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谓人类进化之阶,由石器时代进而为铜器时代,更进而为铁器时代。中国当商周之时,铜器最为流行,是为中国之铜器时代。今日流传之古铜器,十之七八为其时之物,文字花纹制作皆工细绝伦。吾人观其艺术之精,即可想见当时冶铸术演进之程序矣。古籍中于金工之事记载详备者,当推《考工记》一书(《考工记》虽以补《周礼·冬官》之阙,犹不失为东周时之书)。《记》言:“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 氏为量,段氏为 器,桃氏为刃。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此言分职及合金之品数也。六职各条,则言诸器制作之法也。又篇首云,“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则言百工之事世继其业也。分工则其艺专一,世业则其术精进,无惑乎商周时代铜器之多且精也。降至秦汉,世工之制虽侵废止,而铜器时代之积习尚未尽除,故尚方服御诸器犹相沿用铜。至于后世,铜之材料渐缺,以之铸钱犹虞不足,遑论铸器。故始而严禁以铜铸器,继而毁器以铸钱矣。今传世诸器,商周为多,秦汉魏晋次之,六朝以后最少者,职是故也。
其名称类别,偻指难数,今括其大要,约分六目:一曰礼乐器,二曰度量衡,三曰钱币,四曰符玺,五曰服御器,六曰古兵。次第述之如下。
《礼经》所记礼乐诸器,汉儒笺注已不能无误。后世治礼者,以意为图,失之愈远。宋人若吕大临、黄伯思辈,搜罗古器,探索源流,审释其文字,考订其形制,据《礼经》以定名称,凭实物以正笺注,于是远古法物,始与经文相发明。有清一代,通儒辈出,循是以求,益加精进。汉代经师之失,赖以订正者尤多。较之全凭笺注臆定形状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礼器之总名,古人概曰尊彝。有合称尊彝者,有单称尊或彝者。分言之,则烹煮之器曰鼎,曰鬲,曰甗,黍稷之器曰敦,曰簠,曰簋,酒器曰尊,曰罍,曰壶,曰卣,曰觥,曰盉,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曰勺,脯醢之器曰豆,盥洗之器曰盘,曰匜,载鼎实之器曰匕,曰柶,承酒器之案曰禁,盛冰之器曰 。其名称往往见于器中,读其铭辞即知为何器。
其为用也,则有宗器,有旅器,有媵器。
宗器用之宗庙。凡曰作宗彝,作祭器,或器名之前著其祖考之名,或称尊彝、宝彝而有蒸、尝、享、孝等字者,皆是也。
旅器用以征行。古者天子诸侯之出,必奉主车,每舍有奠告之礼,《礼记·曾子问》言之详矣。《春秋·左传》曰,“牺象不出门”,《礼记·曲礼》曰,“祭器不逾竟”,则凡师田之祷祠,不得不别作祭器以供之,是谓旅器。
《易·旅卦》释文云,“羇旅也”,孔《疏》云,“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是旅有行义。故虢叔簋直铭之曰“铸行簋”,公父匜曰“铸行匜”。他若史宂簠曰,“作旅匡,从王征行”,曾伯 簠曰,“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虢仲簋曰,“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簋”,皆明言征行。旅之为字,异文尤多。有从辵作 者(曾伯 簠,陈公子甗),有从车作 者(仲叔尊,毛公敦,旧释旅车二字,非),有从车从止作 者(伯贞甗),有从 从车作 者(旅车卣),有从从、从辵者(单从鼎,芮公鼎,旧释从,疑亦 之省),有省旅著车者(车卣)。辵也,止也,车也,皆有行义。证以铭辞,求之字义,其为行器明矣。
媵器用以媵女。《说文》(人部):“ ,送也。吕不韦曰,‘有侁氏以伊尹 女’。”又(贝部):“ ……一曰送也。”盖以人送嫁谓之 ,以物送嫁谓之 ,古者 、 本一字也。鄦子簠曰,“用铸其簠以 孟姜秦嬴”,鲁伯厚父盘曰,“作仲姬俞 盘”,其字正作 。又有作朕(寿鼎、薛侯匜、鲁伯愈父鬲),作 (季良父簠),作 (芮公鬲)者,皆 、 二字之省变。凡此诸器,无不著女姓者,尤为以物送嫁之明证。
以上三者,皆礼器之用也。
与礼器并重者,则有乐器。乐之八音,金居其首。传世之器,种类不多。今就所见者约略举之,惟钟、鼓、 、铎等数种而已。尚有非金属之乐,如埙,如磬,亦附述于后。
古之礼乐器,祭祀与燕飨共之。故钟鼎之铭虽言祭祀,亦有兼及燕飨者。如邾公华钟云,“以恤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先兽鼎云,“作朕考宝尊鼎,朝夕飨厥朋友”,明燕飨与祭祀同器也。亦有不言祭祀而独举燕飨者,所见惟许子钟、邾公 钟、子璋钟、鼎、趞曹鼎、欮敦等数器,是或专供燕飨之用者欤?
鼎 鼎本象形字。商器有作父己宝鼎,其字作衆 ,象三足两耳硕腹之形。《殷虚书契》(卷八第七叶)有 字(卜辞皆以鼎为贞,与许说合),犹不失其形状。其后渐趋整齐,由 而变为 (《书契》卷七第三十九页,与釐鼎 字略同), (同上), (师 父鼎)、 (毛公鼎),最后乃成小篆之 ( 之变为 ,犹 之变为 )。其为卦也,巽下离上,有烹饪之用,孔《疏》所谓就用释卦名也。于字则象其形,于卦则明其用,二者本不相涉。许氏引《易》以解字形,谓“象析木以炊”,求之六书,转不可通。
古人制器,本以应用,故鼎之大小虽无定,而形制则皆有足有耳。足者,虚其下以待 也,圆者三足,方者四足。三足为鼎之常制,故古人多以鼎足表三之数。耳者,所以贯铉而举之也,故多在唇上。其在唇外者,则谓之附耳,《尔雅》(《释器》)所谓“附耳外谓之”是也。所以附耳于外者,为其可以容盖也,故附耳之鼎,皆莫不有盖(凡礼器之无盖者,则覆之以布,是谓之鼏)。汉鼎多短足附耳有盖。盖有三耳,仰之则成三足。其制自六国时已然。夫鼎足本为炊 而设,短则不能置薪,不几等于虚设乎?然由此可以推知灶之设备,盖至晚周时始完,其先之所谓灶者,不过指炊爨之所而言,炊爨时仍各于器下置薪,不似后世之指炊爨之具也。
鬲 鬲亦鼎属。《尔雅》(《释器》):“鼎款足者谓之鬲。”郭《注》云:“鼎曲脚也。”《史记·蔡泽列传》索隐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今验之于器,足皆中空,始信司马贞之说较郭璞为有据。所以必空其足者,取其近火而易熟也。其制三足,略与鼎同。腹硕而口较 ,不皆有耳,此为异耳。
其字亦象形,许君谓“象腹交文,三足”。单伯鬲作 ,召仲鬲作 ,其形最肖。
甗 甗之上体似鼎而无底与足,下体似鬲,中著以箄。有上下各为一器者,有合成一器而不能分者,有以机钮连属二器俾可开合者。其制多为圆形,然亦有如方鼎之制而下承以四足者。《考工记·陶人注》引先郑云:“甗,无底甑。”《说文》(瓦部):“甗,甑也。一曰穿也。”(段玉裁改为一穿,然箄不止一穿,其义仍未安。)是其为用正如今之蒸笼,所以承水升气于上也。三代以后,形制微异。潍县陈氏藏汉渔阳郡孝文庙甗 ,上器如盆,有盖,下器如洗而腹较深,中有箄,不作上鼎下鬲形。铭文称为铜甗 。吴大澂《恒轩吉金录》有平阳甗,制如孝文庙甗 之下器,铭文称为鏖甗。端方《陶斋吉金录》有晋釜,上下二器,与孝文庙甗 同,铭文称为铜釜。则汉晋之制大略相同矣。
《说文》于鬲部收鬳字,曰“鬲属”,于瓦部又收甗字,曰“甑也”,其实鬳、甗为一字。鬲之重文作 ,则甗当为鬳之重文明矣。惟见于商周器铭者又皆作献(从虍,从鼎,从犬,郑大司甗省鼎、疐甗省虍独不省犬),无作鬳或甗者。《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有 字,释作甗,正象器形。是又最初之象形字矣。
据《考工记》言“陶人为甗鬲”,是鬲甗皆为陶器,后乃有以铜制者(古器本不皆用铜,今所见礼器皆铜者,盖以铜仿制之耳)。但今出土陶鬲甚多,而陶甗则未之见。
鼎、鬲、甗同为煮器,用各不同。旧说鼎用于肉胾,鬲甗用于粢盛。今验之器铭,鼎盖兼有二者之用。有曰 彝(史颂鼎), 牛鼎(曶鼎),脍鼎( 亥鼎)者,用于肉胾者也。有曰 鼎( 叔鼎), 鼎(釐鼎)者,用于粢盛者也。鬲则曰 鬲(白㳀父鬲),(戏伯鬲),甗则曰用 稻粱(陈公子甗),皆只供粢盛之用。《仪礼·士丧礼》,“夏祝鬻余饭,用二鬲于西墙下”,《世说新语》(夙惠),“陈元方季方炊……忘著箄,饭落釜中成糜”,是皆以鬲甗煮粥饭之证也。
二字,旧释不一。且有以铭中直称作 (尚鼎),作 (斿妇鼎),而疑为器名者,尤为非是。
,盖 字。《说文》(皿部):“ ,黍稷在器以祀者。”前人以 盛非鼎实,遂不敢确定。今知鼎之为用,兼饪粢盛,则 之为,复何疑义。
字,王静安谓从匕肉,从爿,从鼎,有匕肉于鼎之义,引申而为进为奉。历鼎应公鼎之“夙夕 享”,即《诗·周颂》之“我将我享。其说是也”。
鼎称 鼎、 鼎,犹壶称醴壶(郑楙叔宾父壶),盘称 盘(鲁伯愈父盘),就其用以言之也。所谓作 、作 者,偶未著其器名,非即以之名器,是犹旅器之曰作旅( 王彝),剩器之曰作剩(稣冶妊鼎)耳。亦有非鼎而以 名者,如敦曰作宝 (来兽敦),作尊 彝(尨姞鼎敦),作 彝(史颂敦,宗妇敦),簠、壶、角、盘、鬲、甗,皆曰作 彝(宂簠、宗妇壶、日辛角、宗妇盘、王作 母鬲、妇姑甗),或为黍稷器,或为酒器,或为盥洗器,皆与匕肉无涉。其中如史颂敦、妇姑甗及宗妇敦、壶、盘之铭,皆有同文之鼎,其铭辞不差一字。意其时并作诸器,即以同一之铭辞被之,而于 字之下著器之共名。其后沿用既久,亦间有用专名者,如伯 父敦曰“作宝 敦”,树仲敦曰“作 彝尊敦”,遂成进奉之义矣。
敦 敦为盛黍稷之器。其制似盂,或 口,或侈口。下有圈底,或缀三足,或连方座。旁有两大耳(耳或下垂如珥)。上有盖,是谓之会。盖亦有圈,却置之可以为足。
又有自来图录家所称为彝者,考其形制,亦皆为敦。自《博古图》以敦之小者列入此类,后世相承,遂有彝之一目。此事自陈介祺、潘祖荫诸人辨之,而王静安始著其说于《古礼器略说》。
簠、簋 簠、簋之用与敦同。《说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今验之古器,适得其反。簠侈口而长方,簋敛口而椭圆,与郑说相近。可知汉世诸儒已不能详其形制。甚有外方内圆、外圆内方,互异其说者。不有原器,乌从正之。至其两耳四足,有盖可以却置,则簠与簋初无区别。
簠有以筐名者,所见不下五六器,铭辞有以筐叶均者,有非叶均者,颇疑礼器之簠簋,与筐筥为同类。《诗·国风·采 》,“维筐及筥”,毛《传》云:方曰筐,圆曰筥。”其说解亦与簠簋同,故簠得称筐也。近新郑出土古礼器甚夥,中有簠六而无簋。有一器类长方形之盘,底平口侈而四隅略圆,两端有联环,两侧亦各有一环,铭七字,曰“王子婴次之 卢”。《说文》(皿部),“卢,饭器也”。又(凵部),“凵卢,饭器,以柳为之”(《方言》十三作“ ”,《仪礼·士昏礼》郑《注》作“莒 籚”)。其器外花纹作编织形,花纹上下又作绳形以周匝之,所以象柳或竹编制之状,其为饭器,盖无疑义。第常器用柳,而此则以铜仿制之耳。既为饭器,则其用与簠簋同矣。王静安据《隶续》所录魏《三体石经》筥之古文作 ,以为金文中鼎、 鼎、 侯敦等器之 或 ,即筥国之筥。饭器之卢,亦即筐筥之筥。是则簠簋与筐筥,名异而实同也。
黍稷宜温,故敦与簠簋皆有盖。盖亦用以盛,故皆可以却置。审其制作,可以知其用矣。
尊、罍 《礼经》称盛酒之器皆曰尊,犹之饮酒之器皆曰爵也。若就其专名言之,则尊为盛酒器之一种。其形圆而硕腹侈口。有朴素类觯者,有棱似觚者。大者容五六升,小者容一二升。王静安谓“有大共名之尊,有小共名之尊,又有专名之尊”是也。其硕腹 颈者谓之罍,容量大于尊。《博古图》所收,有容一二石者、有容二三斗者,亦无一定之制。按《诗·卷耳疏》引《五经异义》述毛说云:“大一石。”《尔雅》(《释器》)郭《注》云“大者受一斛”,皆就其大者而言。若山罍、大罍则皆受五斗(聂崇义《三礼图》张镒引阮谌说),《尔雅》(《释器》)又谓“小罍谓之坎”。知罍本有大小之等差,因其名物而异耳。
