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一个平民的名字，叫克莱岑莎·安娜·阿罗依佳·冯肯胡伯，今年三十九岁，生在齐勒塔尔的一座小山村里，是个私生子。在她身份证的“特征”一栏里画着一条表示“无”的斜线；但是，如果一定要警官描述她的特征，那么，只要朝那一栏里飞快地瞥一眼就必定会看见这样的附注：像一匹骨骼宽大、精疲力竭的山区瘦马。因为在她那过分下垂的下唇轮廓上，在那张晒得黝黑的又长又尖的鸭蛋脸上，在那忧郁无光的眼神里，特别是在那蓬乱厚密、一绺绺油滋滋地粘在前额的头发上，可以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马的特征。她走路的姿态也令人不禁联想到阿尔卑斯山民的一匹驮马所生的傻骡子那样的耐力，它们总是不分冬夏地迈着同样笨重、迟缓的步子，拉着同样的木制大车，愁闷地沿着山间车路爬上爬下。干完活休息时，克莱岑莎常常胳膊肘稍稍张开一点，把松松地握在一起的长着大骨节的双手闷闷地往膝盖上一放，便出神地坐在那儿打起盹儿来，就像骡马站在马厩里，一切感官似乎都麻木。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坚硬的、笨拙的、沉重的。她思想迟钝，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每一种新思想好像都必须很费劲地经过粗筛子才能一点一滴地进入她的脑海。可是一旦她最终接受了什么新东西，便顽强地、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她从来不读书，既不读报也不读祈祷书；写字也很困难，她在厨房账本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使人很奇怪地想到她本人那粗笨的遍身凹凸不平的体型，谁都看得出，她的体型连半点女性固有的特点也没有。她的声音像她的骨头、前额、两髋和双手一样硬，这声音虽然有蒂罗尔人重浊的喉音，但听起来总有些发涩——本来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克莱岑莎向来不对任何人说半句无用的话。没有一个人看见她笑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完全像个动物，因为，也许比丧失了语言还要残忍的是：对上帝无意识的创造物说来，笑这种内心自然流露情感的表现，它们根本就不会。

作为一个私生子，她是社会抚养起来的，十二岁就自己谋生了，曾经在一家客店里当过清洁工，后来她在一家车夫小酒馆里因为干活肯吃苦，像牛一样顽强，被人看中了，便一步登天进了一家像样的旅馆，当了厨师。在那里，她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起床干活，扫地、擦桌子、生火、掸灰、收拾屋子、做饭、发面、揉面、擀面，又是洗又是涮，把锅碗瓢盆弄得劈啪乱响，一直忙到深夜。她从来不休假，除了上教堂做弥撒，从不上街：灶口那一小团火对她说来就是太阳，她一年到头劈的成千上万块木柴就是她的森林。

男人都不搅扰她，也许是因为二十五年的繁重劳动使她丧失了女人的一切特征，也许是因为她执执拗拗、三言两语就回绝了男人的每次亲近。在以乡下女人和未出嫁的姑娘土拨鼠一般的直觉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金钱里，她找到了唯一的欢乐：这样，到了老年，她也就用不着到救济院里啃别人赏赐的酸面包了。

仅仅是为了钱，这个愚昧的生物三十七岁时第一次离开了故乡蒂罗尔。一位来避暑的职业女经纪人看见她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和客房里操劳不息，就以答应给她双倍的工资作为钓饵，把她带到维也纳去了。在火车里，一路上，克莱岑莎什么东西也不吃，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始终把那个装着自己全部财产的沉甸甸的稻草筐横放在压得生疼的膝盖上，同路乘客亲切友好地想帮她把筐放在行李架上，她连理都不理，因为在她笨拙得一团糨糊的农民脑子里，对大城市的唯一的概念就是欺骗和盗窃。到了维也纳，最初几天总得有人陪她到市场去才行，因为她害怕车辆，就像牛怕汽车一样。但等她认识了到市场去的四条街就不需要人陪了，她挎着篮子慢腾腾地闷头从家门口走到菜摊，然后就回家，像在以前的灶台前一样在新灶台边扫地、生火、忙这忙那，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九点，按照乡下的习惯时间，她上床休息，像牲口似的张着嘴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被闹钟吵醒。谁也不知道她对新的差事满不满意，大概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谁也不接近，只是用发音模糊的“好，好”来应答主人的吩咐，或者当她的看法不同时，也只是惊愕地耸一耸肩膀。邻居和家里别的女仆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那些爱说爱笑的女伴嘲弄人的目光从她冷漠的脸皮上扫过，就像水在光滑的皮革上滑下去一样。只是有一次，一个侍女模仿她的蒂罗尔方言嘲笑她，一步也不放松地捉弄闷声不响的人，她突然从炉灶里扯出一块带火的木柴向吓得嗷嗷直叫的女仆追去。从此以后，大家都躲着这个一脸怒气的女人，谁也不敢再讥笑她了。

