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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文化革命主将与旗手。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著述六百余万字，代表作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散文《野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及几百篇杂文，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等。
鲁迅少年时代读《七剑十三侠》，因向往“十三侠”，故自号“戛剑生”。少年时代的鲁迅，一次上学迟到了几分钟，便在课桌角上刻了一个“早”字。
鲁迅儿时的课堂名曰“三味书屋”，取自古语“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是清乾嘉年间书法家梁山舟所写。当时书屋正匾两旁还挂有一副木刻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
青年时期鲁迅有抄书的习惯。起初抄录小本《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后来抄录《唐诗叩弹录》，还抄录了陆羽《茶经》3卷和陆龟蒙集《五木经》《耒耜经》等书。除了上述古籍，他还抄过《唐代丛书》等。此抄书习惯一直保持到三十多岁。1911年他抄录了两大册《说郛录要》和从大量古籍中抄录出来的六百余张纸条；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正值清廷庆亲王戴振和钦差大臣那桐来日，有东京侨民王惕斋前往迎送。鲁作打油诗以讽：“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盖王住在新桥，且断一臂，自称“独臂翁”。
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有半句话：“过了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多数人以为是“一条好汉”。日本学者曾田涉曾问过鲁迅本人：“一个什么？”鲁迅说：“一个年轻人。中国社会相信佛教轮回说，人被杀后转世再生，二十年之后又是一个年轻人。不过此事我不敢保证。”
20世纪30年代，上海北新书局曾收到数种以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改编的剧本稿。书局本拟选其一种出版，因鲁迅自己不同意而作罢。后所流行的乃为陈梦韶编，华通书局出版。
鲁迅著译作品达六百多万字。他的手稿大多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书写的，文中所用删节号都是6点。
鲁迅1915年4月6日日记有：“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但陈向来不谈及此事。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些会有攀附名人之嫌。
有人曾请鲁迅写自传。鲁迅回答道：“过去是写过一篇，大概六百字；现在再添上几年生活，也不过七百字左右。”
有一段时期，鲁迅的某些书，在版权页上除印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外，另加盖红色印章“鲁迅”。此为防止盗印，或个别书商不老实之举（多印少报），以维护自己权益。
鲁迅读书有个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是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想必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开卷有益”吧。
有一次，鲁迅对青年作者说：“弄文学的人，只要坚忍、认真、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攻击，就悲观。”
孟十还随鲁迅游泳，几次出险。鲁迅笑说：“十还、十还，你的性命委实是从危险中拾回来的，你的名可谓副其实了。”
鲁迅患胃病，经年始愈。因自书一联“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悬设座右。
鲁迅将小说集《呐喊》编完后，交孙伏园去付印，并拿出200元钱再三叮嘱：“印500册好了。”而孙一下子就印了1000册。鲁迅气呼呼地说：“印1000册，有谁要呢？”但不出两星期，1000册书即售完，赶紧加印。
鲁迅在北京教书时，曾对学生说：“我不喜欢刘备，他好哭，最无用。我喜欢曹操。中国文学史上父子俱是一流文学家的，没有能比得上他们曹家。曹操得罪了明、清的戏曲家，把他编成了一个白脸。”
鲁迅上课时，其铅笔横置右耳上，以备更正讲义中的错字。有时畅谈不止，一小时不动讲义，他的笔仍是放置耳上不动。下课后步行，其笔仍在耳上。
辛亥革命后人多喜研“红学”，而鲁迅却喜读《儒林外史》。他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深刻。”鲁最喜欢的是杜子美诗，只要提出一个题目，他就能背诵全作。
鲁迅与郁达夫交往密切，两人都爱喝绍兴酒，酒后大谈文坛掌故。有时候兴之所致，彼此竟测起八字来，作为休息时的一种娱乐。
1921年鲁迅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有读者称之为《阿鼠正传》，原来他们不识英文字母“Q”，以为是拖尾巴的老鼠。《阿Q正传》在报上陆续发表时，有不少人写信提出抗议，因为他们都以为是写他们自己的。
鲁迅《阿Q正传》刚发表时，署名“巴人”。当时主编《晨报》的是四川人蒲伯英，他也是“开心话”栏目主要撰稿者，人们还以为此文是他写的。后有人澄清，并说这样署名无非出于“下里巴人”之意。
《阿Q正传》最初发表时，原是放在《晨报》“开心话”一栏，隔7天一节。还只刊载到一半时，茅盾就发表评论认为它是杰作，说阿Q并不会真有这样一个人，可到处可以碰见这样的人；他是个代表人物，就是所谓“典型”。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常到鲁迅家作客，他翻译了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鲁还幽默地告诉他：“阿Q现在还治理国家。”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什么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人的名字呢？鲁迅幽默地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1927年鲁迅编《唐宋传奇集》。其《序例》有：“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他解释说，这是刺高长虹的。高自称是太阳，说景宋（许广平）是月亮，鲁迅是黑夜；太阳在追求月亮，但月亮却投入黑夜怀抱中，所以他在那里诅咒黑夜。