牺尊象尊之说,自来未有定论。魏王肃于鲁郡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作牺牛形。梁刘杳又谓晋时发齐景公冢,得二尊,形亦为牛象。二子皆凭实验,非逞臆说,自较墨守陈义者为可信。近代收藏家尚有牺尊,其器作牛形,凿背内酒,与魏晋所出者正同。又有鸮尊、凤尊以首为盖,以颈受酒。
尚有作饕餮食人状者,其制尤奇。是皆于《礼经》无征者也。
壶 壶之字象器形,《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作 ,金文作 (虞司寇壶)。小篆作 ,上 象盖,下象耳腹之形。黃伯思《东观余论》云:“壶之象如瓜壶之壶,《豳》诗所谓‘八月断壶’,盖瓜壶也。上古之时……因壶以为壶。”按《诗》毛传云:“壶,瓠也。”《庄子·逍遥游篇》说瓠云:“何不虑以为大樽。”《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知古者有以瓠为酒器者矣。
又有所谓 者(仲义父 ),制为壶而名为 。《说文》(缶部):“ ,瓦器也。”《玉篇》《广韵》皆云:“似缾有耳。”《诗·小雅》“缾之罄矣,维罍之耻。”亦谓缾为盛酒器之小者。《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载史宾钘。其字作纰,阮元云:“即《说文》之‘钘’字。”盖 、缾、钘,皆壶属也。汉谓之钟,其方者谓之钫。名虽不同,而形制犹与三代无甚差别。盖自名称紊乱之后,而壶之名遂为有喙有鋬之盉所专有矣。
卣 卣制如壶,差小而有提梁,以盛郁鬯,故俗谓之提梁卣。
《说文》无卣字,《周礼·鬯人》又假修为之:“庙用修。”郑《注》云,“修读曰卣。卣,中尊”。《殷虚书契》(卷一第十八叶),“鬯六卣”作 ,金文(毛公鼎、伯晨鼎、师兑敦、录伯敦、吴尊)“秬鬯一卣”作 。惟盂鼎作 ,与经典卣字略同。故王静安以为卣之本字,即《说文》之 。殷虚卜辞(《戬寿堂殷虚文字》第二十五页),又有“鬯五卣”,字作 ,下从皿。凵即皿之省,从凵与从皿同义。知祀伯敏父壶之 ,亦即逌字也。《说文》(乃部),“ 气行貌。从乃 声,读若攸”,而不以为酒器。今可据殷周之遗文,以补许书之缺义。
觥 《诗》屡言兕觥,而传世之器不能正其名。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录子 兕觥,并略记其形制云:“器制如爵而高大。盖作牺首形,有两角。”王静安著《古礼器略说》,认阮氏此器为角而非兕觥。以为兕觥者,自宋以来冒匜之名而不能辨别。《博古图》以下之所谓匜者有二种。其一器深而有盖,其流侈而短,盖皆作牛首形,俗谓之虎头匜者,即兕觥也。并立六证以说明之。余以为王氏定俗称虎头匜者为兕觥,其说良确。而认阮氏之器为角,则殊不然。《积古斋款识》中记其形制甚略,而题咏中则特详。其《复与诸友分赋商周十三酒器为堂上寿得周兕觥诗》云“盖流作牺首,斛然额角长”,知此器有流。盖之当流处作牛首形,如俗称虎头匜之盖。又云“左右各有缺,双柱居其旁”,则知此器有双柱,故曰“器制如爵而高大”也。窃疑古之兕觥,盖有二种,一为盛酒之觥,一为饮酒之觥,非如王氏说兼盛酒与饮酒二用也。《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酌谓以勺挹取之,是为盛酒之觥。《诗·七月》“称彼兕觥”。称,犹举也,称觥与举爵扬觯同,是为饮酒之觥。俗称虎头匜者,不可以举,盛酒之觥也。阮氏之器,其形类爵,饮酒之觥也。二者之器形虽异,而其盖皆作牛首形,且必在当流之处。其前后皆斛然而曲(与王氏所引《诗·小雅·周颂》“兕觥其觩”之说亦合)。二者初无异也。其所以名为兕觥者,亦以其盖得名,非以兕牛角为之也。《西清古 》之亚角,传世之父丙角(此器形制及铭文全与《西清古 》亚角同,而花纹小异,不知即一器否),亦皆有流有盖,盖作双角之牛首形,与阮氏之器同,惟无双柱为异。皆饮酒之兕觥也。
盉 盉之名不见于《礼经》,而传世之器有自载其名曰盉者。《说文》(皿部):“盉,调味也。”故吕大临谓整和五味以共调。董逌则指为《少牢馈食礼》羊镬、豕镬之镬,谓《礼经》改盉为镬,其说尤误。端方得铜禁于陕西,所陈皆酒器。有尊一、卣二、爵一、觚一、觯四、角一、斝一、盉一、勺一、柶六。王静安据此定盉为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并论其形制曰:“其有梁或鋬者,所以持而荡涤之也。其有盖及细长之喙者,所以使荡涤时酒不泛溢也。其有喙者,所以注酒于爵也。”今从王说,定为酒器。
爵 爵有共名,有专名。《五经异义》引《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二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节《诗·卷耳》疏)所谓总名爵者,言饮器皆得以爵名也。所谓一升曰爵者,饮器之专名也。一升之爵,其形二柱三足一耳,前有流,后有尾,《说文》(鬯部)所谓“象爵之形”也。端方藏铜禁所陈之爵,尾与流之下皆有觚棱,古物陈列所有一爵,合二柱以为一,《博古图》之招父丁爵,《宁寿 古》之雷纹爵,并无柱,诸女爵方形四足,则皆爵之异制矣。
爵之所以有二柱者,非以为观美也。清程瑶田曾据《考工记·梓人》之文,以求其制作之精意。以为两柱齐眉,谓之乡衡。乡衡而实不尽,则梓师罪之,即指二柱而言。二柱盖节饮酒之容,验梓人之巧拙也。其说近似。宋吕大临谓反爵于坫,殆不然也。
觚 觚之制圜而侈口,有四棱,故谓之觚。亦有形制同而无棱者,则失其命名之旨。此孔子所以有“觚不觚”之叹也。
觯 觯之制似盛酒之尊而小,或圆或椭,朴素无文。
古饮器多不载器名。近出 王义楚器三,形制完全为觯,而铭文一曰 ,其二皆曰耑。王静安以为《说文》觯、觛、卮、 、 五字实即一字, 、耑固即《说文》之 ,亦即《礼经》之觯。其说是也。饮器之自载器名此为仅见。
角、斝 角与斝之制,皆三足一耳,与爵略同。角口羡而无柱,上多有盖。斝口圜而有柱。
《礼经》之言酒器,以角与斝连文,或角与散连文。《韩诗》之说五爵,亦有散无斝。《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据□字以订正许书斝字之说解及经典散字之形误(见《殷虚书契考释》)。其说是也。
勺 《仪礼·士冠礼》:“实勺,觯,角柶。”注:“勺,尊升,所以 酒也。《考工记》(《梓人》):“梓人为酒器,勺一升。”《注》亦云:“勺,尊升也。”(按二尊升字并当作尊斗。)《说文》(勺部):“勺,挹取也。”盖勺之为用,所以 酒于尊而注于爵,或又以为饮器,挹取而饮之。端方所藏铜禁,酒器中有一勺,出土时在卣中。又藏赆弘觥(《陶斋吉金录》误作匜)亦有一勺,其铭与觥之器盖同文。皆足证明其为 酒之用也。其名又谓之斗。《诗·行苇》:“酌以大斗。”《释文》:“字又作枓。”《说文》(木部):“枓,勺也。”与勺为尊斗之说亦合。汉有神爵四年成山宫铜渠钭,其形如今之勺,其字又从金作钭,亦 酒之勺也。
古酒器有二种,有盛酒之器,有饮酒之器。盛器通谓之尊,即王氏所谓小共名之尊也。饮器通谓之爵;即《韩诗》说之五爵也。尊、罍、壶、卣、盉,皆尊也。爵、觚、觯、角、斝,皆爵也。觥则有尊有爵。勺本 酒之器、又可以为行爵。
饮酒之多寡,礼各有其宜。故器有大小之别。旧说容量之数,分歧不一。古人制器又不必尽符定制。今就传世之器比例其大小,则《韩诗》之说较为允当。此不过就其大要而言。至形制同而容量不同者,仍往往有之。
豆 《说文》(豆部):“豆,古食肉器也。从 象形。 (小徐本如此),古文豆。”今传世之器其形与篆文同。 一,象盖, ,象腹, ,象足。周生豆作 ,大师虘豆作 ,并小异而大同。惟古陶器有作 者,无盖形,则与许君所举之古文同。
豆之制有二类,甲类如《考古图》所录之齐豆是,乙类如《博古图》所录之刘公铺是。二器皆有器名,一若甲类者谓之豆,而乙类者谓之铺矣。但又不然。《博古图》又有疑生豆,铭曰作羞豆,形制为乙类,是甲乙二种皆得谓之豆也。近代著录之父丁豆,周生豆,大师虘豆三器,不知其形制何若,惜无由证之。又铺之为器名,于经传无征,笾为豆类,而器铭反不著,皆不能无疑也。传世之豆,以瓦豆为多,亦分甲乙二种,知铜豆本非常制也。
又肉几之俎,寿州曾有出土。闻有传世小铜俎,其制亦如几,未之见也。
盘、匜 古者祭祀燕飨,皆有沃盥之礼,昭其洁也。盘与匜相需为用,以匜泻水于手,而盛之以盘。故匜有鋬有流。盘浅而巨,两旁有耳,观其制即可以明其用。盘在汉为洗,为 ,视盘为深而无足,中多作双鱼形。晋有澡盘,形制未详,要亦沃盥之器也。
匕、柶 《说文》(匕部):“匕,相与比叙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是匕、柶同物也。然《礼经》于别出牲体者及匕黍稷者,始谓之匕,而扱醴者则谓之柶。古者匕以木为之,《礼记·杂记》“枇以桑”,《诗·大东》“有捄棘匕”是也。柶则以角为之,《仪礼·士冠礼》《士丧礼》角柶是也。近出鱼鼎匕,银质金书,存三十余字。端方藏酒器中有柶六,载于《陶斋吉金录》中(端方名之为勺,误)。铸金匕柶,惟此而已。
禁 古盛酒之器,多陈于禁或斯禁之上。《士冠礼》《士昏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谓之禁。《乡饮酒礼》《乡射礼》谓之斯禁。《少牢馈食礼》《礼记·玉藻》《礼器》又谓之棜。其实棜即斯禁。棜本实腊之器,其形有类于斯禁,故斯禁又得称棜。禁与斯禁之别,在足之有无。郑玄《礼记礼器注》云:“禁如今之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乡饮酒礼》《乡射礼》注云:“斯禁,禁切地无足者。”《特牲馈食礼》注云:“棜之制如今之大木 矣,上有四周,下无足。”尊者用斯禁,卑者用禁,《礼器》所谓“礼有以下为贵者也”。端方于宝鸡县所得承尊之器,形椭长如方案而有足,即禁也。古盖以木为之,而此以铜铸,故得流传至今。闻孟津所出铜器中亦有之,四周皆以铜制而空其中,或铜与木合制者欤。然未见其器,不知其说之果可征信否也。
《说文》(金部):“ ,大盆也。”《周礼·凌人》注曰:“ 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西清古 》所录之蟠夔洗,《续 》所录之蟠虺洗,一径二尺余,一径尺余,皆 也。何以知之,《山右金石志》著录一器,今为霍氏所藏,形制正同,而铭曰“自作御监”。知许郑之说之有据矣。近新郑所出亦有一器,人皆目为洗,是沿《西清古 》之失也。
钟 钟有大小之别。小而编县者谓之编钟,大而特县者谓之,通谓之钟。《考工记·凫氏》一篇,纪钟制甚详。自程瑶田为《章句图说》,而铣间、鼓间、钲间之解始定。阮元命工鼓铸,而枚之为用乃明。惟旋、干之制,说者不一,虽程氏亦未能确定。《筠清馆金文》载从钟钩,图其形制。一端有兽形,一端为钩。铭文二行,曰“芮公作□从钟之句”又传世二器,形制略同。有兽形而无文字。爵文有□字,亦酷肖此形。据《凫氏》之文曰:“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三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是旋与干明是二物,属于甬之钮谓之旋、县于筍虡之钩谓之干。干作兽形,故又谓之旋虫。爵文盖象干之形也。程氏所拟之图,虽未必尽合,而其精思卓识,实不可及。
凡甬旁设旋者侧悬,无甬而上有钮者直县,故钟有侧县直县两种。大抵 钟多直县,编钟多侧县。 钟多载全铭,编钟则铭之首尾多不完具。盖编钟十六枚为堵,编县于一 ,其铭当依其次第分载各钟,合之乃全也。刻铭之处,有在两面者,有仅刻于钲之一面或鼓之左右者。惟楚公钟刻于腹,收钟、 编钟刻于甬,则不多观耳。
后世释氏之钟,其口皆圆而平,上皆有钮。唐宋以来铜钟铁钟之见于著录者,皆此类也。
