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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1884—1955），祖籍湖南常德，生于河南商丘。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清末举人，初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主治目录学。1942年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员。著作有《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论学杂著》等。
余嘉锡14岁时读刘基《郁离子》，非常喜爱，即仿效其体例著述数万字。
余嘉锡17岁时读《四库全书提要》，日夜不休。遇有疑难问题，随时就所藏书籍予以考证，并抄录于书页上端。同年他看到张之洞《书目答问》，读之不厌。遇有疑难，即翻家中藏书分别考证，将有关文字写在《四库全书提要》书页上，一年后遂录为一册。其后五十余年岁月，写完《四库全书提要辨证》490册。
余嘉锡讲课从不印讲义，仅带一本书，上面写有提示和纲目。讲课时口若悬河，举例鲜明，但面无笑容，目不斜视，同学们称他“黄河清”。据大家反映，谁若在课堂上不专心听讲、赶记笔记，则课后在图书馆翻上两三天书，也得不到一堂课所获的教益。
抗战时期余嘉锡不愿在北大教书。针对学生选修日文，他就在课堂上写下：“汉儿竟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余嘉锡开《世说新语》研究课，学生争相选读之，连史学系、教育系师生也来旁听，窗户外面都站满了人。
北平沦陷时，余嘉锡针对汉奸横行，写成《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刊于《辅仁学志》。
余嘉锡在辅仁大学讲课，据说只发过一次脾气。上目录学课时，有个学生在后面讲小话。他说：“我讲这门目录学课，不但你不配讲我不好，就是当代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
余嘉锡解答学生疑难，能立刻指出其可看哪部书，甚至还能告明页数。他对学生极客气，考试时成绩再差的也可得D（及格）；但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差不多，要想得C（良好）都很难。
余嘉锡每读一史书，必小心玩其辞意，平情察其是非，搜集证据推敲事实，而后笔之于书。读书每有所得，即随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识，则别易一稿。如此三十年，积稿二十余册。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余嘉锡恐《四库全书提要辨证》亡佚，先取史、子两部分写完两百余篇文稿，排印数百部作为副本。1947年他即以此书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嘉锡以为《全唐诗》是官修之书，若要查李贺的诗，不如去翻阅《艺文类聚》等著作。他还认为，学生初学诗歌不宜即学李贺，称“宜从杜工部入手”。
余嘉锡读书五千余部，自题书房名“读已见书斋”。抗战时因愤日军残暴，改题为“不知魏晋堂”；盖因系湖南常德人，其著述自题籍贯为“武陵”，乃以陶潜《桃花源记》自比。
1927年余嘉锡夫人陈福彩竟以39岁猝逝。他遭切肤之痛，亲撰墓表，称夫人“清闲贞静，出于天生。恕以接人，仁能及物。鞠躬尽瘁，十有九年。存孤健绝，功在宗祀。生叹薄祜，殁有遗恨”。情辞悱恻缠绵，衷怀眷恋。且誓不再娶，鳏居近三十年。
吕思勉（1884—1957），江苏常州人。近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现代中国史学四大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吕思勉一生以教书为主，但他写作竟达七八百万言。每部著作，从搜集材料、撰稿编纂到誊写校核，都是自己动手。
吕思勉晚年曾计划将全部《道藏》通读一遍，为后人研究开辟一条途径，后因患病未成。陈寅恪也称，《道藏》之巨，迄今无专治之人。
吕思勉喜下围棋。有一次到银行缴电费，因顾客拥挤，遂外出观人下棋，不料回来时，银行早已关门。
吕思勉自1900年开始写日记，终生从未间断，每年初就更易日记名称。
吕思勉在光华大学讲课，必发讲义。但他上课却不用讲义，只作重点阐述，谈自己研究的心得体会。他说，讲义是给学生课外自学和掌握系统知识的。
吕思勉一生，其思想经过了3次较大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的术治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在实践中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之后吕在治史的体系上，深受梁“新史学”的影响。
吕思勉早年在青云中学教书时，每逢他上课，从不叫学生去买教科书，也不专门印发讲义，全靠自己口述，内容处处引人入胜。学生都感到，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
吕思勉在大学开宗教课，只用3个小时就把佛教的大小乘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等，讲得清清楚楚。
吕思勉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书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之国学基础深厚，治史有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影响了中国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撰写专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