但每个星期天，克莱岑莎都穿着满是皱褶、飞了边的裙子，戴着农民的平顶女帽到教堂去。她只在到维也纳后第一次获准外出时，试探着散过步。这是因为她不想坐电车，便小心翼翼地游逛着，一直沿着石头墙穿过一条条使她晕头转向的街道走，竟走到了多瑙河的河湾；在那里，她呆望着这奔腾的江流，觉得有点眼熟，当她转身原路返回时，仍旧老是靠着房子，胆怯地避开大街，又走了回去。这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试探性的漫步，显然是使她大失所望了，因为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房子，每逢星期天她便坐在窗前，不是做针线活就是空手闲待着。所以，这座大城市并没有给她像老式脚踏水磨一样周而复始的日子带来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每到月底落到她那布满皱纹、多处烧伤过、撞得到处都是瘀痕的手里的，是四张而不是两张贬了值的钞票。每次她都长时间地、不信任地察看这些钞票，笨手笨脚地把它们分开来，最后又几乎是温柔地抹平了，然后才跟别的票子合在一起，放到她从乡下带来的黄色小木箱里去。这个粗笨的小钱箱就是她的全部秘密，就是她生活的意义。夜里，她总是把钥匙放在枕头底下；而白天她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种特殊的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正如人们提到她时所说的，虽然这种人性只是刚刚相当模糊、隐隐约约地从她的举止言行中显露出来）——但是，也许恰恰需要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才能忍痛在年轻的男爵封·弗这个同样极特殊的家里当用人。因为一般说来，那里的仆人只要按照契约规定的雇佣期限做满，就一天也忍受不了那吵闹的环境了。那被激怒的、简直是被逼到了发疯地步的喊声是女主人发出来的。这个埃森城一位殷实工厂主青春已过的女儿，在疗养地认识了年轻的男爵（出身没落贵族，家境窘困），很快就同这漂亮的贵族风度十足的浪荡哥儿结了婚。但是几乎连蜜月还没度完，新婚的女人就不得不承认，她更看重为人可靠和精明强干的父母当初反对如此匆忙成婚是对的。因为抛开无数被隐瞒的债务不谈，不久她便发现：这个很快就变得懒懒散散的丈夫对单身汉的种种娱乐要比对夫妻本分感兴趣得多。他并不是不怀好意，甚至可以说在内心深处像一切放荡的人一样温和，然而照他的人生观来说，那只不过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而已。他是个漂亮的半骑士式的人物，因而鄙视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就像鄙视那些出身卑微的人狭隘的吝啬心理。他想过轻松愉快的生活，而她却想过莱茵河市民那种正派的、有秩序的家庭生活：这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她很有钱，他还是不得不为每笔较大的开销跟她讨价还价，他那会算计的妻子甚至拒绝满足他想盖赛马厩的最大心愿，于是，他觉得已经没有理由再把这个粗俗的、瘦得皮包骨的北德意志女人当妻子看待了，她那粗野的高腔他听起来是那样的不快。这样一来，如同人们常说的，他便让她坐冷板凳了，虽然没有露出丝毫严酷的表情，他却毅然决然地把这个伤心失望的女人丢在一边不管了。要是她责备他，他就老老实实地听着，而且装出心有同感的样子，但她的这套经一念完，他就把这热情的劝戒连同自己口里喷出的香烟烟雾全都吹得不见踪影，照样毫无约束地干他爱干的事。这种圆滑的表面文章的尊重比任何反抗都使他失望的妻子愤慨。因为面对他这套有教养、不失礼，然而却十分令人讨厌的客客气气的态度，她无可奈何，所以便把堵在心口的愤怒无情地向别处发泄：她对仆人破口大骂，她那本来正当的，但在这里却是无来由的气愤竟一古脑儿倾泻在这些没有过失的人的头上。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两年之内她不得不更换使女十六次之多，有一次甚至是在动手打了一架、花了好多赔偿费后才算了结了。

只有克莱岑莎一个人像风雨中拉出租车的马一样，毫不动摇地站在这暴风雨般的骚动之中。她不参与任何一派，不关心任何变化，好像没有发现跟她住一间下房的陌生同伴不断地更换着呼唤用的名字、头发的颜色、身体的气味和言谈举止。因为她自己不跟任何人说话，不注意劈啪山响的关门声，被中断了的午餐，昏昏然、疯癫癫的吵闹。她冷漠地从厨房走到市场，再从市场走回厨房，干她的事：在一墙之隔的地方发生的事，她一概不闻不问。她一天一天地打发着时光，像一个连枷坚持不懈、没有知觉地工作着，在大城市里的两年岁月就这样平平安安地从她身边流逝过去了；她的内心世界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小木箱里摞起来的贬值钞票增高了两三厘米，到年底，她用温柔的手指一张一张数完这些钱时，发现离那神奇的一千已经不远了。

但是，偶然事件像金刚钻一样能穿透一切铜墙铁壁，而危险四伏、变幻莫测的命运常常会从完全意料不到的地点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向悬崖峭壁的大自然的道路，并震撼它的基础。在克莱岑莎的生活里，偶然事件发生的外部原因就像她本人一样不惹人注意，披着一层外衣：间断了十年以后，国家又心血来潮，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为了精确地填写每个人的情况，向各家各户分发了一张极复杂的登记表。男爵对仆人们那字体难看、仅仅发音正确的书写能力很不放心，他宁愿亲自动手填写表格。为了这件事，他也把她叫到自己房间去了。当问起她的名字、年龄和出生地时，他发现，作为热情的猎手和那个地区一位大老爷的朋友，自己常在阿尔卑斯山的一角打羚羊，而正是她家乡村落里来的一位向导陪了自己两个星期之久。更令人吃惊的是，说来说去，原来这个向导恰巧还是克莱岑莎的舅舅。男爵的兴致上来了，竟因这个偶然的巧合又谈了好一会儿；谈着谈着又想起另一件愉快的事，那就是他当时正好在她当厨娘的旅馆里吃过一顿味道非常好的烤鹿肉——所有这一切都是琐事，但由于偶然机遇而显得格外特别，对克莱岑莎来说简直就像一个奇迹，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一位了解她家乡的人。她站在他面前，脸红红的，心情很激动，笨拙地、受宠若惊地弯下腰去，这时他话题一转，开起玩笑来了，他学着蒂罗尔人的方言，连连问她会不会唱山歌，是不是像男孩子那样顽皮淘气，等等。最后，因为自己心里着实高兴，他便按照农民最亲切的方式，用手掌朝她那硬邦邦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哈哈笑着打发她走了：“现在去吧，亲爱的克莱岑莎，看来还得多给你两克朗，因为你是从齐勒塔尔来的。”

无疑，这件事就其本身的含义而言并不是值得注意和冲动的表现。但这五分钟的谈话对这个迟钝的人那鱼一般的潜在感觉的影响，却像把一块石头投进了沼泽地：先是渐渐地、懒懒地形成一些动荡的圆圈，然后这些圆圈就强有力地波动起来，慢慢地到达意识的边缘。这个终日闷声不响的女人，多年后竟然第一次跟这样一个人谈到了她自己，命运超出常规地为她做了这样的安排：偏偏是这第一个跟她谈话的人，这个生活在无情的骚乱之中的人，了解她家乡的山岭，甚至还吃过一次她亲手做的烤鹿肉，而且又像年轻人那样照她屁股上来了那么一巴掌；按照乡间的说法，这一巴掌本是以最简洁的方式向女人进行试探和求婚。虽然克莱岑莎连想都不敢想，现在这位衣着讲究的高贵的先生会真的是以这种方式向她提出类似的要求，但这种肉体上的亲昵举动确实相当有力地震动了她那沉睡的欲念。