鼓 鼓以革制,而传世有铜鼓,不知始于何时。《后汉书·马援传》《注》引裴氏《广州记》曰:“俚僚铸铜为鼓,鼓惟高大为贵。”《大周正乐》(《太平御览》乐部引)曰:“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蛮、扶南、天竺类皆如此。”今所见铜鼓,正如《大周正乐》所言,多为汉以后物。或云,曾见一器,两面作鼍纹,与冐革之状同。周围雕镂精绝。虽无文字,而花纹似商周物。是或为此种制作之最古者。
铜鼓多无文字。虞喜《志林》曰:“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献铜鼓,有铭。”(《御览》乐部引)此有文字之见于记载者。近闻有晋铜鼓,有铭。其文有义熙纪年及官号人名。盖专用之军中,非寻常乐器也。
《周礼·鼓人》“以金 和鼓”。郑《注》云:“ , 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萧 、斛斯征皆依干宝《周礼注》,灌水振芒,以验其用。《宣和博古图》著录十余器,宋人已不能考灌水之制。《乐书》云:“ 于者,以铜为之,其形象钟,顶大腹揳口弇,上以伏兽为鼻,内悬子铃铜舌。凡作乐振而鸣之,与鼓相和。”(《御览》乐部引)则有舌可以振摇,又与钲、铎之用同。今所见形制,与前人记载悉合,但多无舌,究不知灌水与振舌,二说孰是。
其器多无文字,制作皆不似商周时物。间有有文字者,亦皆隶书,且多为数目字(《荆南萃古编》所录一器,有三代文字,不足信)。
铎 铎之制似钟而小,铭多倒刻。盖铎有舌,以甬为柄,持而振之,口恒向上。故与钟之上下位置适相反。
近代所出句 ,形制与铎相类。铭在两铣,亦皆倒刻。吴大澂疑 为铙,王静安则疑为铎,且以其器出南方,据《盐铁论·利议篇》“吴铎以其舌自破”,《淮南子·缪称训》“吴铎(吴字今本作矣,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订)以声自毁”(高诱《注》云,“铎,大铃,出于吴”),疑其器即吴铎,是或然也。
、镯、铙、铎,谓之四金,皆与鼓相联为用。镯之为物,许郑并以钲释之。初以为周之镯即汉之钲,然《诗·小雅》“钲人伐鼓”,已有钲字。且传世古器有日在庚钲,铭曰“自作征 ”(征即钲字,字不可识)。湖南近出一残钲,铭曰“作钲□”。又曰“铸此钲□”(钲下一字,左从金,右从戈,中不可辨,意即从金从成,与前一器“钲”同)。前一器为 君自作,文倒刻。后一器为伐 者所作,文顺刻。实皆周物。窃以为镯、铙、铎、钲,四者同物而异名,其区别仅在大小之间。《周礼》郑注及贾《疏》以为“无舌为铙,有舌为铎”恐不尽然也。
汉有四时嘉至钲(《四时嘉至》并汉乐章之名),新莽有地皇候骑钲,其制并与三代同。《西清古 》载孝武西园安世摇钟(《安世》亦乐名),四时嘉至摇钟,亦即此物。即曰摇钟,则必有舌矣。
又有牛马铎,有钮有舌。其铭多有宜牛马等字,皆汉以后物。晋荀勖以赵郡贾人牛铎定乐,即此类也。
埙 埙为烧土之乐器,形如鹅卵,锐上平底,一面二孔纵列,一面三孔如品字,一孔在顶上,凡六孔。顶上之孔所以吹者。其形制与《世本》《尔雅注》《风俗通》所言正合。文字多以印抑之,如陶器然。亦有无文字者。
磬 磬为石制之乐,而《博古图》载四磐皆为铜制,形制全不相类,不足信也。清程瑶田著《考工创物小记》,为《磬氏为磬章句图说》,解磬制甚详。又著《磬折古义》,谓县磬之形,其直中绳。全由记文及旁证以定之,惜无实物为之佐证。今出土有殷磬、周磬、汉磬。殷磬出安阳,为殷虚故物(见《殷虚古器物图录》),其数凡五。周磬近出孟津,为编磬。北京大学亦得五枚。又蓬莱吴氏藏一特磬,虽不知出土之地,而形制与孟津所出者同,亦为周器。汉磬上有“四时嘉至”字,故知为汉器。殷、周、汉之制虽各不相同,而所谓倨句一矩有半(即磬折)者,乃仅就其脊而言,不似《礼图》之表里相等也。就其孔而县之,皆非直县,与程氏之说亦不合。以是知程说似精,终不若实验之确也。磬之制既无花纹,又无文字,不为赏鉴家所重,故流传者少。《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录一磬,有铭六十字,未见第二器也。其所图之形,鼓与股之长虽相等,而大致与今日所见者无以异也。
释氏铜磬,名为磬而制为仰钵形。有文字者较少。其最著者为唐大中铜磬;遍刻经文,今久佚矣。
古之度量衡出于律。据《汉书·律历志》,律之本为黄钟之宫。以秬黍之广为分,九十分为黄钟之律。千二百黍实其龠,重十二铢。故度本起于黄钟之长,量本起于黄钟之龠,衡权本起于黄钟之重。然地有肥瘠,岁有丰歉,古今培植之术有精粗,黍之大小轻重焉得一定之标准。后之考古者,欲求其说之不分歧,其可得哉。无已,则不能不藉资于传世之实物。清之为是学者,前有钱塘,著《律吕古谊》,后有吴大澂,著《权衡度量实验考》(仅成权度二篇)。钱精于数学,而以实物证明之。吴自言不知算与律,以所得玉律琯与古圭璧较,定为黄钟十二寸。谓《汉志》述刘歆说“黄钟九寸”,为新莽之制,莽以前无此说。然龠实千二百黍,亦为歆说,何独疑彼而信此,故其较黍之轻重也,则又疑《汉志》有误。于此知历代度量衡之制,虽有实物犹不易言考定也。又况传世之器,多为私家所庋藏,学者未必亲见。尺度可以抚拓,似不啻亲见矣,而纸有伸缩,复难凭信,此非罗列实物,参互比较,不能得其真也。今姑就所见所知者先著于篇,以俟异日搜集而为研究之资。
度 钱塘据曲阜颜氏所藏尺,以验羊子戈与《考工记》(《冶氏》)所纪之尺寸适合,遂定为真周尺。吴大澂据传世圭璧,作周镇圭尺。皆不过自成一家之言,是否可信,尚为疑问。其有年号文字可据者,则惟新莽始建国尺,东汉建初尺,蜀章武弩机尺,魏正始弩机尺,正仓院唐尺,宋三司布帛尺,巨鹿故城木尺及明嘉靖牙尺,万历官尺等数种而已(《筠清馆金文》载始建国铁尺,不云器藏何所,亦未摹其尺度。《奇觚室吉金文述》载西汉元延铜尺,较建初尺略短,其文即仿元延 及建初尺为之,实伪物,不足信)。
新莽始建国尺,藏潍县某氏。其制可以伸缩,敛之为六寸,舒之则为一尺。一端有环,可以系绳。两旁刻鱼形。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余未见原器,仅见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中摹本,长今尺(营造尺,下仿此)七寸八分半,实较余所考之新尺为长。苟非伪器,必吴氏摹误也。
东汉建初尺,藏曲阜孔氏。铭曰,“虑俿铜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北京大学研究所有仿制者)。长今尺七寸四分。清以来考古尺度者,皆以此为标准。近人有藏古铜尺骨尺各一者,长短与建初尺近同,或亦皆汉物。
蜀章武及魏正始二弩机(蜀弩机后归端方,摹于《陶斋吉金录》中,而失摹其尺寸),尺寸刻于望山上。蜀尺与建初尺同。知蜀之尺度犹遵汉制(《恒轩吉金录》载蜀建兴弩机亦刻分数,以三分为一小格,六分为一大格,共积三十六分。疑非依尺寸刻画者)。魏尺较建初尺略长,王静安云,“殆即《隋书·律历志》所论杜夔尺”。
晋前尺拓本,出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前人皆以为真晋尺。今据王静安考订,实即宋高若讷用汉货泉度尺寸所定十五种尺之一,其铭辞与《宋史·律历志》所载略同。此说可为定论,足破前人之惑。
正仓院唐尺藏日本奈良正仓院。据《东瀛珠光》所摹共有六尺,长短分四种。一种长今尺九寸三分(白牙尺甲、白牙尺乙、红牙拨镂尺甲),一种长今尺九寸二分六厘(绿牙拨镂尺甲),一种长今尺九寸四分八厘(红牙拨镂尺乙),一种长今尺九寸五分五厘(绿牙拨镂尺乙)。又乌程蒋氏藏镂牙尺一,刻镂精绝,与正仓院尺同,长今尺九寸四分弱,殆亦唐尺也。
宋三司布帛尺,曲阜孔氏所藏。原器未见,拓本亦罕觏。
宋巨鹿故城木尺凡三,其二长今尺一尺二分半,其一为木工所用之曲尺,长今尺九寸六分强(北京大学研究所有仿制者)。
明嘉靖牙尺,侧有文曰“大明嘉靖年制”,长今尺一尺微弱。
万历官尺旧藏嘉兴瞿氏。明洪武钞之高,正当此尺一尺。以今尺较洪武钞,长短正同。知今尺虽沿用清工部营造尺,实即明官尺也。
又古之钱币,初造时皆有一定之尺寸,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新莽之钱货六品、布货十品及错刀、契刀、货布、货泉等,皆详纪其轻重大小之数。其中最易计较而又不难得者,惟货布、货泉两种。货布长二寸五分,积四布得一尺。货泉径一寸,积十钱得一尺。余尝以货布尺较新嘉量(详后节),不差豪黍,始知《汉志》之正确。余即据以作刘歆铜斛尺,并依《隋书·律历志》作十五种尺(并存北京大学研究所)。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则积十二钱有半,得一尺。惟开元通宝钱行用期甚长,大小极不一致,惟背有洛、并、幽、益、桂等字者差为可据,以此五州皆于武德四年置监也。
量 前人之考古量者,始自嬴秦。然潍县陈氏所藏左关釜二,左关 一,实皆量也。釜形如罂,小口大腹,腹有两柄,可持而倾。今之斗斛两旁有柄,殆亦有所昉也。 字不可识,器形如半匏而有流,十 所容不满一釜。陈介褀考为陈太公和相齐宣公时所作器。惜无由见之,不能实验其容量也。
秦量则陈介祺端方所藏最多。其制多椭圆,或长方形,一端有銎,可实木柄,上刻始皇二十六年诏,或并刻二世元年诏。传世一方量,底刻始皇诏。旁刻“大良造鞅”云云(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为升)。盖纪商君平斗桶权衡丈尺之事。于以知始皇并兼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皆秉商君之旧。故即于旧器上增刻诏书也。
秦之铜版,亦刻始皇二世诏,世谓之诏版。宋董逌考为古规矩之器,实出臆断,清吴大澂定其名称曰秦量诏版。今验其制,四隅有孔,中微凸起,略如覆瓦,似即施于木制之量者。盖金量陶量,文字皆足以传久。木量易于磨灭,故必刻金以饰之,其孔所以施丁。其微凸者,饰于椭圆器而欲其熨贴也。
新量以《西清古 》所载最为完好。五量备于一器,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与《汉书·律历志》所说正合。五量皆有题字,各记其尺寸及容积,与刘徽所见晋武库中之铜斛(见《九章算术·商功篇》注)同。尚有铭辞二十行、凡八十一字,亦与《隋书·律历志》所载后魏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铭合(《隋志》误一字、夺二字,当据此正之)。此器今在故宫博物院。端方藏一残器,亦有此八十一字之铭辞,为河南孟津出土。近见玉版一方,两面刻,铭辞亦同。是或班行天下以为永式者。近又见一方量拓本,上有字二行,一行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一行曰,“律量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积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又有嘉禾、嘉麻、嘉丑、嘉麦、嘉黍等字。此器不见于著录,意必新出土者,不知归谁氏矣。
汉量惟阳安铜斛一器,上刻《戊寅诏书》。
汉以后量,未见流传。后世斗量之以木制,或即始于后汉三国时也。
量器之斗,大率有柄,其字亦象形。故凡器之以斗名者,如酌酒之斗及 斗、尉斗等,皆莫不有柄。北斗七星,亦正象器形。古人命名之旨,可类推而知之。
又古盛酒诸器,皆有一定之容积。以器计之,无烦料量。故齐侯 (此器今存古物陈列所)铭曰,“铸西豑 宝 四秉,用实旨酒”。假定 之所谷一斛(《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录一器有刻款一行曰,“文官十斗,一钧三斤”八字,而古物陈列所一器无之,二者或同铭异器欤),则四秉当以六十四器实之。盖言其总数,非一器之所容也。考古量者,除传世斗斛及自纪容量之诸器外,此种盛酒之器,无论其为金为陶,皆宜取资者也。