1934年《人世间》杂志社给鲁迅写信，说他们辟有“作者访问记”专栏，将刊出作家照片；请鲁接受采访，以书斋为背景，给他照张像，再与夫人及公子合拍一张全家照，一并刊登。鲁迅复信说：“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
鲁迅投稿，编辑按字数计算稿费时，将标点除去。后又向鲁迅索稿，鲁乃精选一篇无标点之稿送去。编辑不能断句读，乃请鲁迅自标。鲁笑曰：“标点固须费事也，何不算稿费？”编辑以后算稿费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1927年许钦文去杭州商科中学任教。时学生们都迷恋包天笑小说。有一次上课，一学生问许：“现在中国的大小说家要算是谁？包天笑怎样？”许良久始答：“现代中国可以说没有大小说家，勉强说只有鲁迅……等几位。”
鲁迅一生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上层人物都送帖子请他吃饭，但他拒不赴宴。后鲁迅索性把请帖拿到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了一张纸，上书：“概不赴宴！”
北京女子师大校长杨荫榆，因许广平领导学生运动，便侮辱许是“害群之马”。故此鲁迅和许寿裳都戏称许为“害马”。
鲁迅说愿意做“牛”；郭沫若说愿意做牛“尾巴”；茅盾却愿意做牛尾巴上的“毛”，帮助“牛”把吸血的“大头苍蝇”和“蚊子”扫掉。
1932年10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同邀鲁迅和许广平夫妇于杭州聚丰园话别。席间鲁迅“凑成”那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诗；后于12日书成条幅，赠送柳亚子。诗后鲁题有跋语：“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
1936年李霁野在信中对鲁迅建议：“应该有个人好好为你写部传记”，“只有景宋女士合适”。许广平赞同，并马上收集材料。鲁起初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1936年10月章太炎去世，赴追悼会者意不足百人。有人慨叹，中国青年对本国学者不如对高尔基那样热情。鲁迅听说后，扶病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文。但不久后他自己也因肺病去世了。
鲁迅在给朋友的函信中，谈及“硬看”学习法：“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
爱尔兰文豪萧伯纳在上海见到鲁迅，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回答说：“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前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曾问许广平，在中国，最了解鲁迅的是谁？许回答道：“冯雪峰。”
冯雪峰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冯告诉毛：“有个日本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听了哈哈大笑，然后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许钦文第一部小说集《故乡》发表时，鲁迅便说：“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描写青年心理上我不及作者。”
鲁迅从夏曾佑诗中寻句作联赠友人，“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以讽秦始皇焚书坑儒。但联后题跋却称：“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致。”
曾有人问鲁迅，为什么喜欢与巴金一道工作？鲁说：“巴金做事比别人更认真。”是的，晚年的巴金，在自己书桌上仍放着一本《汉语词典》。
鲁迅用大量心血培育青年作者。许广平亲眼看到他细心帮助青年，“逐字逐页地批改文稿，逐字逐句地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工夫”。
鲁迅还热切帮助工人作者。一次，他收到林克多《苏联闻见录》文稿后，即放下自己《三闲集》的编辑工作，花了好几夜工夫，一字一句校读完林那字迹潦草的文稿，并写了一篇序言。
萧红将小说《生死场》原稿交予鲁迅。它是用复写纸抄誊的稿子，笔迹又粗又蓝，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还夹杂着蓝色油墨的斑痕，稿子中还时常出现错别字及用词不当的地方。然而鲁迅仍对萧红写作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感到欣喜。
鲁迅自己掏钱出版了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又为其作了一篇序。鲁说《生死场》“可以扰乱读者的心”。
鲁迅在清末写有文言小说《感旧》，讲述他童年的私塾生活，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主编恽铁樵在审稿时认为此文能处处传神，还对不少句子加上双圈。
郁达夫最喜爱鲁迅七绝诗“洞庭木落楚天高”，称是鲁迅七绝中压卷之作。他准备请鲁题写装裱挂在书房里，但后来鲁写给他的是另一首律诗。
1933年1月19日郁达夫为鲁迅作诗一首：“醉眼朦胧上酒楼，《仿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并将书就的条幅亲自送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曾说：“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片微红的新月。”
刘大杰称，鲁迅和郁达夫是中国“五四”以来在旧体诗方面最有成就的。
许寿裳评鲁迅诗有四长：使用口语，极其自然；解放诗韵，不受拘束；能采取异域典故；时常讽刺文坛短少。
鲁迅有“东方高尔基”之称，日本人比之为二叶亭四迷，而赵景深说他颇似俄国契诃夫，更有人尊之为“当代施耐庵”。
1938年蔡元培为《鲁迅三十年集》作序，鲁迅的学力“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其中“然欤否欤”原为“是否有当”，由余天民建议改写。