这样，由于这次偶然事件的推动，她的内心深处开始出现牵引和运动，一层一层地移动着，到了最后，一种新的感觉先是粗线条地，接着便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好比一条狗活动在周围所有两条腿的人中间，不料有一天，这些人之中的一个竟宣称做它的主人了；从这个时刻起，它就总跟在他身后跑，向这位命运为它安排的上司摇着尾巴或汪汪叫着致意，它对他将心甘情愿地唯命是从，亦步亦趋地追随着他的足迹。跟这种情形完全一样，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渗入了克莱岑莎麻木不仁的生活，从前这个范围里只有金钱、市场、灶台、厨房和床铺这五个惯常的概念，没有任何余地；这个新东西要求占有空间，干脆用力把从前的一切都挤到一边去了。她怀着农民那种一旦把什么抓住就死也不肯放手的占有欲，把这个新东西深深地拉进她的肉体，一直拉至她那充满欲念的、混乱而又迟钝的感官里。当然，经过一些时候，这个变化才明显地表现出来：最早的那些迹象一点儿也不显眼，比如，她掸男爵的衣服、刷他的鞋时，总是热情洋溢，分外精心，而把男爵夫人的衣服和鞋帽全都转给了那个收拾屋子的使女去照应；另外，时常可以在过道和前室里见到她，刚刚听到外面门锁啪嗒一响，她就赶忙喜滋滋地迎出去接他的大衣和手杖；伙食上呢，她也加倍上心，甚至特地为了搞到一盘烤鹿肉，不辞辛苦地一路打听去大市场的道路；就是在她那件外罩的衣服上也看得出格外细心的征象。

过了一两周，这种新感觉的苗头才好不容易从她的内心世界里冲出来。大概又过了好几周，第二种感觉从第一种感觉中滋生出来，从不稳定变得内容清楚、意义明确。它只不过是第一种感觉的补充而已：一种对男爵的妻子、对那个可以跟他一起住一起睡一起说话但对他却不像自己那样虔心敬重的女人的仇恨，这种仇恨起初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慢慢地就变成了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流露在外的仇恨。也许是因为她——从前是无意中，现在是更留神地——卷进了那场自己神圣的主人受疯女人无耻凌辱的、叫人难为情的戏里去，也许是因为跟他令人欣慰的亲近相比，那个受北德意志思想束缚的女人傲气十足的疏远让人更觉反感，她总是突然之间便相当倔强地对抗起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来，并且含着刺人的敌意没完没了地旁敲侧击、恶言恶语。因此，男爵夫人总得至少按两次铃，才能把故意慢腾腾、一脸不愿意的克莱岑莎唤来，而她那高高耸起的肩膀总是一开头就表示要坚决顶牛了。什么差事和嘱托她都沉着脸接受，弄得男爵夫人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明白了没有；如果为了慎重起见再问一遍，只能看到她不耐烦地点点头，或听到她鄙视地说一声“我听见了”作为回答。要么就是在夫人马上要去看戏、急匆匆地各屋跑来跑去时，一把重要的钥匙忽然不见了，过了半个钟头才意想不到地在角落里找着。夫人的信件和电话，一般她都置之脑后、不理不睬；追问她时，竟一点儿遗憾的表示也没有，只是气哼哼地、生硬地回一句“可巧我忘了”。她并不抬头看她的眼睛，说不定正是怕抑制不住内心的仇恨。

在这段时间里，家里的种种不和总要引出男爵夫妇之间极不愉快的争吵，而夫人之所以一周一周变得更加情绪激动很可能也跟克莱岑莎不自觉的拨弄是非有关。由于漫长的孤独生活而变得神经脆弱，再加上丈夫的冷淡和仆人们可恨的敌意所激起的愤怒，这个备受折磨的女人精神越来越失常了。给她用溴剂和烈性安眠药“维罗那尔”，也毫不见效；后来经过会诊，她过分紧张的神经末梢分裂得更厉害了，无缘无故地就会大哭大闹，歇斯底里地发作一阵子，然而没有一个人对她表示一丝一毫的同情，也看不到任何好心人出面帮助她的迹象；末了，请来的大夫只好建议她到疗养院去休养两个月。这个建议被一向冷漠无情的丈夫无比热心地采纳了，结果弄得夫人又起了疑心；起初极力反对，但最后还是决定去了，让侍女陪伴她，把克莱岑莎一个人留在宽敞的寓所里侍候主人。把高贵的主人托付给自己照顾的消息就像给克莱岑莎打了一针兴奋剂，使她迟钝的感官兴奋起来，像摇动了一只有魔力的瓶子一样，她整个生命的活力似乎都被猛烈地摇得混乱不堪了。这时，一种秘密的、沉在心底的热情浮了上来，她的一举一动全都焕然一新了：神志不清的表现和迟钝的动作突然开始从她那冻僵了的肢体中融化了，消失了；自从这通了电一般的消息出现以来，好像她的关节也灵活了，步子也又快又轻了。她在各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刚刚着手准备旅行，她就主动装好了所有的箱子，亲手抱起来送到车里去。当深夜时分，男爵从火车站回来时，他把手杖和大衣交到干完了活、急忙来迎他的女仆手里，轻松地叹了口气说：“总算打发走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因为突然之间，在克莱岑莎一向像动物一样从不发笑的多皱的双唇开始用力拉开，伸展出去：嘴变歪了，咧开了，突然从她那痴呆的发光的脸中间现出一丝动物般无所约束地傻笑来。一看到这个情形，男爵惊呆了，对这种使自己极不舒服的亲昵感到很羞愧，于是便一声不响地走进了房间。