衡 权衡之初制,必如今之天平。施纽于衡中,使两端皆平,一端县权、一端称物。故传世之权,多纪斤两之数。其后渐趋简易,移其纽于一端,而刻斤两之数于衡上,即今之所谓称也。韦昭《国语注》曰,“衡,称上衡。衡有斤两之数”。然则以衡纪数,自三国时已然。今所见古权,凡纪斤两者,皆为天平制之砝码,其不纪斤两者,皆称制之锤也。
权之见于著录,亦始于秦。曩尝见一小铜权,其铭为古文(铭辞有西里等字,与陶器同),实周代之物,其上不纪斤两之数。
秦权以《陶斋吉金录》及《秦金石刻辞》二书所载为最备。二家所录,几三十器。或圆如覆盂,或周围有觚棱,上皆有钮。其刻始皇二世诏与量同。或者地名,或纪八斤、十六斤之数。有以石为之者,仅见一器耳。
新莽之权,有作环形者。按《汉书·律历志》说五权曰:“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即指此制。其文多曰“律石”,或曰“律一斤十二两”。有作瓜棱形者,底有大泉五十钱文。又有一权,亦作瓜棱形,文曰“官累重斤二两”。以钱文及形制互证之,殆两汉或新莽时物也。莽权之纪斤两,与秦权同。
汉以后权,惟元明尚有存者。其余不多见(《陶斋吉金录》所载北周权一,唐权二,皆伪物),或称之为用较广,其文字皆在衡上。衡以木制,不能传久,而无字之权,又不能定其时代,故吾人转觉材料之少也。
古度量衡三者之考证,以权衡为最难正确。盖此种实物惟秦新两朝之权纪有斤两,尚可较其轻重。其不纪斤两者,则无从凭借矣。此外有纪重明文之一切器物,苟非残损,尚可取资。然金有时而蚀,石有时而泐,年湮代远,重量即差,只可于依稀仿佛之间,比较其大略而已。
古者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其后生产日增,需求亦繁,交易有无,不能相准,于是钱币兴矣。钱帀所以辅财物之不足,自来未有定名。曰货,曰布,曰帀,沿交易时代物品之名也。曰贝,曰金,以本体之物质名之也。曰刀,曰钱,以所像之形名之也。曰泉,则由钱而同音通假也。宋以来谱录家多沿新莽之称,谓有首肩足者曰布,刀形者曰刀,圜者曰泉。清马昂又以世所称为蚁鼻钱者曰贝。今皆仍其名称,分类述之,一曰贝,二曰布,三曰刀,四曰钱,五曰钞板、银定,而以钱范附于后焉。
贝 古代文化兴于西北,距海甚远,贝不易得,故在贸易时代,即以为货物之辅助品。故许慎云,“古者货贝而宝龟”(《说文》贝字解),而彝器之文又有锡贝若干朋之语也。今所见古代真贝,背上凿穿或磨平,而与腹下洞穿者,皆是也。虽未能确定其为行用之货(彝器文之所谓锡贝,恐已非真贝),而要之为货贝时代之遗制,则可断言。所以必凿穿或磨平其背者,以其可以贯系也。只贯于系者谓之朋,犹后世之钱曰缗曰贯也。古彝器文有子荷贝形作 (租癸爵),作 (父乙彝),作 (父丁鼎),作 (父乙盘)者,即古朋字。其“锡贝若干朋”之朋作 、 等形,皆可以见古人系贝之状。按崔憬《易损》注云,“双贝曰朋”《汉书·食货志》注苏林曰,“两贝为朋”,《诗·菁菁者莪》郑《笺》云,“五贝为朋”。王静安《说玨朋》云,“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合二系为一玨若一朋”,其说是也。象形朋字所从之 、 、 等形,皆贝字也。
今世传铜帀,有蚁鼻钱者。其形上狭下广,背平面凸,上俱有孔,或透或不透。文字约有四五种,俱不易识。宋以来即有此称,俗又谓之鬼脸钱。马昂目之为贝,其说良是。盖其初用真贝,后乃铸铜为之。自真贝至有文字之铜贝,不知经若干时期矣。
真贝出于近世,前人未有论及者。所出真贝之外,尚有以骨仿制者,略似磨背之真贝,亦有贯系之穿。此类之贝,多为古墓中之物。考其墓之时代,亦有在铜货盛行之时者,如新郑发见郑伯之墓,即与铜器杂陈。知此为殉葬之贝,而非通行之货。然以贝殉葬,必以贝为可宝,尚不失货贝时代之遗风。故殉葬者,或以贝或以钱耳。前人考古,偏重文字,故于钱帀之源流,亦自有文字之铜贝始,不知此铜贝以前,亦有其沿革之迹可寻也。
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又出骨制之物,状作环形,径三分许,肉好若一,厚薄不等。或谓即骨贝之变形(由两面皆平中有一穿之骨贝变椭为圜,则成此形),而为后世圜金之所自仿。云南以贝代钱,其名谓之肥(《明史》及《通志》作 ,《元史》作 ,《续通考》云,即《尔雅·释鱼》之蚆),以滇池所产之蚌壳为之,行用之制,以枚计直,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鄂尔泰《云南通志》),其状与此略同。台湾高山族所用者,其形较小,贯之以缗,度其长短以定直,运肘以代尺度,以由肘至腕之长为一尺,直钱千。使殷虚遗物而果为货帀者,不知其计直之法当若何矣。
用贝始于何时,载籍无征(《易·系辞》言“聚天下之货”,前人有作货帀解者,是必不然)。《说文》(贝部)贝字解云:“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许君说解虽详,亦仅能言其废止。而于原始之时期,终莫能确定也。
布 《周礼》泉府《注》:“郑司农云,‘故书泉或作钱’。”《国语》(《周语》):“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段玉裁《说文注》曰:“《周礼》《国语》已有钱字,是其来已久。”(金部钱字注)窃以为古本作钱,不作泉。泉字始见于《周礼》,盖始于王莽,莽之货币无不作泉者,前此未之有也。钱本农具,《诗·周颂》所谓“庤乃钱镈”是也。清代考钱币者多以为传世空首布乃仿田器之钱为之,其说甚允。盖空首布之制作长方形,首为方銎,以安木柄,銎之一面有穿,可以施丁于柄以固之,足如钟铎之于。其状又如铲,故俗或谓之铲布。田器之钱所以 土,当亦作此形。象钱之形即名为钱,犹象刀之形而名为刀也。其后行用既久,取携不便,乃废其空首而为平面,缺其钟于形之足而成双足。今所谓尖足、圆足、方足者,皆此类也。
诸布文字,诡异不能尽识。其可识者,又非皆合六书。意必俗体之字,随意省减,流行于当时当地,人尽可识也。其所纪者多为地名,或干支数目之字。《货布文字考》据此定为春秋战国时物。于是宋以来“上古有币”之说,不辩自明。或云:“不但上古无币制,即《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亦未可尽信。盖周以前为贸易时代,本无须货币,观《孟子》‘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之语,知此风直至战国尚尔。货币始于有周而盛于列国,且初行时不过补助贸易之缺,惟都市官府用之,因官府无物可与民间贸易,故制货以剂之。”
布之行用期在有周之世,至秦始废之,及于新莽,又复行之。莽事事法周,于币制亦然。布、刀、钱,皆周制,莽悉效之。其所作货布及十布,与周布大同而小异,惟形制狭长,首皆有穿,与“ 当十”金布同而差小,知莽亦有所本也。
刀 刀币之名始见于《管子》,意即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之一,班《志》所谓太公退又行之于齐也。其制象刀形,上有刃,下有柄。柄之端有环,全体作偃月形,或磬折形。考其所纪地名及今出土之地,大抵皆齐与燕赵之物。齐刀最大,燕赵次之。今所流传者,有齐三字、四字、六字刀,有即墨刀,有安阳刀,上皆著货字,背多有三画文,显系一国之制。且出土多在山东及河南东境,是齐地也。其河南及河北所出者,则为燕赵之制,较齐刀为小,文字亦简略,不著货字而仅纪地名,有明、邯郸、柏人等地。
王莽之契刀、错刀,名虽法古,而形制实与周制不同。蔡云谓莽未见泉刀,而窃取刀匕之制为之者,是或然欤?
钱 空首布谓之钱,已如上述,然其名后为圜钱所专有。圜钱之制,其初必作环形,内外皆圜。《尔雅·释器》曰:“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三者同制而异形。知此种制度,为古器物通行之式,钱之仿此宜也。其外圜函方者,乃后来因袭改变之制。今所见环形者,有垣字钱,有长垣一斤钱,有共字钱,有济阴钱,有半睘钱,有重一两十二铢钱,有重一两十四铢钱等数种。皆圜孔,内外无郭。意皆周初之制。《汉书·食货志》曰:“周景王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郭。”谱录家即以传世之宝货、宝四货、宝六货当之。其制已为方孔而内外有郭矣。又有内外有郭而孔圜者,文曰西周,曰东周。或定为晚周之制,以为西周者河南,为考王弟桓公受封之地;东周者 ,为西周惠公少子受封之地。故其钱皆出今之河南。若然,则晚周犹有作环形者矣。
秦始用半两钱,沿用至汉。汉始用五铢钱,沿用至隋。中经王莽改变汉法,废五铢钱,更造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钱,与刀布并行。后又改作货泉,与货布子母相权。后汉建武十六年,复行五铢钱。至唐武德四年,始废五铢钱,而行开元通宝钱。自是以后,钱制大略相同,无甚变更。至清末,始改铸银圆、铜圆。
钱之文字,或纪其重,或纪其直,或纪地名。若齐刀及东周、西周钱,则著国号。后世既有年号,犹不以之铸钱。若汉李寿之汉兴,赫连氏之大夏真兴,宋武帝之孝建四铢,废帝之景和,北魏孝文帝之太和五铢,孝庄帝之永安五铢,不过稍稍改其旧制,尚不著为定例也。有唐一代,始终铸开元通宝钱,亦非年号。其间偶以年号铸钱,亦仅乾封、乾元、大历、建中等数种。宋虽累朝铸钱,而宋通、皇宋、圣宋等钱,亦非尽属年号。自宋以后,则累朝皆铸年号。且有当时未铸而后来补铸者矣。
古之圜法,子母相权,故以小钱为子而以大钱为母。后世财用匮乏之时,往往因袭此制,铸当十、当百等钱,几于历代有之。惟南宋铜牌,其制最奇,面曰“临安府行用”背曰“准贰伯文省”(张廷济云,贰伯即壹伯,疑误)。今所见有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三种。史志失载,仅见于元孔行素《至正直记》中。盖其时有足陌省陌之别,省陌又各地不同。故创为此制,纪其行用之地而著省字。其制殆同于钞法也。
钞板、银定 古者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虽有以金银为货者,非常制也。后世钱法日坏,权以楮币,楮币渐弊,权以银货。故钞与银皆唐宋以后之制。
唐之飞钱,宋之会子等,其初以省运输之劳,继则利用之以济钱之不足。金元以后,交钞盛行,钞为主而钱为辅矣。
飞钱如今之会票,委钱诸司,至所在地合券取钱。其式今不可考。
宋之钞法,有交子、会子、川引、湖会、关子等名,而板式之流传者至罕。传世“一贯背合同”钢印,王静安考为南宋会子背印。惜其钞面板式今不可考。近见一钞板,上图钱十枚,作两列,五正五反,钱文左右各作一“×”字。下有文七行,曰“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传行使”。其下作负米入仓之图,并有千斯仓三字。与金元以后钞式全不相类,决为宋物,以南宋关子、会子、交子等并作七百七十陌也。
金之交钞铜板,则有三合同十贯大钞、山东东路十贯大钞、贞祐五贯宝券、兴定宝泉二贯及二贯钞背等。其文字形式,征之史志,可以订误补缺之处甚多。
元钞板传世较少。近年新出至元二贯宝钞铜板,文字清晰。式与金钞小有异同。其钞之存于今者,有中统元宝二贯交钞,出新疆吐鲁番(见《新疆访古录》);至元一百文、三十文宝钞各一,出甘肃。
《四朝钞币图录》取金元铜板,合以元、明、清楮钞,凡十七种,摹印精善,考证亦有可取者。传世钞币略备于此矣。
银定之传世者,验其文字,亦多为宋、金、元、明之物。宋金谓之银定,元至元以后谓之元宝。其形与今之元宝微异。大者重五十两,与今同。宋有达州大礼银、潭州大礼银二种。达州银末见拓本,仅存其文于莫友芝文集中。传世潭州银,重各五十两,并有年号。金元以后多无年号,惟载库子、银匠等名,或纪某路等地名。近巨鹿宋故城中出银定数枚,亦无年号,是宋之银定亦不尽有年号也。
