：身体健康、家道丰裕、事业清闲、志趣淡泊、宿慧超越。
1935年香港大学接受胡适建议，聘请许地山出任文学院中国文史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开办至此，只有两个内地教授，另一个是医学院的王宠益。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任教时曾自制一联：“书生薄命还同妾；名士厚颜颇类娼。”
许地山任教于香港大学时，每次课必由妻驾车接回。有次妻因购物迟到，他说：“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又为我节省许多金钱，时者金也，到底我们都没吃亏。”
1939年许地山在香港任燕京大学校友会主席。开会时忘了写报告书，他说：“不必写了，我自有办法应付。”他在致词时说：“今晚原拟将一年来会务向同学们报告，但最后我决定，多让出时间给校务长谈母校情况为好，会务报告留待下次再开会提出……”
许地山曾向学生们传授写作秘诀，他称之为“三宝”的是：智慧宝，乃天赋；人生宝，即生活经验；美丽宝，说的是语言技巧表现的思想美。
许地山在一次谈话中说，他比较喜欢茅盾、沈从文的作品；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张资平的更不大适合于青年人看。
许地山认为，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乃自印度及南亚辗转传入，因而他翻译了《孟加拉民间故事》。
许地山写小说，署名常用“落花生”。郑振铎问他取这名是什么意思？许说：“落花生嘛，花不美丽，但结的果实用处很大，很有益。”
许地山逝世，端木蕻良作挽联：“未许落花生大地；不教灵雨洒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