但这刹那间的不舒服很快就过去了，翌日，这两个人，主人和女仆，就被一种无声的共同呼吸和快意的无拘无束连在了一起。夫人不在，好像头顶上的一团云消散了似的，整个气氛都换了样：摆脱了束缚的丈夫幸运地免除了不断作解释的义务，头一个晚上就很晚才回到家里，而克莱岑莎默默无言的热心服侍恰好跟夫人能说会道的迎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克莱岑莎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日常的劳作，她起得特别早，把一切都刷得闪闪发光，像着了魔似的把门窗把手都擦得锃亮，仿佛变戏法般端上美味佳肴，尤其使男爵惊诧的是，他在头一顿午餐桌上发现她竟专门为自己选出了一套往常只在特别宴会时才从银器橱里取出来用的贵重餐具。通常他并不留心，但现在却没法不注意这个特殊的人小心谨慎、简直是体贴入微的照顾了；他一向心地善良，没有再掩饰满意的心情，他翻动着她做的饭菜，时不时地说一两句亲切的话。而第二天早上，那天是他的命名日，当看到一个做得非常艺术、有自己名字开头大写字母的、撒了糖的圆形大蛋糕时，他纵情大笑着对她说：“你会把我宠坏了的，岑莎！要是我夫人回来了的话，上帝保佑，我可怎么办呢？”

还好，他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约束了那么几天，然后才抛弃了最后一丝顾虑。他从女仆的各种表现看出她不会泄露机密，便又像单身汉那样开始在寓所里过起舒舒服服的日子来。

妻子走后，他单独生活的第四天，男爵把克莱岑莎喊去，没作详细地说明，只是漫不经心地吩咐她晚上准备好一顿两个人的夜餐冷食就可以去睡觉了，其余一切都由他自己去办。她没有抬头看他，也没有眨一眨眼，很难猜透这些话的本意是不是印入了她的大脑。但是，她对他的本来意图理解得多么好，他很快就又高兴又惊奇地发觉了，因为当他看完歌剧、带着娇小的歌剧院女学生深夜归来时，不仅发现桌子整理得非常雅致、点缀着鲜花，而且看到卧室里旁边那张床也铺上了，真叫人喜欢得不得了，绸睡衣和他夫人的拖鞋也早早地准备下了。挣脱了枷锁的丈夫不免觉得这个女人如此心领神会的加意照顾真是有点好笑。这样，在这个忠实可靠的知情人面前，一切障碍便自行瓦解了。早上他拉铃唤她来，让她帮自己娇滴滴的小宝贝穿衣服；于是，两人之间的默契便完全建立起来了。

在这些日子里，克莱岑莎还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那位活泼可爱的年轻女演员，她正在学爱尔维拉女士的一段唱腔，总喜欢嬉皮笑脸地管她的情人叫唐璜，有一次她嘿嘿地笑着对他说：“把你的莱波雷拉 叫进来吧！”这个名字使他很开心，那是因为他老是那么怪声怪气地模仿这个枯瘦的蒂罗尔女人。于是，从此以后，他就只喊她莱波雷拉了。克莱岑莎头一回听到这个名字时呆立在那里，觉得很奇怪，但后来却喜欢上它好听的声音，虽然名字的意思她一点儿也不了解。她兴高采烈地把这次重新命名看作是一次加封贵族称号：每当那个浪荡哥儿这样喊她的时候，她那薄薄的嘴唇就咧开来，露出一大排褐色的马一般的牙齿，显出低声下气的样子，活像一条狗摇着尾巴挤到跟前去听候高贵可爱的主人的吩咐。

这个名字起先不过是一段供人取乐的插曲，但通过灵机一动的巧妙构词，未来的歌剧女主角用它给这个奇特的女人披上了一件真正神奇而合体的外衣。因为跟达·蓬特 笔下那个共享欢乐的同谋莱波雷拉相似，这个不懂爱情的僵化了的老处女对主人的寻花问柳同样感到一种异常自豪的快乐。难道她的快乐只是因为每天早上发现极端可恨的夫人的床时而被这个、时而被那个年轻的身体滚得乱糟糟的，留下通奸的痕迹，或者说是因为她的感官也麻酥酥地接受了一次秘密的共同享乐——不管怎么说，这个极虔诚极冷漠的老处女表现出尽心为主人的风流韵事服务的热情。她那操劳过度的、由于几十年的劳动而失去性要求的身体，早就不存在什么对性冲动的压抑了，几天以后她就眯缝着眼睛目送第二个，接着便是第三个女人走进了寝室，她高兴拉这个皮条，因此心里舒舒服服的，觉得很温暖：像泡菜汁一样，对色情气氛的了解和那刺激性感的香水味影响了她沉睡的感官。克莱岑莎真的变成了莱波雷拉，像那个快活的小伙子一样好动、活泼、有朝气；仿佛被难耐的共同享乐激起的不断上涨的热情驱赶着一般，在她身上出现了各种小动作、狡猾的行为和对琐事的盘算，出现了某些偷听、好奇、窥伺和鲁莽的行为。她在门边窃听，从锁孔偷看，又搜查房间又翻床，刚刚嗅到一件新猎获物，就像有被古怪的感情冲动驱使着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慢慢地，这种苏醒状态，这种好奇的、想看新鲜事儿的心理，使她脱离了先前那种像裹了一层木头外壳似的昏睡状态，变成一个有生气的人。使周围的人个个感到诧异的是，她突然善于跟人交往了，她跟女仆们一起聊天，粗言粗语地跟邮差开玩笑，开始插进去跟女店员喋喋不休地说长道短。一天晚上，院子里的灯都熄了，女仆们听到对过房间那扇以往早已静默了的窗里有人在低声哼着奇特的歌：克莱岑莎在笨拙地操着半高的粗糙的嗓音唱一支阿尔卑斯山里人的歌，就像那些深山牧女夜间在草场上的哼唱一样。那单调的歌是用完全破碎了的声音颠颤出来的，因为嘴唇不灵活而走了调；但是可以肯定，那声音十分动人，而且充满异乡的情调。自童年时代以来，克莱岑莎还是头一回又试着开口唱歌，而在那从与世隔绝的岁月的黑暗里猛力向光明升起的结结巴巴的歌声中，确实隐藏着一些扣人心弦的情感。