又有黄金有文字者,出安徽寿县。亦有出山东者。皆晚周列国时物。共文为方印,有 、 二种。或止一印,或数印相连。宋沈括《梦溪笔谈》谓之印子金。吴大澂定名为 金,考为金币之一种。然是否当时通行之货,则未可知也。
钱笵 冶铸器物必有笵,钱币亦然。张廷济、鲍康、翁树培等考订钱笵之制,言之详矣。昔皆统名之曰笵,其实宜别为笵与笵母二种。阴文反书者笵也,阳文正书者笵母也。
笵有铜,有铁,有沙土,有滑石;笵母则多以铜或土为之。土笵母为铜铁石诸笵之所自出,笵成而母无所用之,若本始、元康、神爵等五铢及新莽契刀诸笵母是也。铜笵母用以模腊合土而成笵,以笵铸钱。钱成而笵毁,则更以铜笵母作之。故铜笵母之所容,自一二枚至七八枚,无甚大者(半两圆笵母容钱二十有九,则以钱小故耳),其铸成之钱亦最精,若齐刀、莽刀、莽泉及建武五铢诸笵母是也。
笵之形制,各钱骈列,中设总流,旁设支流,皆与各钱相联。以面背二笵合之,而灌注铜汁于其中。铸成出之,翦去支流之铜,而钱成矣。今之所谓联布者,出笵后未翦者也。圜钱之轮廓欹斜、文字。错乱者,面背二笵有移动也。列国之布,燕赵之刀,文字奇异,类别最夥,几于无一同笵者。鲍康云,“工人就沙土上以意刻字,旋刻旋铸亦旋弃,故参差弗齐”,是或然也。
今传世者,笵则有空首布、圆肩方足布、方足布、尖足布、齐三字刀、宝六货、半两、五铢及莽泉、莽布等,笵母则有齐三字刀、宝四货、宝六货、半两、五铢及莽之泉、刀、布等,皆见于《古泉汇》《古器物笵图录》二书。而后世钱笵转无传者,是亦一疑问。翁树培以为唐宋以后不用此笵制,殆近之矣。
郑玄《周礼·掌节》注曰:“符节者,如今宫中诸官诏符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旌节,今使者所拥节是也。”三者皆执以为信之物。其中惟使者节无实物可证,仅汉武氏祠石刻画像中图其形制,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之说相同。今就符与玺印分别述之。符之后附以牌券,玺印之后附以封泥,从其类也。
符 符为判合之器,《说文》所谓“分而相合”者也。其书之之法盖有二种。一曰质剂,郑玄云,“两书一札,同而别之,若今下手书”(《周礼·小宰》及《司市》注)是也。一曰传别,郑玄云,“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周礼·小宰》注)是也。古多以竹木为之,惟发兵之符始用铜。
《史记·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汉书》无国、相二字),为铜虎符,竹使符”,故向之考虎符者。必曰始自汉文帝。近出铜虎符二,长今尺三寸许,文皆篆书金错。其一为左符,文曰:“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殹。”文剂之制。阳陵符先出,王静安考证甚详,定为始皇初并天下文字未同一以前所作。新郪符晚出,以阳陵符证之,亦为秦制(“甲兵之符”及左、右、在等字皆同。以“殹”为“也”,亦见于秦权),犹在未称帝以前(新郪本魏地,此符当作于二十二年灭魏之后。)是虎符之兴,在秦以前,特汉初未遑制作,至文帝始为之耳。后汉建武初,亦但以玺书发兵,因杜诗之奏始作虎符。两汉事实正相同也。会符发兵之制,人多莫能详之,赖有新郪一符,尚可考见秦之兵制。又可知甲兵之符,非纪甲乙之数,乃被甲用兵之谓也。
其前于此者,尚有鹰符二,虎符一。鹰符面为鹰形,背有牝牡筍,曲其颈以为钮,似可以佩者。其一文在周缘,其一文在背上,皆古文,不尽可识。虎符为右半,形制大小与秦虎符相类,亦为质剂之制。文二行,行三字,曰“齐节夫二□五□”。字狭而长,类齐钟鼎文。以鹰形为符,于经史无征。《诗·大雅》,“时维鹰扬”,《传》云,“如鹰之飞扬”,后世官号亦有鹰扬将军。其取义殆与虎同,皆喻其猛鸷也。
凡周秦之符,如鹰符、齐虎符、秦新郪符,中皆有穿,可以贯筍(新郪符之穿,适当必、燧、事三字之间,故此三字笔画不完。意必错于筍端,合而贯之,其字乃完耳。阳陵符胶固不能剖,或亦有穿。)且文字为质剂之式,左右完具,无作半别者。
汉初虎符犹沿秦制。今传世列侯符二,各长今尺三寸五分,一曰“与临袁侯为虎符第二”,一曰“与安国侯为虎符第三”。皆篆书,二行并列,不著左右字,犹是质剂之式。其余郡守虎符,则皆为傅别之式,背文一行,曰“与△△太守为虎符”。剖之则左右各得半字。肋间四字,曰“△△左(或右)几”。则应劭所谓第一至第五也。其字并篆书。形制大小八二类,甲类长今尺一寸八分,乙类长二寸三分。以南郡守、长沙太守二符证之(景帝中二年始更郡守曰守。则南郡守可确定为西汉,其制乃甲类。长沙于西汉为景帝子发封国,于东汉为郡。若以为在景帝前,又不应称太守,则此符可确定为东汉,其制则为乙类)。则甲类当属西汉,乙类当属东汉。符阴之筍,前后各一,或圆或方,大抵左牝右牡。亦间有符阴中空,而于其边际作三角形之筍三,上二下一,左牝右牡以相契合者。
新莽虎符,长今尺三寸六分。背文与字上有新字,郡名下著县名,太守为“连率”,曰“新与△△△△连率为虎符”。肋文五字,曰“△△郡左(或右)几”,并篆书。其符阴中纪,边际有二角形之筍五,上三下二,左牡右牝。
晋虎符较东汶略短,昂首凸胸。通体有虎皮纹,不能容字,故于背缝凸起一行,宽二分,左右各半,以刻背文,肋间之字则移于胸前或符阴。背文与字上有晋字,“为虎符”下有第几二字。丞邑男、驺男、始平男三符,字在胸前,曰“△△男左(或右)几”。上党太守左右二符,字在符阴二筍之间,并篆书。其符阴之筍,男符作长方形,其长几与符阴等,左牡右牝,太守符则前后各一,亦左牡右牝。
又有宋高平太守右符,及凉酒泉太守左符,制与晋同,而文字又小异。与字上多诏字,诏上有大宋或大凉二字,易为字为铜字,符字下亦有第几二字。胸前各刻△△太守四字,符阴牝牡筍各居其半。左符牡在前,牝在后,右符反是。牡苟上各刻左或右字,是殆沿晋制而略变者。其字体为篆书而略兼隶势。又有河间太守符,与前二符同而略小,大字下一字不可辨,亦晋以后之制。
山西新出虎符八,左右皆具,首略昂起而不如晋符之甚,较晋符亦略大,长今尺三寸二分,通体刻虎皮纹,背缝亦凸起一行,符阴牝牡筍各半,与东晋以后之制同。刻文凡三处,一背缝,二胸前,三腹下,皆为隶书。凡太守符三,护军符五,背文曰,“皇帝与△△太守(或护军)铜虎符第几”,胸前文曰“△△太守(或护军)”,腹下文曰“铜虎符左(或右)”。其腹下刻字,尤为历代所未有,其为晋以后之制可无疑义。
隋虎符又与秦汉以来之制不同,易伏形为立形,首足尾皆翘出,长二寸二分。背文七字,曰“△△卫铜虎符几”。肋文三字,曰“△△府”。并篆书。符阴颈胸之间三字,曰“△△卫”。腹间三字,曰“△△(府名)几”。并正书,不着左右字。筍在胸与腹之间,作十字形,左牡右牝。其数第一至第五,则犹仍汉制也。
秦符、新莽符,皆金错。汉符银错,晋男符亦银错,太守符乃凿款,东晋以后则皆凿款。又自东晋以后以至于隋,皆曰铜虎符。其曰“大△△(国号)诏与△△太守铜虎符”者,谓以诏书给予铜虎符于太守也,与汉晋符“与△△太守为虎符”之与字异义。
符之制至唐而大变。《唐书·车服志》:“高祖班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畿内则左三右一,畿外则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复始。”匪特左右内外之制异,即左右之数亦各自不同。武后之时,改鱼为龟。中宗初,又复为鱼。盖高祖避祖讳,故废虎符之制也。今所见鱼符之有纪数者,如右清道率府第二、右武卫和川府第三、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潈州第四、新换蜀州第四、新铸福州第三,皆为左符。其九仙门外右神策军,则为右符,不纪数,是即右一在外者也。其太子少詹事及朗州传佩等符,则为随身符,所谓不刻姓名传而佩之也。其嘉德门内巡、凝霄门外左交、廷政门外左交等符,则宫殿门城门所给之交鱼符、巡鱼符也。武周之龟符,上下相合。今传世者有六,皆为上甲。不知其内外判别之制如何。其中纪数者二,曰“鹰扬卫金城府第四”,曰“云麾将军行左鹰扬卫翊府中郎将员外置阿伏师奚缬大利发第一”,必皆进内者。宸豫门开门、闭门二符,即《车服志》所谓左厢右厢给开门符也。惟闭门亦用符,则不见于史志。《志》言随身符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今传世鱼符,未见刻姓名者。龟符则有阿伏师奚缬大利发及索葛达干桧贺二符,皆为诸夷蕃将姓名。意其时诸夷蕃将之宿卫者,固无不刻姓名也。鱼符龟符,字皆刻于符阴。上端有一同字,或牝或牡。侧刻合同二半字。首皆有穿,可以系佩。故唐以来符与牌无别。后世或皆谓之牌。
宋之铜兵符,陕西五路,每路各给一至二十,更换给用。其制仿“木鱼契”之形以为之,是仍为鱼符。南宋初,改铸虎符,刻篆而中分之。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今皆未见传世。所见有铜牛符,而不见于史志,文曰“癸丑宝祐春铸”,是亦尚待考订者也。又有一铜牌,作钟形。正面上刻皇祐元年四字,下一勑字。阴面上曰资政殿,下曰臣范仲淹。字皆衡刻。是殆刻姓名之随身符,沿唐制也。
又有玉麟符左右各一,其制略如虎符。符阴前后二筍,左牡右牝。右符底刻第二二字,阴刻一木字。左符底刻第三二字,阴刻一水字。皆正书。按《文献通考》(王礼十)曰:“隋炀帝幸辽东,命卫玄为京师留守,樊子盖为东都留守,俱赐玉麟符以代铜兽。”《唐六典》曰:“传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意此乃隋唐之物也。
牌 宋以后兵符不传,所传皆佩牌。辽有卢龙县界、文德县界二铜牌。其形如钱,背刻姓名。此与宋刘光世之招纳信宝钱同为出境之凭证。乃其时习俗相沿之制度,非钱币也。西夏铜牌,或圆或椭,面背皆有文,与《感通塔碑》文字相同。金有鱼符,制与唐符同。符阴同字下刻女真字一行,首尾皆有穿,则与唐略异。奉御从人铜牌,钱大昕定为金时物。又有荆王从人铜牌,其制相同,皆一时之制。元有虎头铜牌,制狭而长。上刻虎头,下有蒙古字一行。王静安云,“此即《元史》所谓虎符者也”。明之符牌,传世最夥,多为铜或牙制者。惟万国珍及皇浦玉宝二牌,则为木制。牙牌为官长所佩,铜牌则为夜巡及官军勇士等所佩。所以重门禁,慎出纳,亦即随身符也。
券 古之功臣,多赐符券。汉高祖与功臣剖符作誓,后世铸之以铁,谓之铁券。其存于今者,唯唐昭宗赐彭城郡王钱镠,及明英宗赐修武伯沈清二券而已。明券即仿唐券之式,其制如瓦,以铁为之,诏书则以金错之,左右各一,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故则合之以取信。此亦质剂之制也。
玺印 古之玺印所以封检。《释名》(《释书契》)云:“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秦以前无尊卑贵贱皆得称玺(《说文》〔土部〕:“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籀文从玉。”今传世古铜印,玺字多从金,从尒。意铸金则字从金,刻玉则字从玉,以其印于土则字从土。许君主土之说,盖依汉制而臆解,非玺之本义矣)。秦以后则天子称玺,臣下称印。唐以后玺又谓之宝,汉以后印或称章,唐以后或称记(又曰朱记),明清以来或称关防,各随官制而异。其通称则皆谓之印。
封检之制,后世久废,人多莫能详之。段玉裁注《说文》,至谓“周人用玺书,印章必施于帛而不可施于竹木。”(土部墨字注)不知古人封检用泥,正适用于竹木也。近百年来封泥出土,刘喜海为定其名称,世遂知有其物。然于用之之法,尚未之详考也。王静安著《简牍检署考》,汇集旧说,证以实物,求得其制度形式,于是书契玺印之为用始明。盖古之简赎,上必施检,然后约之以绳,填之以泥,按之以印。其或盛于囊者,则更约绳封印于囊外。其制盖如今之火漆,故可封物也。自简牍易为楮帛,而封泥之制始变而为濡朱。汉以后纸虽盛行,而宫私文书犹兼用简牍,至南北朝之终而始全废。故自周秦至六朝,官私玺印大抵皆方寸。隋唐以后制乃渐大(唐房玄龄等议封禅之制,至请更造玺一枚,方寸二分,以封玉牒)。至于后世,几以印之大小,别官之尊卑。盖其用不同,而形制亦随之而变矣。