福建《民报》记者曾在报上征答“我所喜爱的文艺读物”。郁达夫的书面回答是：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和沈从文的《阿丽丝漫游记》。
鲁迅的《骂杀与捧杀》嘲讽刘大杰标点《袁中郎全集》，但那本书乃是他人因生活无着，借刘之名标点的。为不使朋友难堪，刘不愿道破，宁可自己背着骂名。
鲁迅在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家宴上，指着一道青蟹菜，用筷子点点蟹壳，讽刺同在席的顾颉刚说：“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许寿裳和鲁迅聊天时，问他在《离骚》中最喜爱哪些词句？鲁当即回答了4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鲁迅为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许世瑛（许寿裳之子）读古籍开了张书单，一共12种，并录有简要说明。他说，这些说明“其实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鲁迅在指导许世瑛读《抱朴子》时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的，可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有不少正确言论，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常对文学青年说，勿在三四流的著作里兜圈子。巴金也曾说过：“精读一本世界名著或权威著作，一生受用不尽。”这与中国古籍所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道理是一致的。
鲁迅在小说《采薇》末尾创造了一个“阿金姐”，代表万古常新的谣言家，别人以为是她气死了伯夷与叔齐。曹聚仁认为，这是鲁迅揣摩今人心理创造的。后来他读了《文选注引古史考》《金楼子》等书，方知伯、叔被气死确有出处。
吴虞读了鲁迅《狂人日记》后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并指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鲁迅对译著极为认真。他翻译果戈里《死魂灵》时，书中有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他不知道威奴斯出浴的姿势，便翻查了许多资料，才在译文处注明：“威奴斯的姿势是，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间。”
鲁迅喜爱的3位外国版画家是珂勒惠支、梅斐尔德、麦绥莱勒。正是鲁迅第一个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鲁为麦绥莱勒编选木刻连环画集《一个人的受难》，并作了序文；为珂勒惠支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目。
鲁迅在给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写《后记》之前，每天夜里将译本从头到尾一句句地校改。写完《后记》之后，他自己生了一场不算轻的病。
鲁迅为约郁达夫翻译高尔基《一封信》想尽了办法。他在《奔流》l卷10期《编校后记》中说：“我运动达夫先生一并译出，实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几回，是诱以甘言……有一回，是特地将读者称赞的来信寄去……但至今似乎也终于没有动手……现在索性将这情形公开出来，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恶毒’的催逼。”直至1931年初，郁才译出这《一封信》。
郁达夫译辛克莱《拜金艺术》，内有名言“一切艺术皆宣传”。鲁迅表示欣赏，且加了一句话：“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艺术。”
有一次鲁迅与郁达夫谈及办定期刊物，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诗刊，一种是像《论语》专门登幽默的杂志。因为诗与幽默都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货物，每期要凑齐一定字数，势必有所不能。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其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每篇3元（一般是千字l元）。鲁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瞿秋白逝世后，鲁迅邀茅盾、郑振铎编印瞿之遗作。书名由鲁定为《海上述林》，一共六十万字，文艺评论和小说、散文各占一半。名曰“述林”，取“述而不作”之意。出版者署名“诸夏怀霜社”，亦是鲁迅意见，“诸夏”即中国，“怀霜”是怀念瞿秋白，因秋白原名“瞿霜”。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其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将它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鲁迅旧体诗中有5首借鉴了李商隐名句，即是《无题》“敢有歌吟动地哀”（《瑶池》“黄竹歌声动地哀”）；《惜花》“金屋何时贮阿娇”（《茂陵》：“金屋修成贮阿娇”）；《无题》“下士唯秦醉，中流辍越吟”（《念远》“日月淹秦甸，江湖动越吟”）；《无题》“六代倚罗成旧梦”（《咸阳》“六月楼台艳绮罗”）；《偶成》“春兰秋菊不同时”（《代魏宫私语》“春兰秋菊可同时”）。
鲁迅最初不想搞创作，认为现在的人睡在没有窗户的大铁屋子里，外人大声喊叫，醒了的几个人会更痛苦。约稿编辑钱玄同回答：“既然有几个人起来，你就不能说没有破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被说服，开始写小说，第一篇便是《狂人日记》。
鲁迅以为自己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半部分写得很草率，决不能称为佳作，故在《呐喊》再版时删去了。
有人曾写信问鲁迅，做文章有秘诀吗？他很爽直地说：“如果有的话，文豪传于其子，则世世代代为文豪了。”
鲁迅曾说：“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
鲁迅在文章写成之后总要再看几遍，甚至寄出稿件之后还在推敲文字。一发觉不妥，即要求报馆更正。孙伏园在编《晨报》副刊时，往往从鲁迅那里拿到文稿刚回报馆，就按他的电话要求修改某些文字，而且会再次打电话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