对于这个爱慕他的女人心中的种种奇妙变化，男爵作为不自觉的引发者看到的比谁都少，因为有谁回身去看过自己的影子呢？你知道它总是尾随在后，跟着你的脚步一声不响地走，有时为了满足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愿望快步赶到前面去，但是，你对它一言一行的观察，对从这种异常变化中来的那个大写的“我”的认识，又是多么少啊！男爵没有发现克莱岑莎的变化，他只觉察到了她愿意伺候自己，完全是默不作声的、令人信赖的，甚至可以说是肯牺牲一切的。正是这样的默不作声，在一切二人独处的场合也保持着心照不宣的距离，使他感到格外愉快；有时，他像抚爱一条狗似的随便跟她说上几句贴心话儿，隔三岔五地也跟她开开玩笑，大大方方地拧一下她的耳垂，送给她一张钞票或戏票——对他说来这些都是小意思，是他无意中从背心衣袋里掏出来的，但对她却成了珍贵的纪念品，她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这些东西放在那只小木箱里保存起来。慢慢地，他养成了习惯，老是当着她的面自言自语地考虑事儿，甚至把一些难办的事交给她去办——他对她的信任越大，她便越感谢他，越热心地服侍他。在她身上逐渐显露出一种奇异的侦察、寻找和感觉的本能，像狩猎般探察他的一切愿望，甚至把事情办在这些愿望表现出来之前；她的整个生命、追求和愿望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肉体，转移到了他的肉体里去；对一切她都用他的眼光来观察，用他的耳朵来倾听，出于一种近乎罪恶的热情，她跟他分享着他的一切喜悦和偷情的欢乐。每当一个新的女性跨进门来，她都显得很愉快，但又带着失望的神情，好像忍受着意料之中的侮辱；如果他晚上不带情人回来，那么，她从前昏睡的思想就会像先前只用两只手工作一样，敏捷地活动起来，眼里一闪一闪地射出新的敏锐的光来。这个人本来像一匹终日奔走、劳累过度的驮马，现在她醒来了，但变得沉闷、孤僻、又狡猾又危险，整天冥思苦想，随时准备玩弄阴谋诡计。

有一天，男爵回来得比平常早，走到过道里时他惊奇地停住了脚步：那怪声怪气的哧哧的嬉闹和哈哈的笑声真的是从一向寂然无声的厨房里发出来的吗？而克莱岑莎，两手斜拽着围裙擦来擦去，从半开的门里蹭出来，显得很大胆，同时又很尴尬。“请原谅，尊贵的先生，”她不安地瞅着地面说，“糕点铺掌柜的女儿在屋里……一个漂亮的姑娘……她早就想跟您认识认识了。”男爵吃惊地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不知怎样表态才好：是对她这厚颜无耻的亲热举动表示气愤呢，还是对她好意诱人上钩的行为表示感兴趣？最后还是男人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说：“叫她来让我看看吧！”

这少女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十六岁的金发女郎。莱波雷拉好说歹说劝她过来，并且一再心急地向前推着她，她才红着脸走出门来，但一来到这位讲究的先生面前就又笨拙地转过身去了，实际上，她在对面的店铺里常常怀着半是孩子气的倾慕心情观察他。男爵发现她很美，便请她到他屋里去一起喝茶。姑娘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接受邀请，便回过身去找克莱岑莎；但她已经趁人不注意赶忙跑到厨房里去了。这样一来，被诱进艳遇的少女无可奈何，只好红着脸，好奇地接受了危险的邀请。

大自然的变化总是缓慢的：虽然反常和荒唐的热情在这个思想僵化、感觉迟钝的生物体内唤起了某种精神活动，但克莱岑莎这种新学会的褊狭的思想活动仍然超不出眼前的范围，好像一直离不开动物那短视的本能一样：她像着了魔似的沉湎在痴情中，百般殷勤地服侍着她盲目迷恋的先生，竟把不在家的夫人忘得一干二净。因此，觉醒便显得更惊人了：男爵愁眉不展，一脸怒气，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来关照她把屋子收拾停当，因为夫人明天就要从疗养院回来了；克莱岑莎脸色煞白，吓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消息好比一把钢刀捅进了她的心窝。她只是呆呆地，呆呆地瞪着眼睛出神，仿佛什么也没有听懂。这一声霹雳使她的脸像被撕裂了似的，显得那样的不可名状，那样的吓人，男爵觉得有必要用一句亲切的话来安慰安慰她，他说：“我看得出，你也很不高兴，岑莎。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她那呆滞的脸上又有了一点生气。一阵剧烈的痉挛从内心深处出现了，好像从五脏六腑中升上来一样，慢慢地给刚才还苍白的脸颊染上了一层暗红色。有一种东西，好像被心脏激烈的跳动抽出来似的，非常缓慢地涌了上来，把咽喉挤压得不停地颤抖。最后，它终于经过喉头，从咬紧的牙关瓮声瓮气地冲了出来：“也许……也许……会有办法的。”

这句话像一声致命的枪击，好不容易说了出来。克莱岑莎扭歪的面孔上同时现出恶狠狠、阴森森的坚决神情，男爵吓得一哆嗦，不由惊诧地向后倒退了一步。但克莱岑莎又转过身去，开始抽风般气哼哼地擦她的小铜臼，好像故意要把手指弄断似的乱戳。

随着夫人的归来，家里又起了风波：一扇扇门被摔得劈啪直响，像一阵穿堂风无情地从各个房间呼啸而过，把寻欢作乐的安逸气氛从房子里横扫出去。也许是因为邻居多嘴多舌地给她写了信，她已经知道了丈夫怎样滥施家长的威权，干了些有失体统的事，或者在迎接她时，他那神经质的显而易见的心绪不佳惹恼了她——不管怎么说，两个月的疗养似乎对她那紧张得近乎分裂的神经疗效很小——因为现在，恐吓和歇斯底里的大吵大闹代替了过去无来由的哭喊和抽搐。他们的关系一天天坏下去。好几个星期之久，男爵都以历来行之有效的彬彬有礼的态度勇敢地对抗夫人的谴责；直到她拿离婚和给她父母写信来要挟时，他才温和地支吾搪塞了几句。但正是这种毫无作用、冷漠无情的态度促使他那悲伤的、被秘密的敌意包围着的夫人越来越深地陷进越来越容易冲动的心境中。

