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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高考恢复了，史玉柱的内心一下子有了前进的动力。因为只要好好学习，就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不由分说，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要知道，在这之前，高中毕业就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史玉柱攥紧了拳头，卯足了劲。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史春祥仍不忘带史玉柱到大城市见世面。史玉柱在18岁以前，曾随父亲两次到大上海游历。后来在谈起上海给他的最初印象时，他感慨上海太大了，太繁华了。让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南京路上24层高的国际饭店，还有迷人的外滩。
上海外滩的楼宇，满眼西洋风格，跟怀远的建筑样式天差地别。他第一次领略了大上海的无穷魅力，可这里给他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他还是感觉自己同上海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远。
从上海回来，他继续废寝忘食。1980年高考在即，史玉柱全力一搏，最终以全县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他的数学成绩尤其突出，只差一分满分。
在浙大，他认真听老师讲课，下课就到学校图书馆借来《数论》等高级的专业著作潜心阅读。可在看过这本书之后，他发现数学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所掌握的知识，只是数学领域里的冰山一角。在大学里，尖子生多多，他不再具备高中时的优越性。他不禁感慨，班上的聪明人太多了，学习都那么好，在这些天之骄子中间，如何才能出类拔萃？
他感觉很难。这可以说是史玉柱数学理想破灭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回忆，他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大学读书的经历，又使他意识到自己做不成这件事情。没有实力做陈景润了，他只能把精力投入到其他方面。
他开始坚持跑步，在培养自己业余爱好上下功夫。每天，他的身影都会出现在浙大到灵隐寺的那段路上，一共18里路，他跑个来回，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
慢慢地，他也表现出了对新奇事物的强烈兴趣，广泛涉猎各种业余活动，玩桥牌、打网球、弹吉他、踢足球……
大三那年，他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刻如期而至：一个是计算数学，一个是纯数学。他想，纯数学比较枯燥，而且不是实际应用科目。如果学计算数学，应用范围应该更广泛一些。就这样，他在表格里填上“计算数学”这个方向，开始接触计算机，学习如何编程。
就在这一年，他放寒假回家，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高中同学王忠民来找他，对他说：“大柱，腊月廿八我结婚，你一定要来参加婚礼。”史玉柱很惊讶，便问，你才22岁，结婚不早点吗？王忠民说，过日子就是生儿育女，吃喝拉撒。人总是要结婚的，早点结婚，总比晚结强。听了王忠民的话，史玉柱暗自摇了摇头。他不是不赞成早结婚，只是人生理想还没有实现，就这么早结婚，他为王忠民感到可惜。
寒假过后，他回到学校，继续维持着中等的成绩，而且“每天被迫接受大脑体操训练”。显然，他对学习有了一定抵触情绪——这并不是他的爱好。
选择了计算机方向，他每天要进学校的小型机房，先换衣服后换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这一切除了让他感到啰嗦外，还觉得计算机没多大用处，索性他只把它当成一门功课来学习。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当时统计局的主要任务是搞数字加减，他被认为“专业对口”。其实，他认为这比较荒唐，因为数学不只是加减乘除这么简单，而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不管怎样，他有了一份既安闲又稳定的工作。在单位的计算机房里，他一会儿写写程序，一会儿自得其乐地玩当时的电脑游戏“挖金子”，过得优哉游哉，不亦乐乎。他对游戏的热衷，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不久，单位领导通知他，有一个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的名额，单位准备给他。给他讲课的老师中，有包括美国号称“抽样调查之父”的专家。史玉柱欣然同意，拎着公文包去了西安。
在这里，他听美国教授讲解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抽样调查方法，没有一种不是通过计算机操作的。此时他才感受到计算机的重要性，回到单位后就找领导汇报情况，说服领导买一台先进的计算机设备。领导批准后，他独自到广州，用5万元搬回了一台IBM电脑。
史玉柱用新买的电脑编写了一个程序，让两个录入人员把统计资料输入进去。以往需要几十人干一年才能完成的任务量，眼下一两天就搞定了，单位的人员都闲置起来。他看到成效后，备受鼓舞，又编写了一个分析软件，可以分析农民的消费行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等。他不断完善自己的软件，精益求精，很快引起国家统计局的注意。
为此，国家统计局特地开了个会，向全系统推广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拿到了一个进步奖，还有几十元钱的奖金。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50多元钱，能获荣誉，还能拿奖金，他的心中升起一股难以平复的兴奋感。
其实，他早就对传统的手工操作感到不满了，才通过编写软件的方式，让电脑在统计领域发挥巨大作用。他开发的这套系统软件，在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正式向全国颁布。上级也决定把他当成后备力量来培养。
简化了工作程序，史玉柱自己也变得格外清闲。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便开始以分析出的数据为基础，写一些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在学术性期刊上发表。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涉猎过这些方面，看过史玉柱的文章之后，对其格外欣赏。
副省长是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出于对史玉柱的兴趣，便对其进行了一次面试。1986年，副省长推荐史玉柱到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并郑重承诺，他回来之后，立刻就可提拔到处级。
这一年，24岁已经立业的史玉柱，响应发小及同学王忠民的“号召”，与妻子董春兰喜结良缘。
深圳大学的学习生活，令史玉柱铭刻于心。在这里，他一边打工一边上课，做小生意勤工俭学。当时，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他有机会阅读到港台和国外一些关于经济的书籍，并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中国一定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深圳大学经常举办一些讲座，其中四通公司董事长万润南就是一场讲座的嘉宾。他的讲座给了史玉柱极大的触动。
万润南从四通的创办讲起，主要集中在讲解“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这个主题。他所要阐述的中心思想是，泥饭碗一样能转化成金饭碗。虽然这只适用于有能力的人，但却给史玉柱深深的启迪，让他开始有了创办自己企业的初衷。
这次讲座令史玉柱茅塞顿开，他发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业的巨大潜力，内心产生了下海经商的念头。
说深圳大学的经历影响着史玉柱，事实上主要聚焦于促使其投身商海。
2008年，深大搞25周年校庆，史玉柱被邀请为学弟学妹们做演讲。他承认，自己下海经商同深圳和深圳大学的启蒙关系密切。他说：“深圳大学在改革开放方面走在全国大学前面，学校学术味道不足，但思想很超前，可能在全国当时也是遥遥领先的。我原本有按部就班的人生规划，到深圳大学整个就变了，这和深圳大学环境的熏陶有关系。”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影响下，他决定毕业之后下海经商。他感慨道：“如果不是在深圳读大学而是在内地，我可能现在还在统计局吭哧吭哧地统计呢。”
史玉柱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出现了重大逆转，无法回头，也无需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