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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革命家、社会学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5年之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自编《瞿秋白论文集》。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曾翻译《国际歌》。
1904年，5岁的瞿秋白进入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启蒙读书。翌年转入当地冠英小学。他爱学习，勤思考，作文也写得顶呱呱。曾有一篇作文，先生给了满分；拿给校长看，因字写得好，又加了5分。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当译到“国际”一词时，总自感不满，因为这个词的外文是长长一串音节，用意译怎么也配不上原谱。最后，他考虑到该词在西欧各国语言都是同音，便采取音译的办法，译为“英特耐雄纳尔”。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执教期间，为社会学系设置了近四十门课程，称得上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教学规划，注重基础知识训练，力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瞿的课非常吸引学生，喜欢听他课的人不仅有社会学系的学生，也有中文、英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大学的学生，甚至一些老师都愿来听课。由于教室座位有限，室外也站着很多听课的人。瞿讲课时，神态安逸从容，声音高低有致。他为了使大家听明白，引证了丰富的古今中外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做笔记，缺课的学生也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去安心睡觉。
女作家丁玲后来回忆说：“……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他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语言的美丽，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两百多个生字、文法。对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学校常以社会科学为主题，举办各种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李大钊、马君武、胡适、杨杏佛、章太炎、美国学者华德等来校演讲。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8个星期当中，总共有名流、学者35人参加演讲，作了51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
1932年瞿秋白居上海，偶听“小热昏”卖梨膏糖的说唱，受到启发，写了《东洋人出兵》等说唱文艺作品。“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街春色上云梢”，这是“常州三杰”之一瞿秋白在青年时代写的两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