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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韵文

我们在此可以讨论有韵文了。有韵文是什么?就是“诗”。有韵文虽不全是诗,却可以归在这一类。在古代文学中,诗而外,若“箴”,全是有韵的;若“铭”,虽杂些无韵,大部分是有韵的;若“诔”,若“像赞”,若“史述赞”,若“祭文”,也有有韵的,也有无韵的。那无韵的,我们可归之于文:那有韵的可归之于诗了。至于《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医方歌诀”之类,也是有韵的,我们也不能不称之为诗。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诗来问我,我可以这么答道:“诗只可论体裁,不可论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韵,当然是诗。”总之,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论,原不成诗,以形式论,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诗。

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惟有诗可称诗:什么可称诗?《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但是后来赋与诗离,所谓比、兴也不见于《诗经》。究竟当日的赋、比、兴是怎样的,已不可考。后世有人以为赋、比、兴就在《风》《雅》《颂》之中,《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时,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此谓比、赋、兴。各有篇什。自孔子淆杂第次而毛公独旌表兴,其比、赋俄空焉。圣者颠倒而乱形名,大师偏觢而失邻类。”郑康成《六艺论》也说:《风》《雅》《颂》中有赋、比、兴。《毛传》在《诗》的第一节偶有“兴也”二字,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赋也”均添起来了。我以为《诗》中只有《风》《雅》《颂》,没有赋、比、兴。左氏说:“《彤弓》《角弓》,其实《小雅》也;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其实《大雅》也。”考毛公所附“兴也”的本义,也和赋、比、兴中的“兴”不同,只不过像乐府中的“引”、“艳”一样。

“六诗”本义何在?我们除比、兴不可考而外,其余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风。《诗小序》:“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我以为风的本义,还不是如此。风是空气的激荡,气出自口就是风,当时所谓风,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

二、颂。“颂”在《说文》就是“容”字,《说文》中“容”只有纳受的意义,这“颂”字才有形容的意义。《诗小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我们于此可想见古人的颂是要“式歌式舞”的。

三、赋。古代的赋,原不可见,但就战国以后诸赋看来都是排列铺张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间供给的谓之“赋”,在收纳民赋时候,必须按件点过。赋体也和按件点过一样,因此得名了。

四、雅。这项的本义,比较的难以明白:《诗小序》说:“雅者正也”雅何以训作正?历来学者都没有明白说出,不免引起我们的疑惑。据我看来,“雅”在《说文》就是“鸦”,“鸦”和“乌”音本相近,古人读这两字也相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雅”即“乌”。《史记·李斯传·谏逐客书》《汉书·杨恽传·报孙会宗书》均有“击缶而歌乌乌”之句,人们又都说“乌乌”秦音也。秦本周地,乌乌为秦声,也可以说乌乌为周声。又商有颂无雅,可见雅始于周。从这两方面看来,“雅”就是“乌乌”的秦声,后人因为它所歌咏的都是庙堂大事,因此说“雅”者正也。《说文》又训“雅”为“疋”,这两字音也相近。“疋”的本义,也无可解,《说文》训“疋”为“足”,又说:“疋,记也。”大概“疋”就是后人的“疏”,后世的“奏疏”,也就是记。《大雅》所以可说是“疋”,也就因为《大雅》是记事之诗。

我们明白这些本义,再去推求《诗经》,可以明白了许多。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见古诗有三千余篇。有人对于三千余篇,有些怀疑,以为这是虚言。据我看来,这并非是虚言。《风》《雅》《颂》已有三百余篇,考他书所见逸诗,可得六百余篇;若赋、比、兴也有此数,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周礼》称九德六诗之歌,可见六诗以外,还有所谓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时,“官箴、占繇皆为诗,所以序《庭燎》称‘箴’,《沔水》称‘规’,《鹤鸣》称‘诲’,《祈父》称‘刺’,诗外更无所谓官箴,辛甲诸篇,也在三千之数”。我们以六诗为例,则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数,更无庸怀疑。至于这三千篇删而为三百篇,是孔子所删,还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删过呢?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孔子开口就说诵诗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诗删过了!大概三千篇诗太复杂,其中也有诵世系以劝戒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学者厌于讽诵。至若比、赋、兴虽依情志,又复广博多华,不宜声乐,因此十五流中删取其三,到了孔子不过整齐彼的篇第不使凌乱罢了。

