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口

一九六四年暮春，我们家搬到了新街口附近的沈举人巷六号。

石鼓路的住房不到二十平方米，我们姊妹五个渐渐长大，父母就巴望能换个大点的房子，可单位里的宿舍十分紧张，根本没法解决。忽然听说新街口有房子空出来，两人中午下班就赶过去看，是一幢小洋楼的底层，坐北朝南，阳光充沛，三十四平方米，门前还有个小花园。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会没人住？一打听，原来是房下发现了水牢，把原来的住户吓跑了。母亲说，我们家人多，火气旺，不怕！下午就跟单位里要下了这房子。

洋楼、花园加水牢，令我对这新居无比期待。父母下班后忙着收拾打包，我也主动帮忙。其实并没有多少可收拾的，也就是用被单包起换洗衣服，用网兜收拢日用器具。星期天，父亲从单位里借了辆小板车，比画着把几件家具分成两拨，邻居们帮着搭手，很快装好一车。父亲掌把，我背纤。宽宽的帆布背带上肩，心里顿时涌出一股自豪感，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好在路途只得一公里吧，两人走走歇歇，不过半小时就到了。卸下家具返回，虽然妈妈早晨破例炒饭给我吃，但肚子还是饿得厉害，见到管家桥口有小摊贩卖黑乎乎的山芋面饼，便馋涎欲滴。父亲看出来了，花一毛钱买了巴掌大的一块，分了一大半给我，我三口两口就吞下了肚。父亲便把他的一份又分出一半给我，我想到父亲也会很饿，怎么都没肯要。回旧居吃了午饭，剩下的零零碎碎又装了一板车，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跟在后面，一家人浩浩荡荡，就这样搬进了新家。

沈举人巷六号是一条南北巷道，与东边四号院之间有隔墙。巷口一幢两层西式楼房，后院有一排平房，门牌六号之一。其北是一个小院落，前后两排平房。再向里走，迎面一道长竹篱，篱上爬满牵牛，开着粉红的花。推开篱门，有砖砌小道通向Ｌ形排列的两幢二层小楼，西边一幢坐西朝东，前有砖砌门廊，二楼北侧是个大平台。北面一幢楼红门红窗，清水砖墙面，门前有一平方米的水泥平台，两层台阶，便是我们的新居了。楼东边一排四间平房，房前有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公共厕所。

我们家的房间格局很怪。过了好久我才弄明白，原来这幢楼的底层，当初就是个大客厅，客厅的后半是抄手楼梯，在西侧转上二楼。现在楼上另住人家，便用板壁把西侧的楼梯隔给二楼用，客厅和东侧的半截楼梯另做一家。父亲在楼下拉起一个布帘，隔成东西两间，连楼梯间就成了三个房间，在我们家已是空前的宽敞。

所谓水牢，就在抄手楼梯下面，顶上有个一米见方的大木盖，临客厅的墙上还有两个书本大小的木门。据说是夜里打雷把这小门震开了，前主人看见里面水波粼粼。当时正宣传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罪恶的地主庄园”，罪恶之一是把欠债的农民关入水牢，直到冤死。旧社会能住这洋楼的自是达官显贵，水牢里没准也有冤魂！当时报告了派出所，所里也疑有敌情，派人下去打捞，可除了水什么都没有。我的小床就贴着小木门，暑假里坐床上看书，无意中把木门拉开了，发现凉风习习，以后就常开窗乘凉。四十年后，我才懂得，民国建筑中确有在房中置水窖的设计，功能就是调节气温，与传统建筑在堂屋里打井的作用一样。

我们院子的竹篱，没几年就被拆掉了，院子当中盖起四间平房，住进两户人家。“文革”期间，这平房的东头又盖起了两间平房。渐渐地，就成了一个大杂院。我们家的门牌，也就从六号之四、六号之五直改成六号之十。

“文革”中听说，沈举人巷北侧，自东向西，一排六幢这样的小楼，都是张治中先生的产业，后来上交给了国家。张先生自己住的一幢，则在路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南京电大的办公楼。当时沈举人巷中，几乎都是这种两层洋房。西头的几幢，还有独立的围墙院落，据说做了银行职员的宿舍。前几年为“张治中别墅”被擅自改建的事还起过一场风波。现在都知道颐和路是公馆区，其实沈举人巷一带当年也是公馆区。诗人赵恺早年住在沈举人巷四号，他印象中周边都是各具一格的小洋楼。这些房屋的建筑质量应该很好。我们住的那一幢，半世纪前已经被宣布为“危房”，然而直到如今，那房子还稳稳地立着。

