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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陈寅恪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每运用一条史证，必先从几条副证证其确凿，然后再用。抗战期间陈居九龙，在香港大学开史学讲座，第一次用英语讲《武曌与佛教》。
对几种基本的国学书，陈寅恪喜欢将平日阅览的意见或发现的问题写在书上。他尤好《世说新语》，原想出版《世说新语笺注》，后因此书书稿遗失，未成。
陈寅恪在桂林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颇有不甚解处。当他联系由香港脱险归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忽然心通意会。他说：“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
陈寅恪双目失明著《论〈再生缘〉》。每静听家人诵读后，逐段口述内容，由家人一字不遗记录下来。他的每句话，录下来便是质文俱美的文辞。
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3种讲课方式：一如梁启超，不发讲义，也不用讲稿；二如陈寅恪，不发讲义，却有讲稿；三如黄节，发讲义，而且就是一部书稿。
20世纪20年代中期陈寅恪从欧美归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看到许多宝贵研究资料已沦为异邦之物，学人不得不东渡日本，乞求一睹佚籍，以解疑难，陈深以为羞。1929年在北大史学系学生毕业时，他赠诗曰：“群趋东邻爱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课。凡讲佛经文学，必用一块黄布包了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陈精通佛经。其父陈三立死，他人都主张依习俗诵经。他反对说：“我读过各种佛经，都是骗人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奥格司佛镇。女学者陈衡哲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
陈寅恪认为，对子作得好坏，可看出一个人读书之多少、语汇之富贫以及思维能力之强弱等。因此有一年招生考试，他在国文试卷中加了一道对联试题，上联仅有3字“孙行者”。结果只有一名考生答对，为“胡适之”。（原标准答案为“祖冲之”。）
陈寅恪讲学注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按学校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考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
陈寅恪在大学讲授历史。他对学生说，凡他本人没有特别见解的，不讲。因此他上课并不点名，而缺课的人却少，是当时清华听课学生最多的一位导师。
陈寅恪讲白居易《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考证这个“汉”字，他旁征博引，就讲了4堂课。
陈寅恪从不以僻书吓人。他引用的书都是最习见的，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陈寅恪双目基本失明之后，却以二十年时间钩稽沉隐，独力完成八十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
1950年陈寅恪在岭南大学讲授“唐代乐府”，仅有一个学生选修。但他仍认真开课，绝不马虎。
陈寅恪最动人之语是李唐氏族问题之推测，说李唐是胡人。对此朱希祖撰文驳诘，责陈打破传统观念。而陈不以为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陈却推荐朱为特约研究员，对朱收藏之近代丰富史籍深致敬意。
陈寅恪以诗文证史为一种重要史学方法。如以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证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以陶潜《桃花源记》释十六国时期北方坞壁；以韦庄《秦妇吟》补述黄巢起义事迹等。
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赠陈寅恪以自著《科学与玄学》。陈即送罗家伦嵌名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
陈寅恪极善幽默。有一天，他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说：“我有个联句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在这里，学生是指梁启超、王国维的学生，他们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也是溥仪的同学。
陈寅恪重视“三通”（《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通”的序文他都能背诵。
陈寅恪认为，《再生缘》是古代弹词体小说中的“空前之作”，而其作者陈端生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的人”。其理由是，封建社会里，在政治上、社会上有极高地位的宰相、状元是男性专占；然陈端生竟让一个女性获得，表现了“女子不劣于男”的思想。
陈寅恪在70岁时曾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