《诗经》只有《风》《雅》《颂》,赋不为当时所称,但是到了战国,赋就出来了。屈原、孙卿都以赋名:孙卿以《赋》《成相》分二篇题号已别。屈原《离骚》诸篇,更可称为卓立千古的赋。《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的赋是道情的,孙卿的赋是咏物的,陆贾赋不可见,大概是“纵横”之变。后世言赋者,大都本诸屈原。汉代自从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鹏鸟》仿佛《卜居》,司马相如自《远游》流变而为《大人赋》,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以及淮南、东方朔、刘向辈大都自屈、宋脱胎来的。至摹拟孙卿的,也有之,如《鹦鹉》《焦鹩》诸赋都能时见一端的。

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无诗可见。一到汉初,诗便出来了。汉高祖《大风歌》,项羽《虞兮歌》,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五言诗的始祖,当然要推《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中据《玉台新咏》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见这诗是西汉的产品。至苏武、李陵赠答之诗,有人疑是东汉时托拟的。这种五言诗多言情,是继四言诗而起的,因为四言诗至三百篇而至矣尽矣,以后继作,都不能比美,汉时虽有四言诗,若韦孟之流,才气都不及,我们总觉得很淡泊。至碑铭之类(峄山碑等)又是和颂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势非变不可,而五言代出。

汉代雅已不可见,《郊祀歌》之流,和颂实相类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后颂为用甚滥,碑铭称“颂”,也是很多的。

汉代文人能为赋未必能以诗名,枚乘以诗长,他的赋却也不甚著称。东汉一代,也没有卓异的诗家,若班固等,我们只能说是平凡的诗家。

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拟《诗经》,独具气魄,其他五言七言诸诗,虽不能如十九首的冲淡,但色味深厚,读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陈思王的诗,也各有所长,同时刘桢、王粲辈毕竟不能和他们并驾。钟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说是“一字千金”,我们对于曹氏父子的诗,也可以这样说他,真所谓:“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

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诗是发于性情。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后,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咏怀诗》闻于世。他本好清谈,但所作的诗,一些也没有这种气味。《诗品》称阮诗出于《离骚》,真是探源之论,不过陈思王的诗,也出自《离骚》,阮的诗还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晋初左思《咏史诗》《招隐诗》风格特高,与曹不同,可说是独开一派。在当时他的诗名不著,反而陆机、潘岳辈以诗称。我们平心考察:陆诗散漫,潘诗较整饬,毕竟不能及左思,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作赋的能手罢了。当时所以不看重左思,也因他出身微贱,不能像潘、陆辈身居贵胄的原故。《诗品》评诗,也不免于徇俗,把左思置在陆、潘之下,可为浩叹!其他若张华的诗,《诗品》中称他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我们读他的诗意,只觉得是薄弱无力量,所谓儿女情多,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或者我们没曾看见他所著的全豹,那就未可臆断了!

东晋清谈过甚,他们的“清谈诗”,和宋时“理学诗”一般可厌。他们所做的诗,有时讲讲庄、老,有时谈谈佛理,像孙绰、许询辈都是如此。孙绰《天台山赋》有“大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等句,是前人所不肯用的。《诗品》说他们的诗,己是“风骚体尽”,的是不错。在东晋一代中无诗家可称,但刘琨《扶风歌》等篇,又是诗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却也可喜!

陶渊明出,诗风一振,但他的诗终不能及古人,《诗品》评为“隐逸之诗”。他讲“田舍风味”,极自然有风致,也是独树一帜。在他以前,描写风景的诗很少,至他专以描写风景见长,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渊明以后,谢灵运和颜延之二家继他而起。谢描摹风景的诗很多,句调精炼,《诗品》说他是“初出芙蓉”。颜诗不仅描风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气,所以推为诗家,或以颜学问淹博之故。《诗品》评颜谓为“镂金错彩”。陶诗脱口自然而出,并非揉作而成,虽有率尔之词,我们总觉得可爱。如谢诗就有十分聱牙之处,我们总可以觉得他是矫作的。小谢(谢朓)写风景很自然,和渊明不相上下,而当时学者终以小谢不及大谢,或者描写风景之诗,大家都爱工巧,所以这般评论。梁代诗家推沈约(永明体自他出),律诗已有雏形了。古诗所以变为律诗,也因谢、颜诗不可讽诵,他因此故而定句调。沈约的律诗,和唐后律诗又不相同。《隋书·经籍志》载他的《四声谱》有一卷,可见谱中所载调是很多的,并不像唐后律诗这么简单。他的四声谱,我们虽不能见,但读他的诗,比谢、颜是调和些,和陶、小谢却没有什么分别呢。