沈举人巷北面的明华新村同样是民国公馆区，院落保存得更为完整。沈举人巷后街是上海人称为石库门的连排民居。南边的双石鼓，街道两侧则是传统院落。双石鼓南面就是汉中路了，当时商家不多，相当冷清。沈举人巷西头接大锏银巷，是一个很陡的上坡，两侧大树浓荫，夏日雨后，路边流水潺潺，波光粼粼，路名即由此而来，只不知为什么不用“涧”而用“锏”。过上海路向西还有小锏银巷。我去五台山，去汉中门，总喜欢走这条路。大锏银巷西口的金陵神学院，对我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地方。这神秘在“文革”中被打破，红卫兵将学院中收藏的珍贵神学图书，布面、皮面压花烫金的精装大本，堆在草坪上焚烧，神父们被强令穿起红色祭服用木棍通火，一个个熏得狼狈不堪。我因出身不属“红五类”，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听到消息去围观，真有些心疼那些华丽的书。

沈举人巷在“破四旧”时被改名“沈举巷”，让人莫名其妙，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改回来。父亲提起这事就感慨。

沈举人巷东接管家桥，则是平民的世界，粮站、菜场、酱园、煤基厂、裁缝店、杂货铺、老虎灶、过年时舂米粉的作坊，都在这条小街上。路西侧的房屋多半低矮老旧，有的能依稀看出早年的院落格局，其间小巷逼仄，曲里拐弯，外人轻易不敢涉足。探究这些小巷成了我的一种乐趣，没有一条小巷是走不通的，区别只在于有的弯绕，有的便捷，有的甚至要从人家院落中穿过去，而居民若无其事地看着你推前门进、开后门出。二十年后我会走遍城南的老街旧巷，可以说就是由此肇端。发现一条新路就想走一走，看看能通往什么地方，最终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态度，读书如此，写作也如此。

管家桥路东侧，北段也是些老旧院落。中段是胜利饭店（即福昌饭店）、新华日报社的齐整围墙。胜利饭店后门外每天都会有泔水车守候，冬天还好，夏天的腐臭令行人掩鼻。新华日报社正门在中山路上，门旁是一排带遮阳棚的阅报栏，每天清晨有人及时换上当天的报纸，我们放学经过时会扫上一眼，看到感兴趣的标题也会站定细读。报社南面围墙正对着世界剧场，剧场门前的小路连通管家桥和中山路，路口一度横着“世界剧场”的霓虹灯门头。后来世界剧场改建成了延安剧场，大门仍朝北开。

延安剧场东侧的老广东菜馆，正门临中山路，街对面便是大三元和六华春。尽管生活境况比前几年明显好转，这种灯红酒绿的饭店对我们来说还是高不可攀。大三元旁边有一家名为苏厨的国营卤菜店，每月发了工资，父亲去那里买点卤菜，猪耳朵、叉烧或酱牛肉，已让小姊妹们兴奋不已。专做西服的李顺昌不说了，就连糖坊桥口的曙光理发店，我都没有进去过，总是让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剪个“马桶盖”。至于洗澡，一年有十个月都是在家里洗，一人洗澡别的人都得避到院子里。冬天可以到父亲单位的浴室洗，虽说要买五分钱的澡票，也算是一种职工福利。

中山路东侧那一片商家中，我打交道较多的只有华东文化体育用品商店，当时还是胡小石先生写的店招，让我早早记住了这位前辈学者的名字。店里的英雄牌蓝黑墨水质量很好，练习本的纸也比别家白净。考上金陵中学高中后，父母还给钱让我在那买过一副镀克罗米的圆规，算是奖励。此外就是在胜利电影院看学生场的电影了。胜利旁边的小巷中还有一家百花书场，从门前走过能听到里面说书人敲惊堂木，或者唱戏的锣鼓咚锵。

中山路西侧的标志性建筑是新街口邮局，上台阶后的门廊里，一边放着一张小条桌，桌后各有一位老人正襟危坐，桌上放着墨盒、毛笔、钢笔和信纸，贴着“代写书信”的标签。那是曾令我仰望的一种职业。吸引我的还有大堂里的自动售邮票机，看人家把硬币投进去，就会有邮票出来，四分、八分决不会弄错。但我从来没试过，因为我们家没有信可寄，不是外地没有亲戚，而是早已不敢交往。邮局的后面，也有一片民国时期的里弄建筑。邮局北侧的大中华照相馆，橱窗里常常陈列着艺术人像，是那个时代的时髦，一九六六年改名南京摄影图片社，曾经发行过一种照片年历卡，几分钱一张，很受学生欢迎。

当年的新街口广场，可以说相当宁静。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高高地矗立在广场中央，周围来往的汽车、电车不多，畅行无阻，很少按喇叭。四面的林荫道浓密如盖，夏天行人就像走在廊道下，晴天无须戴草帽，短时间阵雨都不用打伞。冬天树叶落尽，视野尤广，东望紫金山不说了，天气晴朗时，竟可以看到长江北岸老山的轮廓。