今据传世之物,考其形制之沿革,可分为三时期:一先秦,二秦汉至南北朝,三隋唐以来至于近世。
卫宏《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续汉志补注》引)今所见先秦官私玺印,正如卫宏所言,但以铜制者为最多耳。其文字增省改变,与钟鼎彝器不尽同,可识者不过十之四五。《说文叙》曰:“秦书八体,……五曰摹印。”岂知印文别自为体,不自秦始也。其文多著 字,无作印者,尤为尊卑称玺之明证。阴文者四缘多有阑,阳文者字细而边宽。官印多阴文,其方约当今尺七八分,盖即古之方寸。亦有当今尺寸余者,意非常制。官名可识者,有司徒、司马、司工、司成、司禄之属。君号之印,字尤诡异,又非尽属地名。盖晚周列国之臣属,封授频繁,《国策》《史记》诸书所载,脱略者多,其人其国,今多无可考矣。私印则阳文多于阴文,大者或同于官印,小者或仅当今尺三分许。其细字宽边之阳文印,昔人目为秦印,以文字例之,殆昔周时物也。此类古文之官私玺印,不特大小无定,即形式亦甚繁。方形之外,有圆者,长方者,上方下圆者,折矩形者,其分歧甚于秦汉。盖第一时期本无定制,惟其所好耳。
秦汉以降,始整齐画一。官私印皆当今尺七八分,历魏晋而不改。观于著时代之汉魏晋“蛮夷印”可知矣。至南北朝而其制微异。其大小当今尺寸许者,即北齐制所谓方寸二分也(见《隋书·礼仪志》六)。前人谱录,概目之为汉印,然其字体随意屈曲,或笔画不完,正如南北朝之碑额,实与汉篆不同。今以其形制与秦汉无甚区别,仍属之第二时期。此时期之官印,方者之外,有所谓“半通印”者,形作长方,适当方印之半,其名见于扬子《法言》(十二)及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李贤《后汉书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啬夫,得假半章印”。盖半通或半章,乃微官之制也。私印有两面刻姓名中穿革带者,谓之穿带印。有大小相衔者,谓之子母印,形制较官印为复杂。其材则官印多以铜制,私印间有银与玉者。其印文多出于冶铸,亦间有刻者。惟军中官印则多凿文,以急于封拜,不及冶铸也。御史、将军、太守等印,其文多曰章。按卫宏《汉旧仪》有“丞相、大将军、御史大夫、匈奴单于、二千石印文皆曰章”之语。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云:“当时并不以印与章为尊卑之别,特以御史、将军、都尉、太守等有风宪兵权之任,故改印曰章。”窃以为章者当用之于章奏,犹今人用于图书,遂名印曰图书也。又有印章二字联文者,多为五字印。《汉书·郊祀志》:“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武帝纪》注:“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盖之字、印字皆所以足五字之数也。五字印大率自太初以逮新莽,因莽之官号,五字之印为多。其余仍多四字者。
古之印必有绶,故其上皆铸钮,所以系于绶而佩之。钮之制历代不同,第一时期,多为坛钮、覆斗钮。第二时期,则坛钮、覆斗钮之外,有鼻钮、橐驼钮、龟钮及虎豹辟邪之属。大抵官印有定制,私印则各出已意以为之,故奇特者尤多。
南北朝以来渐改古制,变小为大。北齐传国玺方且四寸。“督摄万机”木印,长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见《隋书·礼仪志》),尤为古今所仅有。然常印犹皆方寸或寸二分耳。至于隋唐,其变小为大之制始定。由隋以迄于宋,多当今尺寸八分。金元以降又较大,明清之世,有方三四寸者。印大则不可佩,隋唐宋虽有金紫、银青诸号,已非印绶之称。故其印无钮而有柄,长约一寸,居印背之中。明以来柄又渐长,约当一握。其印背多刻年月及掌铸之官,亦有刻于侧者。元明并刻字号,其防范之术又加密矣。此时期之印,皆为阳文,篆书多谬误。隋唐印之边,与文之粗细相等。宋印间有宽边者,印文蟠屈略繁。金元印宽边者多,篆文之蟠屈亦更整齐。明清印则尽属宽边者矣。
封泥 此三时期中,惟第三时期者皆濡朱而印于纸(朱印之事明见于史籍者,始自北朝),今所传书牒之类,其上往往有之。其第一第二时期,则印于封泥(今所见封泥,汉魏为多),向惟见于记载,而今有其物。其制为土凷,面有印文,背有版痕及绳迹。其色或青或紫。其形或为正方,或为不规则之圆形。盖简牍之上,或有印齿,其填于印齿中者,则为正方。其施于囊或无印齿之简赎者,则为圆形。《吕氏春秋·离俗览》曰:“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淮南子·齐俗训》曰:“若玺之抑埴,正舆之正,倾与之倾。”涂也,埴也,皆泥也。古人所谓一丸泥者(《列仙传》云:“以方回印封其户。时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门户不可开。”《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嚣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即指此也。天子诏书用紫,常人用青,封禅之玉检,则用水银和金为之,谓之“金泥”。王静安谓一切黏土皆可用,其说良是。
官号地名见于印章者,不若见于封泥者之多。盖传世印章,半皆军中之宫。而封泥则中外官职皆有之,顾独少武职。宋沈括谓“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殁于行阵者”(《梦溪笔谈》十九)。斯言颇得其实。故考古之官制地理者,宜取资于印章。而封泥上之印文,其裨益实较印章为尤多焉。
吉金之器流传于今者,殷周之世,礼器为多,秦汉以后,则服御之器为多。其范围至广,类别尤繁。鼎、 、钟、钫、 、洗之属,已附见于礼器条下,不复赘述。今约举其最著者分记如下,一、镜,二、钩,三、镫、锭,四、 斗、尉斗,五、薰 ,六、帐构,七、筦钥,八、浑仪、刻漏,九、车马饰。其他残器零饰,或阙其名,或昧其用,尚有待于考订者,不能备举也。
镜 古者以铜为 ,不知始自何时。《周礼·考工记》言,“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并言其制造之法。今传世之镜,以汉为最早,未见有周秦者。其著年号则始自新莽,未见有西汉纪元者。镜背多有韵文,大抵皆吉语箴铭,或四言为句,或七言为句。铭辞之首,或冠以作镜者之姓氏,其纪年月者不过什一而已。其制多为圆形,唐以后有六出八出作菱花形者,大或径尺,小或二三寸。大者面平,小者微凸(沈括《梦溪笔谈》曰:“ 大则平, 小则凸。……量大小,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 大小相若”)背镂花纹,中设一钮。花纹分内外层,或为花草,或为鸟兽,或为神怪,状至奇瑰,多者六七层,少者二三层。铭辞即环列于内外层之间,或一周,或二周。亦有环列方印,每印一字或四字者。其无文字者,上多饰以狮子、天马、葡萄等形。意秦以前之镜,必甚朴素,其制今已不传。其传世者,皆西域之制作,自汉武通西域以后传至小土者,故以西域名产饰之,以志其所从来。其后谶纬之学兴,而其饰乃多神话。汉迄六朝,其字皆为分隶,唐以后则多楷书。唐、宋、金、元之世,铜禁甚严,铸器以铅锡铁代之。唯镜则仍以铜制(《博古图》载铁镜二十有三,魏武帝《上杂物疏》有金错银错铁镜。今传世者,铜制者多,铁镜不过百分之一耳)。今所见有宋湖州铸监局造镜(乾道八年)。金陕西东路运司官造镜(承安三年或四年)。皆出自官铸者。民间所造,以湖州府为多。
汉镜之纪日者,多曰五月丙午。按《论衡·率性篇》曰:“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 五石,铸以为器。”盖汉人信谶纬五行之说,取火德最盛之月日,以铸取火之具。但其他铜器,如钩,如刀,亦有用此月日者,不仅阳遂为然。然仅有是年五月并无丙午日而曰丙午者,或五月以前改元,而犹称前元缀以五月丙午者。知当时造作,不必真用是月是日,不过习俗相沿,徒成具文而已。
镜久用则黯,必待磨治之而后可复用,故古有磨镜之业。《淮南子·修务训》曰:“明镜之始下型曚然未见形容,及其挖以玄锡,磨以白旃,则鬓眉微毛可得而察。”(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订)今出土古镜,尚有莹洁完好者。殆皆经玄锡之挖、白旃之磨者也。
至其制作之妙,则有所谓夹镜者,以指扣之,中空有声。有所谓水浮镜者,脱去滓秽,轻清如蜕(夹镜、水浮镜之名见《博古图》)有所谓透光镜者,向日照之,背文之影悉现于素壁。凡此工作之精巧,物理之微妙,今虽失传,要皆有研究之价值存焉。
镜范传世甚少。自张廷济辈研求古器之制作,于是始见著录。《古器物笵图录》载拓本七事,一端皆有流。乃知铸镜之法,实与铸钱无异,又铸镜之铜迥殊他器,质脆而易碎,碎处色白如银,似锡多而铜少。知《考工记》所谓金锡半者,至后世而又有增损矣。
钩 钩者,古革带之饰,管仲射齐桓公中带钩是也。胡语谓之师比,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贝带、黄金师比是也。其字或作胥纰(《史记·匈奴列传》),或作犀毗(《汉书·匈奴传》及班固《与窦宪笺》),或作鲜卑(《东观汉记》),皆师比一音之转耳。今传世者,多秦汉以后物。其制一端曲首,背有圆柱。有纯素者,有雕镂者,多涂以金。其雕镂作兽首及鱼鸟之形,或以金银错之。刻辞有云“口容珠,手抱鱼”(《长安获古编》丙午神钩,《陶斋吉金续录》袖珍奇钩,并有此铭),即状其所饰之形,不知是何取义。文字或作吉祥语,或纪年月日,或为官号,或为姓名。有刻于面者,有刻于背者,有刻于柱底者。柱底之文,可代印章,故往往多反文。《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丙午钧,下有张师信印四字(其在背或在柱底则未详),明着印字,尤可证也。又有中剖为二,左右各半者,字在里侧,或阴款,或阳识。阮元谓合之以当符契,是或然也。有以玉制者,其制亦相类。
其尺寸之大小尤多殊异。寻常所见者,大率当今尺三四寸,或短至径寸,皆为革带之钩。其长至径尺者多无文字,腰围所不能系,意盖鞍饰(《御览》服章部引《吴录》曰“钩络者,鞍饰革带也,世名为钩络带”。《类聚》及《书钞》衣冠部所引则无鞍饰二字)。尝见一大钩,有一玉环胶固于其端。或云是僧徒袈裟所用者,其说似颇近之。
镫、锭 镫锭之制,上有盘,中有柱,下有底。其或着柄于盘而承以三足者,则谓之行镫,即今之手照也。盘所以盛膏,中或有锥,则所以承炷,古所谓膏烛也。
其名之见于各器者,或曰镫,或曰锭,或曰钉,或曰烛定,或曰烛豆,或曰烛盘,实一物而异名。镫、锭、钉、定,盖即一字,《广韵》(锭字注)《声类》(玄应《一切经音义》七引)所谓“有足曰锭,无足曰镫”(《广韵》“有足”上有豆字),殆不尽然。《说文》,镫、锭并收,而互相为训,不言有足无足之别,明即一物也。镫,本豆下之跗,《记·祭统》曰:“夫人荐豆执校,执醴授之执镫。”《注》云:“镫,豆下跗也。”就形制言之,汉以来膏烛之镫,正如商周祭器之豆。故《广韵》以豆解镫锭,而土军侯烛豆即以豆名其器也。
今传世诸器,多为尚方所造,刻造作人之姓名及其岁月,著宫室之名与器用之数。或纪重量,或详尺度,或载容量。其颁赐外戚家者,则增刻赐与之岁月,及受赐之人。有所谓雁足镫者,柱作雁足形,盘中空,下有底。有所谓鹿卢镫者,器椭圆,盖作两截,后半着于器,前半有鹿卢,可以开合。开之则其盖上仰,中有一锥,以为烛盘。《博古图》所载又有虹烛锭,器圆而敛口,下有三足,上有两管,铭曰“王氏铜虹烛锭”。此乃承烛盘之座,而非所以然膏者。《西清古 》载一全器,上有覆,中有盘,下有座。覆有二管下垂,与座之管相衔接。覆与盘之间,又有屏蔽二,如门户然,可以转移。盖施于烛后,使其光反射者,其制益精巧矣。