宋鲍照、齐江淹,也以诗名。鲍有汉人气味,以出身微贱,在当时不甚著称。江善于拟古,自己的创作却不十分高明。

南北朝中,我们只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无诗家,久已无从考得,但《木兰诗》传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没了呢!

梁末诗又大变,如何逊、阴铿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绝了。在此时,古今诗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诗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后的定评。隋杨素诗绝佳,和刘琨可仿佛。此时文人习于南北朝的诗风,爱用典故,并喜雕琢。杨素武人不爱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诗独能过人。当时文人专着眼在一二句好处,对于杨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炀帝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二佳句,就杀两诗人了。

唐初,律诗未出,唐太宗和魏征的诗,和南北朝相去不远。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不过当时只有五言律,并未有七言律。四杰之文很卑微,他们的诗,却有气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气魄也大,虽有对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诗到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古不能不产生了。唐以前七古虽有,但不完备,至唐始备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茫茫,信笔写去,无所拘忌。李诗更含复古的气味,和同时陈子昂同一步骤。

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张多古诗,和李、陈同有复古的倾向。王、孟诗与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诗有律诗,以描写风景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陈、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为在古人之上,在我们看来,他的气自然盛于前人,说他是高于前人恐怕未必。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

杜甫的诗,元稹说他高于李,因为杜立排律之体为李所不及的。据我看来,李诗是成线的,杜诗是成面的,杜诗可说是和“赋”有些相像,必要说杜胜于李,却仍不敢赞同。并且自杜诗开今,流于典故的堆叠,自然的气度也渐渐遗失,为功为罪,未可定论!至于杜的古诗,和古人也相去不远,只排律一体,是由他首创,“子美别开新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罢!在杜以前诸诗家,除颜延之而外,没有一个以多用书为贵的,自杜以后,才非用典故,不能夸示于人。或者后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饰,可掩了自己的短处!正如天然体态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于脂粉,那些体态不甚美的,非借此不可了。昌黎的诗,习杜之遗风,更爱用典故,并爱用难识的字,每况愈下了,但自然之风尚存,所以得列于诗林。

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我们竟可以说柳的文和诗截不相同。同时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别家不同。他们随便下笔,说几句民情,有《小雅》的风趣,他们所以见称也以此。

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所以宋代诗话,专在这些地方留意。

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阳修爱奇异的诗句,如“水泥行郭索(这句是咏蟹,“郭索”两字见扬子《太玄经》),云木叫钩辀(这句是咏鸠,“钩辀”两字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却大加赞赏,和他的论文,大相抵触的。梅圣俞的诗,开考古之源,和古人咏古的诗,又大不相同了。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人膏肓。苏轼的诗,更打破唐诗的规模,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王荆公爱讲诗律,但他的诗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说:“上句用汉书,下句也要用汉书的。”(按原话为:“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见《石林诗话》)自此大方气象全失;我们读宋祁“何言汉朴学(见《汉书》),反似楚技官(见《史记·吴起传》)”之句,再看王维“正法调狂象(见佛法),玄言问老龙(见《庄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诗话很多,无一不深中此病。惟《沧浪诗话》和众不同,他说“诗有别才,不关学也;诗有别趣,不关理也”。此种卓见,可扫宋人的习气了。

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惟有范石湖、刘后村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出,开江西诗派之源。黄上学老杜,开场两句必对仗,是他们的规律,这一派诗无足取。

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高青邱的诗失之靡靡,七子的诗失之空门面,王渔洋、朱彝尊的诗失之典泽过浓,到了翁方纲以考据入诗,洪亮吉爱对仗,更不成诗。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洪亮吉最赏识“足以乌孙涂上茧,头几黄祖座中枭”二句,我们读了只作三日呕!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掉,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一笑! t1mRoWW5M5zq2G5AqBD7w+707c8Q9iJhtWZhRwAlr9uSUNpUIG7bUmOxLIVqFt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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