克莱岑莎完全龟缩到往日的沉默里去了。但这沉默已经变成进攻性和危险性的了。女主人到家时，她执意留在厨房，最后她被叫了出去，却仍然没有问候返回家来的夫人。她倔强地端着肩膀，像木头似的站在那里，粗暴地回答着一切问题，结果暴躁的女主人很快就掉过脸去不理她了，但克莱岑莎却用一种特有的目光把淤积在心的全部仇恨向着一无所知的女主人背后发泄了出去。她觉得自己贪求的东西由于夫人的归来被非法地偷走了，热情服侍男爵所享受到的欢乐也被剥夺了，她又被推回到厨房和灶台边，那个亲切的名字“莱波雷拉”也被取缔了。因为男爵需要特别留神，不能在夫人面前表示出半点对克莱岑莎的好感。但有时，当他因为恼人的大吵大闹觉得累了，需要某种安慰，想透一透气的时候，就悄悄地跑到厨房里去找她，他在一个硬木凳上坐下，脱口说道：“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被自己奉若神明的先生到她身边来，以便从过度紧张的处境中寻求解脱，这是莱波雷拉最愉快的时刻。她从来都不敢回答或安慰他一句话；她坐在那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只是有时用一种表示细心倾听的目光，又怜悯又痛苦地朝这位变成了奴隶的神看上一眼，这种无言的同情使他感到很舒畅。但过一会儿，当他离开厨房，她便勃然大怒，马上皱起眉头，手愤怒地重重地拍打着没有抵抗能力的猪肉，劈里啪啦地刷洗盘碗刀叉，发泄愤怒。

夫人归来后越来越郁闷的气氛终于酿成了一场风暴：在一次阴森可怖的吵闹中，男爵最后实在忍无可忍，蓦地摆脱了小学生般恭顺、冷淡的态度，一跃而起，把门啪嚓一摔走了出去。“现在我真是够了！”他怒气冲冲地喊着，震得每间屋子的窗玻璃都颤巍巍地铮铮作响。还在盛怒未消、满脸涨得通红的时候，他就跑出来，进了厨房，冲着像一张拉满的弓似的发抖的克莱岑莎说：“马上去把我的箱子和猎枪拿来，我要打一个星期猎。在这个活地狱里，就是魔鬼也一天都忍受不下去：非得彻底了结不可了。”

克莱岑莎兴奋地瞧着他：现在，他又是她的主人了。于是，格格地响起了粗野的笑声：“先生您是对的，是非得彻底了结不可了。”她满腔热忱，匆匆忙忙地走进一个个房间，飞快地从柜子里和桌子上抓着一切必备的东西。这个野人的每根神经都因情绪过分激动而不停地颤抖。然后，她便亲自把箱子和猎枪扛下去，放在车子里。但当他想找一句话对她的热心照料表示感谢时，目光却吓得缩了回去。因为在她那皱褶重叠的嘴唇上又出现了咧着大嘴的恶意的笑容，他一见她这样笑总不免大吃一惊；他一见她这样偷偷看自己，便不由得想起一匹马在准备跳跃时那蜷身勾腿的姿态。但这时，她已经又俯下身来，亲昵得超出了主仆的界限，用沙哑的声音悄悄地说：“先生您一路保重，我会料理好一切的。”

三天以后，一封紧急电报把男爵从打猎的地方叫了回来。在火车站上迎接他的是他的表兄。第一眼，心神不宁的男爵就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因为表兄的目光躲躲闪闪的，有些失常。刚听了几句事先斟酌好的话，他便知道了：原来是人们早上发现自己的妻子死在了床上，整个房间都充满了煤气味儿。表兄告诉他，遗憾的是已经排除了工作疏忽发生事故的可能，因为现在是五月份，煤气炉早就不用了，自杀的意图也看得很清楚：不幸的死者夜里服了烈性安眠药“维罗那尔”。此外，那天晚上只有厨娘克莱岑莎一个人在家，据她说，她听见不幸的死者夜里还到前厅去过，显然是故意把关得好好的煤气罐打开了。根据这个陈述，陪同前来的法医也就宣布了排除任何事故的可能性，确认属于自杀。

男爵浑身哆嗦起来。当表兄提到克莱岑莎的证词时，他觉得手上的血液都突然变冷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讨厌想法像一阵恶心从他心里直往上涌。但他尽力把这种不断增长的恼人感觉压了下去，任凭表兄把自己带回家里。尸体已经抬走了，亲友脸色阴沉地坐在会客室里：他们的吊唁冷若刀光。他们以一种告发的口吻说，必须强调指出，这件“丑闻”已经掩盖不住了，因为早上女仆就尖叫着“夫人她自杀了”从楼上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他们还说，已经安排了一场不兴师动众的葬礼——寒气逼人的刀光又冲着他来了——因为遗憾的是种种传言早就引起了社会上的好奇心，实在令人不快。死气沉沉的男爵心神不定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抬头朝那扇通往卧室的紧闭着的门望了一眼，又胆怯地把目光收了回来。一个念头在他心中不停地痛苦地翻腾着，他想要理出个头绪来，但这些空泛的、充满敌意的言语弄得他精神无法集中。亲友们悲痛地、唠唠叨叨地说着话，又围着他站了半个小时，才陆续道别离去。只有他一个人留在那间空荡荡的半明半暗的屋子里，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浑身打颤，头痛腿软。

这时，有人敲了敲门。他吓得跳了起来，喊道：“进来！”话音未落，背后就传来了迟疑的脚步声，他很熟悉的沉重、缓慢、拖沓的脚步声。一阵恐惧突然向他袭来：他感到颈项好像被螺栓固定在那里似的僵直了，同时感到皮肤上有一股颤动不停的寒气从太阳穴一直流到膝盖。他想转过身去，但肌肉不听使唤。他就这样停在屋中间，浑身发抖，一言不发，两手僵直地垂着，同时又明确地意识到，这样罪犯似的站在那里毕竟显得太怯懦。但他使出了全身的气力也无济于事：周身的肌肉就是不听话。这时，从他身后传来了说话的声音，那语调十分镇静，讲的是最不动听、最枯燥的话题：“我只是想问一问，先生您是在家里还是到外面去吃饭。”男爵颤抖得越来越凶，现在那股寒气已经进入了他的胸腔。他匆匆地张了三次嘴，终于憋出这么一句话：“不，我现在什么也不吃。”于是那脚步声便拖拖沓沓地离开了房间。他没有勇气转过身去。他突然僵在那里了：一种厌恶感，或者说一阵痉挛摇动着他全身。他不禁猛地一动，直对着门跳了过去，哆哆嗦嗦地扭了一下门锁，心想：这样一来，那脚步，那像鬼一样跟在他身后的可恨的脚步，就再也不会来到他身边了。然后，他跌坐在单人沙发上，想把那自己本不想触动，但却像蜗牛般一再冷丝丝、黏滋滋地在他心里向上爬的念头压下去。可是，被压抑的念头仍是塞满了他的大脑，它是那样的不可抗御，那样的粘住不放，那样的令人厌恶；在整个不眠的夜里和以后的多少个小时，包括身穿黑衣送葬、默默站在棺材前的时刻，这个念头都一直伴随着他。

