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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是一个充满痛楚的名词。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时，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甚至对于这样的新闻，我有发自内心的抵触，因为我从白纸黑字的文字里，嗅到了一股无法抹去的悲痛气息。
曾经读到过一个名叫曾颖的记者写的一篇文章《请不要和农民聊矿难》，令人唏嘘不已。有一天，她和电视台一位记者出去采访一个带着伤残老公出嫁的女人，他们的车在半路上出了故障，看见前面有两间茅草屋，他们一行人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看见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农正在那里编晒席，老农妻子正在准备猪食，刀砍在木板和菜叶上空空地响。他们为了和老农套近乎，从拉登袭击美国到以色列围困阿拉法特，一直聊到前两天吉林发生的矿难，有二十几个四川民工困在井下。正在聊天时，却看见一直埋头干活的老农停了下来，手中的竹刀开始颤抖。他白发苍苍的妻子轻飘飘地倒在地上，手中的刀很清脆地响了一声。他们把老农的妻子送到医院，医生对老人的病似乎很有把握，半小时的抢救后，老人终于醒过来了。忙活完的医生一面洗手，一面对他们说：“这老婆婆经不起刺激。” 他们说出了和老农两口子聊吉林煤矿埋了二十几个人的事情。医生说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打工，也不一定就是啊！医生一脸正色说道：“这年头，他们能捞着被采访的机会恐怕就只有家里人在外面死了，你想想吓不吓人啊？”记者一行问老两口的儿子是不是在吉林打工，医生说这倒不清楚，他上次抢救她时，好像是她听了广西出矿难的消息。他们这里通讯不方便，男人们出去打工，都像树叶一样，飘到哪儿是哪儿，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矿难都会让他们的家人心惊肉跳。老太太算是抢救过来了，但是记者一行却流着眼泪踏上了归程。在路上，他们几个发誓，从此不再在农民面前聊矿难之类的事……
是啊，作为父母和亲属，十指连心，血浓于水，是需要多大的心量才能扛得起在外靠力气吃饭的孩子啊。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出门在外不给父母报平安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就总有一块石头重重地压着似的，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看着天气预报，总担心孩子们的衣服是否穿得暖和，是一样的心情啊。
县里有大大小小的煤矿十几个，村子里许多青壮年劳力都去了那里。他们上白班，上夜班，有的还为了多挣上一些钱，白班夜班连轴转。煤矿里总有大大小小的事故发生，有人丢掉了性命，有人受伤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他们在县里都被叫作“煤黑子”。听别人说，有矿工的女人跑去矿上找自己的男人，就在矿井的出入口等着，等呀等，等到男人下班了，从矿井里走了出来，但是她怎么也认不出哪个到底是属于自己的男人。从矿井出来的男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头上戴着一样的矿灯，脸上都是一抹地黑。自己的男人不是瘸子，也不是拐子，看上去每个人都有一口白牙。女人平时在家不好好过日子，此刻站在井口顿时放声哭了起来。她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煤矿，丈夫曾经给她说过自己的生活，女人还以为是丈夫为了让自己别再大手大脚，言语里有夸大之词。等到丈夫洗澡出来，她才认出了自己的男人，他的手里攥着一堆脏衣服，她的手里提着一篮他最爱吃的洋槐花麦饭。
录子的死已经过去了好多年，直至现在，我的脑海里依旧深深地刻着他的儿子那一张委屈的小脸，那令人不忍正视的目光。孩子的目光和全国许许多多在矿难中失去父亲的孩子一样，会告诉人们他曾经受过的灾难。如果说平时害怕做噩梦的话，此时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因为那样醒来后可以拥进那宽大温暖的怀里，会有爸爸为自己擦干眼角的泪痕。那是那年的深冬，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三，偌大的史家河村却听不到一丝鞭炮的声音，深夜的风也骤然停止，整个村子死气沉沉，拉着录子躯体的卡车声音划破了夜的平静。大卡车头上两只明晃晃的大灯，照得史家河的沟沟洼洼都明亮了起来，又瞬间黯淡下来，继续进入夜的深沉。