斗、尉斗 斗,温器也。三足有柄,所以煮物。无足者谓之尉斗。爇炭于斗中,以尉绘帛。用各不同,视其足之有无以为别。前人概名之曰 斗,实未当也。《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铜枪,误出尉斗。便大惊怪曰,‘火未至,榆已被烧失脚’。”(《书钞》服饰部引)是尉斗实无足,而有足者谓之 斗。枪又 斗之别名,枪即铛也。用之干军中者,则谓之刁斗。《广韵》以刁斗释 ,孟康以 器释刁斗(《史记·李广传》集解)。二者之容量皆受一斗(建始 斗铭曰“容一斗”;孟康刁斗注亦曰“受一斗”),实同物而异名也。
其明著器名者,则有汉建始 斗,魏太和尉斗,皆纪造作之岁月及其重量等(汉 斗纪容量,魏尉斗纪号数),或刻于唇,或刻于柄。太和尉斗有盖有架,其架谓之尉人。尉人之名,仅见于《东宫旧事》(《书钞》服饰部引)。证以此铭,始悟其用与其形制。寻常尉斗,则多铸钱文及鱼形于其腹内。
薰炉 薰炉,薰香之器也。《说文》(金部):“炉,方炉。”“镟,圜炉。”今器之自载其名曰薰炉者,多为圜器,如豆状,上行盖,下有盘。盖多作为山峦草木之状,而有孔可以出烟,故又谓之博山炉。意爇香于其中,覆之以笼,以薰衣被者。笼盖以竹为之,所谓薰笼是也。
帐构 古之帐如覆斗,支之以架,其架谓之帐构,以竹木为之。交错接筍之处,则以铜联之,名曰帐构铜。其状如筩,中空,以贯竹木。首方而有筍,或旁出歧枝。其铭必备载帐之尺寸及锏构之部位,如上、下、左、右、边构、广构等名称(《攈古录目》所载帐构三,一曰上广构铜,一曰上边构铜,一曰下构铜)。潍县陈氏所藏一器(陈误为车饰)有“前右上广”等字。综其所纪之尺寸观之,长皆一丈,广皆六尺,高或八尺五寸(高度惟《宁寿 古》所录一器有之),则所谓覆斗形者,不难想象得之。
筦钥 莞钥之属,传世极少。曾见一器,首屈如钩,其柄节节相衔,可以伸缩。上有“雝库籥重二斤一两名百一”等字,形制与今迥殊。其用若何,尤不可解。使其器无文字,几不能知其为库籥。无棣吴氏旧藏一器,形制与此同。有篆书五字,曰“廿一年寺二”(见《攈古录》),吴氏不能定其名,惜不及见此器也。日本正仓院有唐锁,其制略同今制。近年洛阳时有出土,有银者,有铜者,唯较正仓院者为小耳。
又有前人所谓藕心钱者,外有长方形之铜器函之。其上多作独角兽形,或有完字及千金氏等字,亦有有年号者,曰“都昌侯元延四年王政”。疑皆莞钥类也。
浑仪、刻漏 浑仪者,测天之器也,《虞书》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马融注云:“璿,美玉也。玑,浑天仪。”(《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是古之璿玑玉衡,即后世之浑天仪,故《尚书·文耀钩》曰,“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也(《御览》天部引)。刻漏者,测时之器也。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纪昼夜昏明之数。自秦汉以来,测候之器代有作者。然今中央观象台所存之仪器,率皆宋元以来之制,前此无闻焉。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侵犯我京师,法德二国平分钦天监天文仪器。法国盗取简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象限仪、地平经纬仪五器,运至使馆,越二年而归还。德国劫去浑仪、天体仪、地平经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五器,运载归国。越二十一年,依据凡尔塞和约而始退还。今就存器略记其时代、至形制及用法,则具详于《天文仪器志略》中。
浑仪为明正统间所造,其制实仿宋皇祐时之物而成。
简仪为元郭守敬所创造,其器实合地平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及日晷三器而为一器,故名曰简仪。原器于清康熙时作废铜充用,今器乃明正统间仿造者。
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六器,为清康熙十二年用南怀仁之说所造者。其上皆有“康熙癸丑岁(十二年)日躔寿星之次治理历法臣南怀仁立法”等字。
玑衡抚辰仪为清乾隆九年所造。上有汉文满文各一行。汉文十二字,曰“御制玑衡抚辰仪乾隆甲子(九年)造”。
地平经纬仪乃合地平经仪与象限仪而为一器。《仪象考成》云,“康熙五十二年,命监臣西洋人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清会典》云,“地平经纬仪,康熙五十四年制”,而一九〇〇年《司密逊学会报告书》谓系法王路易第十四赠与中国者。《天文仪器志略》云:“间尝细为检阅,有与旧器不同者数事:一,表尺别用黄铜制就,嵌入仪面,非如旧仪之就仪面摹刻;二,数目字皆用阿拉伯号码,不用汉字;三,立柱横仪梁身皆未用游云升龙为饰;四,仪柱或弧背上未刻制造年代与制造者姓名。”以是种种,则《报告书》所言或属可信。
圭表为测日景之具。明正统间制,清乾隆九年重修之。此外尚有汉日晷,为玉制之方盘。面作平圆,周以界线。每线刻篆书记数,自一至六十九,中有圆孔,所以植表。旧为端方所藏,见《陶斋藏石记》。明汤若望所制日晷二,一大一小,并崇祯年制。
漏壶有二,一大一小,小者系赵宋时制,为元齐政楼故物。大者为明制。庚子之役,器皆散失,各存一壶。
元延祐五年宣慰司陈用和所造漏壶,今在广东(旧在省城双门底,今移置海珠公园)。其器凡四壶,层累置之。第一壶高六尺余,其余以次递减一尺。时辰筹植立于第四壶中,铜尺衡于壶面,遇其时则字浮尺间。故宫博物院交泰殿中有一具,清乾隆时所造。浙江旧有三器:一在嘉兴,宋景定五年铸;一在奉化,元至治二年置;一在上虞,至正二十五年铸。器皆久燬,并文字亦属仅存矣(拓本见《两浙佚金佚石集存》)。
车马饰 《考工记》于车工之事,言之特详。自戴震、阮元、程瑶田诸家考订章句,绘图立说,而后其制度尺寸,始有定解。然附属金饰,琐屑难详,或存其名而不能见其物,或有其物而不能正其名,考证之事,正待来兹。顾制度变迀,三代各异。秦汉以降,形制更殊,出土诸器,率皆零落不完,且多有花纹而无文字,或并花纹而无之。于此而欲稽其时代,究其用途,尤非易事。近孟津发见古墓,中有彝器及车饰甚夥,以彝器之文字定之,当为周代之物。彝器皆已散失,车饰则由北京大学研究所购得数百件,位置不详,殊难整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今先就流传诸物之可确定者约略举之,车饰如軎、舝、和銮之属,马饰如衔勒之属,前人审定,已无疑义。他若葆调、斿饰,或施于盖,或施于旗,要皆卤簿仪仗之属,因亦连类及之。
軎者,车轴头也。传世一器,其形如筩,空其一端,本大末小,本圜而末为八棱。其本及近本之处各有界线隆起以周匝之。二界线之间有穿,两面相对。其端有文五字,曰“ 妊作安车”。此盖冒于轴头而施舝于穿中者。《史记·田单列传》:“令其宗人盏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索隐》引《方言》“车 齐谓之笼”(今本《方言》笼作 )以解之,即此物也。孟津车饰中有一軎,形制与 妊车軎略同,而附一车舝。此皆可断定为周代之物。《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载安昌车 ,为钱坫所藏(钱氏考为汉安昌侯张禹物)。其状虽相似,而近本之处无穿,不能施舝,阮氏谓为车 固未当,或谓为軎亦非也。
舝者,轴瑞之键,所以制毂也。程瑶田据灵山方氏所藏铜器,定为车舝。其形戴以兽首,首下为枘,首接枘处,面背并为偃月形,兽首两旁有穿,可以横贯,枘之末微剡,略如圭首。程氏谓偃月处与轴凹凸相圅(其实直接圅軎,间接圅轴),其穿以贯柔革而缚于轴。考证车舝之制,可谓精确无疑。近年出土者形制尤多。有枘上作半规形以圅軎者,有仅一兽首而下缀以枘者。半规形之上,或为兽首,或为伏兽形之钮,皆有穿以贯柔革。枘之末或锐,或平,或有穿。其施于軎也,枘之末必出于軎外。其枘末有穿者,或即以柔革之一瑞缚之。车軎之两面有穿,其明证也。程氏谓凿不得穿通以伤轴,由于未见舝未见軎耳。孟津所出车饰,中有舝四,其一附于軎,其二为原偶而失其軎,形制并为兽首下缀枘,不作偃月或半规形,其一个为兽首而为人首,亦失其軎,为舝之最奇者。
和,銮,皆铃也。所以为车行节也。《诗》毛氏说,“在轼曰和,在镳曰銮”(《小雅·寥萧》传)。韩氏说:“銮在衡,和在轼前。”(《礼记·经解》郑《注》引《韩诗内传》)《大戴礼·保傅篇》之说与韩氏同。郑氏于《诗烈祖笺》用毛氏说,于《周礼·大驭》注《礼记·玉藻经》解注,并用韩氏、大戴说。是和之在轼,已成定解。而銮之所在,虽两汉儒生亦有异说。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孙诒让(《周礼正义》)诸家,并以毛氏在镳之解为长。宋以来著录家称为舞铙者,其制上半椭圆,如两轮相合形。中含铜丸,望之离娄然,摇之则其丸鸣于两轮中。下附以柄,柄之端着以长方形之銎。清阮元据其形制,定为车和,作《铜和考》,谓下之方銎,即冒于车前轼两柱之端,故有旁孔以待横贯,使不致脱。订正《考古》《博古》诸图之误。孟津所出诸器中有此物,与车饰等相杂,知阮氏之说为不诬矣。近见一器,状如覆瓦,长约尺许,宽寸余。两端各有曲柄,柄末铜和下垂《西清古 》目为旂铃,其实亦即轼前之和也。銮之制如钟铎,上有钮,腹有舌,与汉以后牛马铎同。孟津所出凡七枚,小者高寸余,大者二寸余,虽大小不同,实皆銮也。
勒者,马口中所衔,所以制马也。今出土者甚多,以铜为之,两节相衔,其末各有一铜环,所以施辔。其制纯素无文,与今欧制无少异。孟津车饰中有勒十五枚,皆作此制,知周制即如此矣。
葆调者,编羽葆之器也,旧藏潍县陈氏。形如今之铜锁,一端有隶书八字,曰“主 毕少郎作葆调”,盖汉物也。按《汉书·韩延寿传》,“植羽葆”。颜师古注曰,“羽葆,聚翟尾为之,亦今纛之类也”。《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曰,“葆车,谓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为葆”是此器乃施于车盖,其孔所以饰羽。名曰葆调,其义未详。或以其合聚五采,有调和之义欤?
斿饰者,施于旌旗之竿头,所以系族也。余得一器,其体为筩形,长今尺一寸七分,围径四分半,空其中以待冒。两旁有小穿,可以施丁。穿之上层,围以蝉翼纹。顶上平处有旋纹。颈间缀以长方形之铜格,可以旋转,格间又有一小键纵贯之,此盖斿饰也。按《春秋左传》(昭十三年):“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复旆之。”杜《注》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盖古者旗旌之斿,可系可解。观此器铜键,一端缀于格间,而他端不相属。知斿末亦必有一键,贯于格间,而互相为固。建而不旆者,建立旌旗而解其斿也。复旆者,复系其斿也。从来解经者多以为卷而不垂,误矣。不有此器,乌从正之?
古兵之制,屡有变迁,石器时代以石为之,秦以前用铜,汉以后乃用铁。今传世古兵,多以铜制,皆先秦及汉初物也。是以楚子之赐郑伯金也,盟曰,“无以铸兵”(《左传》僖十八年)。赵襄子之居晋阳也,因董安于公宫之铜柱以为矢(《战国策》赵一)。秦始皇之并兼六国也,收天下之兵,销以为钟 金人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考工记》攻金之工六。所谓金者,皆铜也。惟其为铜,故能传久。后世铁兵,易于朽蚀,流传转希。
古铜兵之出土,往往有坼裂纹,戈戟尤甚,其理不可解。意金锡相和之后,加以淬 ,故与他齐不同欤?