送葬后的第一天，男爵就匆匆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他觉得所有人的面孔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在同情之外全是奇怪的观察和痛苦的审讯（也许这只是他的感觉）。就是那些死的物件也在愤怒地控诉：只要他不由自主地去拧门把手，住宅里，特别是仿佛还被那难闻的煤气味儿附着的卧室里的每件家具，都在向外驱赶他。但他醒里梦里最无法忍受的可怕情形却是自己往日信赖的那个女人满不在乎和冷漠无情的态度，她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自从表兄在火车站提到她的名字时起，每次见到她，他都发抖。刚一听到她的脚步声，他便六神无主，想要逃避：他再也不愿见到，再也不能忍受这拖沓的、不在意的脚步声和这冷冰冰的、缄口不言的镇静了。他只要一想到她，一想到她那刺耳的声音、浓密的头发、阴郁的动物般残忍而又无知觉的本性，厌恶感便涌上心头，而在他的愤怒中也包含着对自己的愤怒，因为他没有力量像扯断一根绳索般勇猛地挣脱这勒在脖子上的无形的枷锁。他只看到了这样一条出路：逃避。他一句话也没对她说，悄悄地装好了箱子，只留下了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说他到凯伦特恩的朋友那儿去了。

男爵整个夏天都不在。有一次，为了清理遗产，他被火急地叫回了维也纳，但也宁肯秘密地归来，住在旅馆里，根本没让那个一直坐在家里静候他的讨厌女人知道半点音信。克莱岑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城里，因为她跟谁都不说话。她无所事事，像猫头鹰一样阴沉，终日呆呆地坐在厨房里。现在，上教堂也不像从前一周一次了，而是一周两次；吩咐她差事、跟她结算账目，都是经过男爵的代理人：关于男爵本人，她丝毫消息也听不到。他不给她写一个字，也不托人向她转达一句话。她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等着，她的脸变得更严峻、更憔悴了，她的动作又像木墩子一样笨重了，她就这样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在神秘的死水一潭般的处境里度过了好多个星期。

但到了秋天，有一些紧急的事非办不可，男爵不能再继续休息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到家来。刚到门口他就停住脚步，迟疑不前了。在亲密的朋友周围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许多事他几乎都忘却了，但现在，当他亲身迎着他的恶魔——可能就是自己的同谋——走去时，他又深切地感到了那种令人作呕的、压抑心胸的抽搐。他上楼时越走越慢，每上一个梯阶，就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向他的喉咙抓来。最后，他只好拿出最大的毅力强迫自己僵硬的手指把钥匙插在锁孔里转动。

刚刚听到钥匙在锁孔里咔啦一响，克莱岑莎便欣喜若狂地从厨房里跑了出去。当她看见他时，她脸色苍白地站了一会儿，接着就好像不由自主似的俯下身去把他放在地上的手提包拿了起来。但她忘了说一句问候的话。他也一句话没有讲。她默默地把手提包提到他的屋里，男爵也默默地跟着她走了进去。他望着窗外，默默地等她离开房间，然后就赶快拧了一下门锁。

这便是她在几个月之后对他的第一次迎接。

克莱岑莎在等待着。男爵同样在等待着，看那种一见她就出现的厌恶的恐怖感会不会离去。但情况并没有好转。还没见到她，仅仅听见她的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他心中便不禁一颤，很不舒服。早餐他动也没动，一句话也不对她说就早早地匆忙离家，在外面一直待到深夜，仅仅是为了避免跟她见面。需要吩咐她做的那两三件事，他也总是背过脸去才同她说的。他觉得跟这个恶魔呼吸同一个房间里的空气，简直能把人憋死。

这当儿，克莱岑莎整天默不作声地坐在她的矮板凳上。她不再给自己做饭了。她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她任何人都回避。她一味坐在那里，像一只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被痛打过的狗一样，带着胆怯的目光等待着主人的第一声呼哨。她那迟钝的头脑并不十分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她的主人，她的神，在躲避她，不想要她了；只有这件事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

男爵归来的第三天，门铃响了。一位白发苍苍、仪表端庄的男人，脸刮得光光的，手里提着一只箱子站在门前。克莱岑莎想把他赶走，但这个闯入者却坚持说自己是新来的仆人，说是先生要他十点钟来，让她给通禀一声。克莱岑莎的脸色变得像石灰一样白，她站了一会儿，张开的手指停在了空中。尔后，这只手便像一只被射死的鸟一样突然落了下来。“你自己进去吧！”她气恼地对呆立在那里的人说，转身走进厨房，哐的一声关上了门。

这个仆人留了下来。从这一天起，主人就不需要再直接跟她说话了，对她的一切吩咐都是通过庄重的老管家。家里发生的事她一概不知，一切都像波浪越过岩石一样无情地越过她向前流去。

这种恼人的处境持续了两个星期，使她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虚弱下去。她的脸变得棱角格外分明，两鬓的头发也忽然白了许多。她的动作变得笨如顽石。她像一块木墩似的几乎总是默默地坐在矮板凳上，脑子空空地凝视着空空的窗户；但她要是干活的话，就像突然发起怒来，把什么都摔得噼啪乱响。

两个星期以后，老管家特地到主人屋里来了一次。他安安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男爵看出他是想跟自己说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已经向自己告过一状了，用轻蔑的语气说，他对那个“蒂罗尔笨蛋”，那个阴郁的女人很不满，建议解雇她。但不知怎么，这触到了男爵的痛处，男爵起初对他的建议似乎充耳不闻。那回，他鞠了一躬就走了，而这一回他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脸上现出羞惭，甚至窘迫的表情来，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尊贵的先生不要认为他太可笑……但是……他只能，他只能说……他怕她。这个沉默的阴险的女人令人无法忍受，男爵老爷根本不明白在他家里留着一个多么危险的人。