录子的魂魄就这样回到了故乡。他不会再骑着自行车回来，几十里路上满头大汗。他死去的魂灵里，带着矿难发生的那一刹那的惊慌失措，以及疼痛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带给家人的却是无法言说的打击和创伤。六七十岁的父亲卧床不起，一个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农村老汉，庄稼地里的活计压不倒他，他干得累了就狠狠地抽上几锅旱烟。但是正值壮年的儿子，就那样因为一次矿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自己，一夜间他黑发变白发，身无力气地卧床不起。录子那做了一辈子女强人的母亲，把整个大家庭里外拾掇得井井有条，乡间路上的一堆牛粪都要铲起来撒到自家田地里，如今整日哀哭不已，身心憔悴。直到现在，录子自己挖下的那几孔窑洞还在故乡静静地站立着，当年宽敞的梢门已经在风雨中腐朽了。一家三口的家庭，就这样因为一场瞬时的矿难，阴阳两隔。
现在，每当我回到家乡，看见的都是一片荒凉。山依然还是那几座山，满山的野草春生秋枯，梁还是那几道梁，村庄还是那个村庄，只是少了许多炊烟和狗叫。那条叫作红岩河的小河，不再清清澈澈，泥鳅翔游，水量已经小得如小溪般，潺潺流淌。这是故乡已经快要流干的眼泪吗？红岩河流经两个省上百个村庄，沿岸多少人靠它生活，曾经的一派田园牧歌，却成了我如今的故乡皈依。村庄里青壮年全部都已外出打工，远到北京、广东、江苏、新疆，近到县城、咸阳、西安、太原，甚至五六十岁的男人都出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些走不动的老人以及为数不多的妇女和孩子。放眼望去，许多原来麦苗茂盛的土地都撂荒了，一些常年没有人居住的窑洞口上，已经坍塌的豁口不断。已经有好多人不再回家过年，回来干什么呢？种地一年糊不住口，在外挣上点钱，一年落个几千块，至少有个存款呢。许多人在周边的煤矿里打工，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比守在家里更加穷困要好得多。他们在煤矿里能够挣上一笔钱，把家安在城里，当然是个最好的选择。然而，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是要回来，等到干不动活的时候，回到自己有些憎恨但又无法摆脱的土地上来，这里有他们的祖坟，这里有他们的血脉，这里有他们能够蜗居的窑洞。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像现在留守在家里的老人一样，每天吃点粗茶淡饭，干完自己那一点农活，在农闲时坐在太阳坡里，晒着暖暖，讲着自己在外听到的一些与自己有关或者无关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力气卖给了城市，换来的却是一沓越来越不够花的钱，等到拖着病体回到家乡躺在土炕上时，这也算是一种宿命。
村里除了录子，还有几个人在外面的煤矿或者工地上丢了性命。他们不害怕死，最害怕的是死了以后，家人不能把自己的躯体带回故乡。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那样，死了之后进了火化炉，死在了家门外，让自己的后代抱着个一尺大的骨灰盒子，埋不到祖坟里。怀子就是在外地的工地上，从几层楼高的架子上掉下来丧命的。他掉下来时还有一些抢救的机会，他却给伏在身旁的乡党说，把自己拉回去。乡党们不敢把他送进城市的大医院，那里有交不完的钱，却花了一千多元，雇了工地没有手续的黑车，用他从家里背出去的红绒被子裹了，拉回了村庄。他离开村庄时，背上的蛇皮袋子里装了一条被子和几件换洗的衣服，没有想到的是，回来时却已丢掉了性命，用自己在外避寒的棉被裹了回来。三民也是其中一位，时间已过了几年，他的家已经没有了人烟。
那年三民死了，死在了西安的一家工地上，离过春节剩下了不多的日子。当这个难受的信息弥漫在村庄的上空时，天气始终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片雪花孤零零地飘下来，落在人的脸上生疼。
三民在外打了多少年工，村子里的人也记不清了，甚至他的面貌已经有许多人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他的媳妇那高大的身板，每天需要用药来维持着，人称她为药罐子。三民死了的消息，是从彬县到西安的班车上传回来的。每天从彬县县城都有定点的班车，从开春后一车车地将外出打工的人拉出去，到了年关又一车车地拉回来。有需要捎话或者捎东西回家的人，就去找县城的班车。三民死亡的信息是栓狗一瘸一拐地跑到城西客运站去传话的。栓狗和三民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栓狗是水泥工，三民是小包工头，经常组织周围的村民外出打工。三民从别人手里把活揽过来，再找人干。栓狗就是三民从村子里找来的，他那时候是个手艺人，许多人家的砖混房都出自他的手。后来盖砖混房的人少了，栓狗的手艺也就慢慢失去了作用。当三民捎话回来在村子里找人的时候，栓狗正扛着锄头在自家的山地里挖酸枣树根。就那么几亩山地，一年撒下的化肥都让布满山头的酸枣树根吸收了去，庄稼得不到营养他有的是力气，就把山地边上的酸枣树根一个个地斩断，头上冒着热气。