又其文字瑰奇,亦异他器。盖即秦书八体之殳书,秦以前已如此矣。
今就古兵之可述者分叙于后。句兵曰戈,曰戟,刺兵曰矛,短兵曰刀,曰剑,曰匕首,凿兵曰斧,射远之兵曰矢,发矢之机曰弩机,盛矢之器曰菔。其他若铠冑之属,近日亦有出土,然皆零饰,难遽定名,姑从略焉。
戈戟 古以车战,利用句兵,主于横击。《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言崔杼之劫诸将军大夫也,曰,“戟拘其颈,剑承其心”,又曰,“曲刃钩之,直兵推之”,明言戟为曲刃。自先郑以援为直刃,而《礼图》所画戈戟,悉如矛槊然。盖汉时车战之制久废,所谓戈戟者,名同而制异。郑氏以句孑戟释戈,以三锋戟释戟,皆汉时之制。观于孝堂山石刻画像,戈皆直刃,益信汉制如此,郑氏之误有由来矣。宋黄伯思著《铜戈辨》,以为横而不纵,始订正汉儒之失。清程瑶田作《考工创物小记》,于戈戟之制,更反复证明。于是戈戟之所以异及其安秘之形,横击之法,征之经文实物,而无一不合矣。《考工记》(《冶氏》)曰:“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倨句外博。重三锊。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程氏解之曰,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内也。内衡贯于秘之凿而出之。……援接内处折而下垂者谓之胡。……内末有刃者……即刺也。”又引《说文》“戈,平头戟也”,“戟,有枝兵也”,谓“《说文》言枝,《考工记》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戟与戈形制实相仿,内末无刃者谓之戈,有刃者谓之戟。今传世戈戟最多。其尺寸虽未必与《记》文尽合,而验以程氏之言,实皆确当。盖古兵之同类而异名者,其区别不过毫厘之间。斧、斨、戚、戉之分,亦犹是也。
《考工》所记者为周制,周以前又不同。今所见有商代文字者,率皆有援有内而无胡,援广而内仄,内之末多有追琢之文。此殆商之句兵,为戈戟之初制。其后由援本下垂处引之而为胡,遂由衡形变而为三出。传世一小戈,其胡之长仅如援广,盖初有胡之戈也。又一戟,内末之刃曲而下垂,如鸡颈然,殆即郑《注》所谓鸡鸣、拥颈者也。
胡之近内处多有三穿,或四穿,内之上亦有一穿。此盖以内横入于柲,而缚绳以为固者。今出土戈戟,其内本往往有安秘之迹,木理显然,着于两面,然后知黃伯思考证之精,虽郑氏复生,亦无以难之也。又考古器中有象形戈字,其字多作 ,或作 。其衡贯于中者即戈,左为援,右为内,内末或作 者,为缚绳下垂之形。其所从之 即弋,弋即秘也。首曲而下有 或镦, 镦之上系以布帛,故亦如内末之有物下垂也。此象形文字之可资考证者也。
《曲礼》曰:“进戈者前其 ,进矛戟者前其镦。”《注》曰:“锐底曰 ,平底曰镦。”今传世者,平底之镦多于锐底之 。近人藏一镦,有文字,新郑出二镦,中有残朽之秘,皆所不经见者。
又有古兵,横刃如援,援末不为内而为銎、上下皆穿,以受柲。验其文字,多为象形古文。盖皆商代之遗物,亦用以横击之句兵也。
矛 矛者,直刺之兵也。三分其长,二为刃,一为骹。刃之脊隆起。脊之两旁微陷,以通空气,取其饮刃而易拔也。骹之中空,所以冒矜,上必有穿,可贯以丁而固之。形制大小不一,大者或长今尺七八寸,殆《释名》《释兵》所谓丈八尺之矟或丈六尺之夷矛也。小者四寸许,或即《字林》所谓 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十一引)。
刀 古之刀必有环。环之上为柄,柄之上为刃。刃皆内向,正如古刀币之形。《金泥石屑》载一拓本,其器出于洞庭湖中。文为一己字,当为商代或周初之物。柄有螭纹,环作方形。此古刀之仅见者。《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载元嘉刀,为宋人拓本。其形制虽未详,而铭有“长四尺二寸”之文,则当今尺三尺。其长盖倍于己字刀矣。孝堂山石刻画像所图枭首及宰牲之刀,其形并同,不过大小之差。其环以系布帛,武氏祠石刻画像中所图者,其下多有物下垂,可证也。曹植《宝刀赋》曰,“规员景以定环”,唐时亦有刀环之语,知唐以前之刀,皆莫不有环也。
剑 程瑶田著《桃氏为剑考》,以前承剑身,而后接于茎者为腊,腊之两畔为两从,人所握者为茎,茎为二物币茎以间之者为后。后之言缑也,谓以绳缠之也。对末言之为首,首即镡也。阮元为《古剑镡腊图考》亦仍其说。窃以为腊当在剑身,不当在身与茎之间。程氏既言“腊之言鬣也”则剑身之隆起者为腊,犹封墓而若斧者谓之马鬣也。《考工记》之所谓腊,即《庄子·说剑篇》之所谓脊也。腊广二寸有半寸者,谓剑身之广,据其本言之也。两从半之者,由脊以至于锷也。剑身之名,《庄子》锋、锷、脊,三者尽之矣。若身与茎之间有物隆起而币于身者,往往不与身等广,不得谓之腊也。剑身之外,其名称古多相混。程氏之解剑首曰,“对末言之曰首”是也。而即以剑鼻之谭当之,似犹未当。按《汉书·匈奴传》:单于朝,天子赐以玉具剑。”孟康曰:“标、首、镡、卫,尽用玉为之。”颜师古曰:“镡,剑口旁横出者也。卫,剑鼻也。”盖玉具剑者,以玉饰其标、首、镡、卫。标者,刀削末铜也(《汉书·王莽传》祁宋校语引《字林》)。首者,茎端之首也。镡、卫者,身与茎之间之饰,程氏误认为腊者也。旁出于锷本者曰镡,当腊而中隆者曰卫。镡旁出如两耳,又谓之剑珥。卫隆起象鼻形,又谓之剑鼻。卫即《说文》之璏(颜师古注:“卫字本作璏,其音同。”又《王莽传》“即解其璏”注,服虔曰,“璏音卫”)。《说文》于璏训剑鼻玉,于谭亦训剑鼻。盖镡璏同为一物,而中与侧异名,致相混耳。剑鼻之饰,后世始盛。桃氏初制不如是也。
今所见古铜剑,其长仅当今尺尺余。茎之所容,不过四指,无甚大者。近乃见一铁剑,长几三尺,饰一玉璏。铁已朽蚀,玉亦破裂。是必汉魏以后之制矣。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剑属。其头类匕,短而便用。”(《御览》兵部及《文选·邹阳狱中上书》注引)今传世短兵,剑多而匕首少。阮元作《匕图考》,图一匕首之形,身似剑而短,柄上有旁枝。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亦图一匕首,其形略同,而旁枝有二。《考工记·桃氏》注:“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三分两之一。此今匕首也。”今所见古剑,有长今尺七八寸者,谓之剑则已短,殆即匕首也。《盐铁论》谓尺八匕首,郑以二尺之剑况匕首,魏文帝《典论》述所作匕首,有长二尺三寸、二尺一寸者。知匕首之制,长短本无定,所以与剑有别者,仅在身之长短耳。阮氏程氏所图,乃匕首之异制,所出旁枝,即剑镡也。
斧 斧属之器,名物甚多。《说文》云:“斧,斫也。”“斤,斫木斧也。”“斨,方銎斧也。”“戉,大斧也。”“戚,戉也,今传世之器,其形制凡三种:其一有内如句兵而阔刃,如幼衣斧是也;其一锋刃两面渐厚以至于首,顶上为方銎,身长而刃微侈,如吕大叔斧是也;其一形如幼衣斧,不为内而为銎,銎作椭形,上下相穿,其柯可以横贯,如《考工创物小记》所图斧是也。
第一类必系戚戉之属。程瑶田以幼衣斧器小,不类大斧之戉。段玉裁《说文》(戉部)戚字《注》,据《诗·大雅》“干戈戚扬”《传》,以为戚小于戉。是此器或即戚也。许书戉为形声字,而彝器中作 (虢季子白盘“赐用戉”),作 (立戉尊),则皆象阔刃之形,其所从之 或 ,则与戈柲同物。知戚戉之安柲,实与戈戟无异也。又十二支之戌字,甲骨中多作 ,亦象斧形。疑戌、戉本一字,许氏误也。
第二类传世最多,惟吕大叔斧有铭曰“贰车之斧”。然其器非以柯横贯,乃由顶上之銎受柄,用以平凿,非纵凿者,实不得谓之斧也。按《释名·释用器》云:“ ,谨也。版广不可得削,又有节,则用此 之,所以详谨令平灭斧迹也。”《国语·齐语》:“恶金以铸夷斤 。”韦昭注云:“斤形似 而小。”是平凿者为斤,纵凿者为斧,凡顶上为銎者皆斤也。程瑶田曰:“今木工有平木之斤,其名与奔声相近。銎受短柄,又于短柄上为凿受柄,如曲矩形。”此类顶上有銎之斤,其受柄当亦犹是也。
第三类尤不多见,是为斧斨之属。斧斨之所以异,由其銎别之。《诗·破斧》传云:“隋銎曰斧。”又《七月》传云:“斨,方銎也。”程氏所得之器为椭銎,乃斧也。余近得一器,长今尺三寸六分,身宽六分,刃宽一寸,由刃渐厚以至于首,则成方顶。径一寸一分,其平面近首处一銎,斜而不直。此銎之下,又有一銎在其侧面,与刃平行。两銎皆方,旁皆有贯丁之小穿,此盖斤与斨两用者也。以刃贯其第一銎,成句于矩之形,其状如锄,用以平凿则为斤。以柄贯其第二銎,其折中矩,用以纵凿则为斨。一器两用,尤为仅见。
明此三类之形制,而斧属之器略可辨别矣。
矢 矢亦刺兵之属也。其干曰稾,其刃曰族,其旁曰羽,其末曰栝。族足入稾中者曰铤。今所见之古矢,惟族与铤尚有流传,族以铜而铤以铁。族之形制不一,有两刃如矛者,有三廉者,长约今尺一寸二分乃至二寸许,其制以族冒铤,以铤入稾。今出土铤附于族者,尚可见。间有铸文字者,率皆晚周古文。
殷虚近出骨族,或考为恒矢之族,礼射及习射所用者。《仪礼·既夕礼》,“翭矢一乘,骨镞短卫”,《尔雅·释器》,“骨族不剪羽谓之志”,皆此类也,殷虚所出,尚有珧族,数量不如骨族之多。
弩机 《说文》(弓部):“弩,弓有臂者。”《释名·释兵》云:“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孝堂山石刻画像有弩挂于壁间。其弓弣有柄,支出于弦后,即所谓臂也,今之弹弩犹作此形,弩机当施于臂末,画像所图二弩,臂末并有规郭形,盖即机也。今传世有文字者,惟左工一器(左工弩机见《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为六国时制,其余所见多汉魏年号。形制之大小工拙,大致相同,不因时代而异制。其分析之名称,则钩弦之处曰牙,牙外曰郭,下曰悬刀。牙与悬刀之间,有一物以制之,则不知其名。郭之前端有一键,不知名之器属之。郭身当悬刀处亦有一键,牙与悬刀属之。从后曳其悬刀,则牙内陷而弦发矣。前端施键之处,郭身微狭,而键则与后键等长。原其意盖以此端陷入臂末,横贯以键,使臂舆机成一体也。
臂、牙、郭三者分工,其上往往勒臂工、牙工、郭工(或曰师,或曰匠)之名(沈括不知臂师之称,以为史传无此色目;又误牙为耳,致更难解。盖隶书牙与耳易相混也)。牙有柄,植立机上,宋人谓之望山,其上往往刻尺度。沈括谓为勾股度高深之法,其说是也。
弓力之见于机上者,有四石、六石、八石之别。百二十斤为石,八石乃九百六十斤矣。力强则人力不能胜,故借臂之力以张之,借牙之力以发之。《汉书·申屠嘉传》颜师古《注》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此言张之之法也。华峤《后汉书》曰:“陈愍王宠善射弩。其秘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御览》兵部引)此则言发之之法也。
箙 《诗·小雅·采薇》,“象弭鱼服”,毛《传》云,“鱼服,鱼皮也”。孔《疏》云:“以鱼皮为矢服。”《周礼》司弓矢《注》云:“箙,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国语·郑语》曰,“檿弧箕服”,韦《注》曰,“箕,木名,服,矢房”,是古之矢箙,以鱼皮兽皮或木为之,未闻有铸铜者。清吴大澂尝得一铜器,长今尺八寸许,宽二寸余。上有口,下有底。一面有虘 土三字,一面有北征 四字。吴谓 为《周礼》稾人之稾, 即 字,定其器为矢箙。
矢箙容矢之数,经无明文。《周礼·司弓矢》注云:“每弓者一箙百矢。而《旬子·议兵篇》云:“负服矢五十个。”俞樾以为盛矢五十个于服而负之。此“北征箙”之原器不可得见,观其墨本,形制狭小,不似容百矢或五十矢者。或如韦昭(《齐语注》)高诱(《淮南子·氾论训》注)之说,十二矢为束(《诗·鲁颂》毛传以五十矢为束,《周礼·大司寇》注以百矢为束)。一箙之所容,不过一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