受到警告的男爵不由得警觉起来。男爵问他对这件事怎么想，又想对此说些什么？这时老管家总算拐弯抹角地说出了看法：很肯定的东西他现在固然说不出来，但他总有那么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是一只愤怒的野兽，很容易伤人。比如昨天，他想要让她做件事，刚转过身去跟她打了个照面，不料竟遇到了那样一种目光，当然对一瞥目光你是说不出多少名堂来的，但他觉得她好像要跳过来用手卡住自己的脖子似的。所以现在他怕她，怕得连她做的饭都不敢碰了。“男爵大人根本不知道，”他这样结束自己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她一句话也不说，她什么表示也没有，但我敢说，她说不定会杀人的。”男爵突然吃惊地向控告者望了一眼。莫非他听到了什么？是谁暗中挑起了这种猜疑呢？他觉得手指颤抖起来，急忙把香烟放下，免得它在手中抖来抖去暴露出自己情绪的激动。但老管家的脸是毫无恶意的——不，他什么也不可能知道。男爵踌躇了一下。他紧张地思索了片刻，突然想到了自己隐秘的愿望，于是坚决地说：“还是稍等一等。但是，要是她再对你粗暴无礼的话，就直接辞退她好了，就说是我的意思。”

老管家鞠了一躬，走了。男爵如释重负，向椅背一靠。每当想到那个神秘而危险的人，他都会整日闷闷不乐。他考虑，最好是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也许到过圣诞节的时候再辞退她。想到那期待之中的解脱，他心里十分愉快。是啊，这样是再好不过的，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不在家，他会更坚定。

但是第二天，他吃过饭刚刚走进房间，就听见有人敲门。他心不在焉地从报纸上抬起目光，不满地说：“进来！”于是，拖拖沓沓地传来了那一直萦绕在他睡梦中的沉重可恨的脚步声。好像死人的头颅般脸色惨白，一张死板的面孔在那瘦削的黑色身影上面不停地晃动，男爵不禁大吃一惊。当他见到内心受尽折磨的女人那小心翼翼的脚步恭顺地停在地毯边上时，恐惧中混进了某种同情的成分。为了掩饰自己的精神恍惚，他竭力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喏，究竟怎么了，克莱岑莎？”他问。但话一出口，听起来就不像预想的那样和蔼可亲；跟他的意愿相反，提这个问题的语调竟显得那样冷淡，那样心烦。

克莱岑莎纹丝未动。她呆呆地望着地毯。最后，就像用脚把什么障碍物踢开了似的，她终于说话了：“管家说不用我了。他说是先生您要解雇我。”

男爵痛苦地站起身来。事情来得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因此，他结结巴巴地兜起圈子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要她尽力跟老管家和睦相处，照他说来，这类偶然发生的不和是很多的。

但克莱岑莎仍然站在那里，两肩耸得高高的，目不转睛地望着地毯，她像公牛般极其固执地低着头，对他那些客套话只当耳边风，单单等着一句话。但这句话却一直没有出现。男爵很快就厌倦不得不在一个用人面前扮演说客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了。等他终于因疲倦而住了声，克莱岑莎依然是那样倔强，那样缄默。过了一会，她才勉强冒出这么一句话：“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男爵大人亲自嘱咐过安东，让他解雇我。”

她说的这句话，听起来真是又严厉，又倔强，又辛辣。听她这么一问，男爵好像心上被撞击了一下似的，每根神经都受了强烈的刺激。难道这是威胁吗？她是不是在向自己挑战呢？突然之间，他心中的一切怯懦、同情都飞到了九霄云外；长时间充塞他胸膛的所有仇恨和厌恶，连同想要彻底了结这件事的愿望，像火焰一般喷发出来。他的语声也忽然全部变了调，他以在部里养成的那种大胆处理公务的精神肯定地说：是，是，一点儿不错，事实上他是给了管家处理一切家务的权力。他本人倒希望她好，也愿意设法撤销解雇的决定；但是，如果她今后还要执意对管家采取不友好的态度，那么，当然了，他也就不得不舍弃她的效劳了。

他奋然集聚起全部的毅力，决心不因任何隐晦的暗示或强求的言辞而畏葸不前，说到最后，他瞪了一眼那个被误认为来威胁自己的女人，坚定地望着她。

但克莱岑莎现在胆怯地从地板上抬起的目光，只不过是一只受了致命伤的动物的目光而已，这只动物刚好看到一群猎犬从它眼前的树丛中蹿了出来。“我很感谢……”她用相当微弱的声音说“我就走……我不愿意再给先生您添麻烦……”

她没有回头再看一眼，只是垂着双肩，拖着僵直、笨重的步子，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出门去。

晚上，男爵看完歌剧回来，伸手去取放在写字台上新到的信件时，发现那里摆着一个陌生的四方形的东西。点着了灯，他才看出那是一只农民做的小木箱。箱子没有锁，里边整整齐齐地放着他从前送给克莱岑莎的全部小物件：从狩猎地寄来的几张明信片，两张戏票，一枚银戒指，她那一整叠长方形的钞票，中间还夹着一张快照；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在蒂罗尔拍摄的，很明显，她当时有点怕镁光灯，那双眼睛含着一种中了冷箭和被痛打过的神情，在痴呆地望着什么，跟她离别前几个小时的眼神一模一样。

男爵茫然若失地把小木箱推到一边，走出去问老管家，克莱岑莎的这些东西怎么会放在了自己的写字台上。管家立刻亲自去找他的仇敌，想要责问她。但是，不管是在厨房里，还是在别的房间，都找不到克莱岑莎。第二天，警察报告：有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从多瑙河河湾的桥上跳河自杀了。这时，主仆二人也就不必继续查问莱波雷拉逃到哪里去了。

（关惠文 译） rg4kBs67/wHWn4H/E+yC43bXxs8GqjL/6wYEe2kXztL+76ZT2BrmvYsugHPIlS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