有人在山头上喊：“谁去西安工地上打工呢？一天就四五十块钱，包吃住。”栓狗动心了，尽管他那时候得过肺气肿，但是出去挣钱总比在山头上刨食强。何况自己一顿能吃上三四个硬面馍，有的是力气。第二天，三五个人集合齐了，一大早背上蛇皮袋子，装上被子和换洗衣服，从高安公路顺着河川一直向高渠走。高渠通柏油路，有去西安的班车，这是栓狗第一次去省城打工。他的手艺荒废了以后，最多是在每年农忙时节，去永寿礼泉一带当麦客，或者在收苹果的时候，去塬上的苹果园里给人卸果子、装箱子，一天能挣上个一二十元。
到了西安，是三民在城西客运站接的他们，他们一下班车就坐上了三民带来的五菱之光，人和行李都挤了进去，满当当的。他们一起到了城郊的一家工地，面前是轰隆隆的搅拌机，水泥沙子混合着搅在一起。他们住在工地临时用旧砖垒起来的矮房子里，是通铺，每个人平躺着能放下自己的身板而已。矮房子四处都透风，里面充满脚汗和尿骚味，还有旱烟和劣质纸烟的味道。民工们从早上8时开工，到晚上6时收工，一共10个小时，中午除了吃饭之外，没有其他的休息时间。在一整天忙完了后，操着不同口音的男人们一起横排而睡。
工程进展很慢，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快到春节了。可是三民还没有给跟着干活的弟兄们一分钱。分包的老板跑了，这是大家在寒冷的风中等了十几天等到的唯一消息。三民后来死在了工地的蓄水池里。是起夜上厕所掉下去的，还是其他，到现在谁也说不清。只是那天早上起来，兄弟们没见到他的人，后来便在水池子里发现了他，薄薄的冰层里，他全身已是冰冷如冬。栓狗给村子里捎了话，并在半夜里把三民拉回了村庄，他成了三民死亡后最后的见证人。他们如虫子一样，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却没有在这座城市里站稳脚跟。
2014年5月的一天，西安各大报纸上一条题为《两年讨薪无果农民工跳楼身亡》的新闻，震惊了我。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会有类似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新闻说在城南某楼盘，清晨6时许，一位47岁的民工包工头在向楼盘开发商讨要工程欠款300多万元无果后，遂跳楼身亡。遗物里有打火机、身份证、公交卡、遗书和一张五角钱纸币。信是这样写的：
×××（姓名因故略去），一个人可以拯救一个家庭或一个团体，也可以毁灭这一切，忘（往）事不堪回首，从2007年冬季我们给你干了五年活，你出尔反尔，维（为）富不仁，逼的（得）我如同行尸走肉，有家不能归，而你吃的喝的，住豪宅，开的名车，那（哪）个能离开我们民工呢。当你大摆酒席庆贺时，我们民工的工资在那（哪）儿，你把社会的财富变为己有，你能安心吗？基督佛法如来，是让人们来遵守的，不是让人来玩弄。朗朗天空，你肆（视）法律为儿戏，肆（视）我们民工为草芥，哀哉！哀哉！
死者的哥哥对记者说，当时的承包合同上已经明确规定要及时还款，但开发商始终没有兑现承诺。“300多万中有100多万是欠农民工的工资，而大多农民工还是宝鸡老乡，因为无法支付，弟弟三年都不敢回老家。”另外，当年为了凑齐工程款，弟弟通过银行和朋友借了150多万，这几年一直被追债。
就是这么一个在外闯荡的男人，他带着一群自己的乡里乡亲在这座城市里，如乡村的麻雀一样，每天起早贪黑，干着最累的活，最后却没有觅到食。这是多么无助，他要面对自己的弟兄，他们每个人都要赡老养小，却眼睁睁地无法领到工钱。他无法要到工钱，便无法再回到家乡，陪自己的父母聊聊天；也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家，给孩子媳妇儿讲讲外面的世界。
有人在外死去，依然有更多的人挤上去城市的客车。听村里人说，邻村又要开一座煤矿，已经开工，来自官方的数据是总投资35亿元，建成后年产煤可达500万吨，年利税17亿元，同时可提供劳动岗位3000多个。后来，我在省城的报纸上看到，这座煤矿排放的大量污水、毒水严重破坏了山体植被，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大片土地、路面崩塌，山体严重滑坡。而在这座煤矿的下游，就是“人畜饮水工程”红岩河水库，目前正在建设。矿难，能够迅速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而煤矿排放的污水，给我的家乡还要带来多少伤害呢？在中国的乡野，在西部的黄土高原上，农民们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村子里无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现在逃离了村庄，等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回家的路又在何方？他们的未来怎样才能挣脱中国农民一直承受的宿命怪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