其时中山东路口的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汉中路一号的工商银行南京市支行营业部，一九六二年开办的拍卖行新街口贸易信托商店，难得看到有人进出。就连新街口百货公司，除了星期天也没有多少顾客。新百的文化用品部是一幢独立建筑，主要是对公服务。直到“文革”后期，南京的小姑娘结婚，买衣料选服饰，还是要去“老牌子”的中央商场或夫子庙永安商场。

新街口也有喧闹的时候。每逢“五一”或“十一”游行集会，广场中间，环绕着孙中山铜像，就会搭起一座宫灯式的高大检阅台。省、市领导人在检阅台上，可以四面环行。游行队伍到了检阅台前高呼口号，我们在家里都能听得到。看游行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娱乐，但须由各单位组织“革命群众”，事先进入规定地点观看。非“革命群众”往往想钻小街小巷越过封锁线，但他们的企图总是以失败告终。待到口号喊完，游行结束，观众星散，检阅台拆掉，新街口便又回归了平静的日常生活。

中山东路上，人流量较大的是洪武路口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电影院，每年都有几次机会可以跟父亲去看电影或演出。那附近的南京无线电商店，展示过最早的国产黑白电视机，有一张写字台那么大，但屏幕还不到六分之一。这玩意儿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无从想象它打开时会是什么情景，便常常跑过去看。然而直到我下乡插队，也没见它打开过。

中山南路上的热闹地段，是大华电影院和中央商场，拐上淮海路又有中华剧场。中央商场的建筑很有特色，临街并排两个西式大门，两门之间的店面，经营茶叶和食品糕点，还有新华书店和邮政所的小门面。进门一个小广场，迎面一座八字形砖砌楼梯通向二楼，楼梯两侧有门通向一楼店堂。店堂分三条中轴线，中间一线的上方是挑空的，屋顶有高大的天窗采光通风。所以我们都喜欢跑上二楼，扒着围栏朝下望，不同的视角，人与物都有变形的感觉，连声音都不太一样。这种建筑形式可能是借鉴了西方教堂的设计，但对于商场来说，除了新奇，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中央商场街对面的新街口菜场，是南京的一个形象窗口，品种丰富且新鲜，价格也不贵，周边的人都亲切地称它“大菜场”。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也会到这菜场去买菜。菜场的临街门脸辟出一块开设三星糕团店，最普通的马蹄糕都让我们馋涎欲滴。再往南，明瓦廊口有座手工业大楼，内设工艺美术服务部，也是我喜欢逛的地方，在这里认识了南京和各地的多种民间工艺。菜场北面，丰富路北口是同庆楼菜馆，旁边有家文物商店门市部，展示的则是一种令人崇仰的美好，我艰难地辨认标价牌上的文字，努力理解器物与名称的对应关系。我后来会热衷于搜集古钱、铜镜之类，应该是这时播下的种子。

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路与汉中路相交的西北角，与另外三个角截然不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直到“文革”结束，那里还有两个小水塘，沿塘边搭盖起的棚户区，便是有名的摊贩市场，那个街角常年竖着几块顶天立地的宣传广告牌，以保障市中心的美观。摊贩市场里无奇不有，各种日用器具，旧货估衣，任人拣淘。挑高箩收旧货的人在这里出货，小偷毛贼也在这里销赃。条件最好的连家店，后边住人，前边摆摊、开作坊，多数小贩则是架块木板或竹笆作货架，最差的就在地上摊张报纸卖点小零碎，或者一只小簸箩装些碎布针线替人缝缝补补。我在长篇小说《城》里就写过这种缝穷的姑娘。最有趣的是几家旧书店，从线装古籍到学生课本、有名无名的字画碑帖，让我大开眼界。摊贩市场周围小路四通八达，所以困难时期的粮票交易黑市在这里，倒换银圆金饰外币在这里，“文革”初倒卖毛主席像章也在这里，公安人员曾组织过几次大围剿，但总是有人漏网。

摊贩市场西边的工人游泳池，是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设施。我们宁愿跑远点去五台山游泳池，也不在工人游泳池办证。摊贩市场朝北，延安剧场西侧的立新五金交电贸易信托商店，“文革”中成了无线电元器件的交易市场，也承续了摊贩市场的传统，店外的私营小贩拎着个人造革黑包，生意比店内还红火。尽管随时有可能因“投机倒把”罪被抓捕，铤而走险的小贩仍前赴后继。改革开放后这一片被改造成招商市场，是南京第一个个体户创业基地，据说也是全国第一个面向个体户的正规商场。

一九八〇年，摊贩市场和工人游泳池拆迁，建起了三十七层楼的金陵饭店，是那时当之无愧的中国最高建筑。饭店开业之初，周边是用竹篱围护的，临汉中路一边，常常可以看到当年的老居民，扒在竹篱上指指点点：“我们家，原来就在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