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西门

从下关搬进城里，急切中找不到安身之地，只能投亲靠友，一家人先是在长江路田吉营表姨父家借住了个把月。那时我正是淘气的年纪，所谓“七岁八岁狗都嫌”，整天爬高上低。表姨父家的房子格局很怪，上下两层的西式楼房，楼下前后两进，前进天井，后进中间堂屋，两边厢房，是主人一家住着。进门右手靠墙有楼梯上二楼，二楼的前进是挑空的，使楼顶大玻璃天窗的光线可以直射到一楼，只在沿墙留下一圈二尺来宽的走道，以便上下楼梯的人有一个避让。我们一家住在楼上，这条环形走道便成了我的乐园，绕着圈奔跑不息。虽说环着天井有一米高的栏杆，还是让大人提心吊胆。

当时父亲在汉中门内的机具施工站工作，遂就近在莫愁路上找到一处房子。这回是楼下，房间够大，租金不高，斜对面就是一所小学。是八月里，校门口人行道树荫下，放了一张课桌一条长凳，两位招生老师冷清清地坐着。母亲见了，便带我去报名，老师得知我到九月才满六周岁，便说不够年龄，要到明年。母亲不甘心，说我已经认识不少字，请老师考考我。老师正好闲着，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我都认对了，又报了几道加减算题，我也答对了。大约当年生源也不足，两位老师商量了一下，就让我报了名。

我在莫愁路小学只读了半学期。因为租住的房间天花板和墙壁上，都是一片片的水迹，母亲颇觉奇怪，后来与邻居熟悉了，一打听，才晓得那房子过去是做殡仪馆的，大吃一惊。再看那些水迹，似乎都有幻化成鬼怪的意思，吓得白天提心吊胆，晚上睡不着觉，急着找房搬家。幸而父亲单位宿舍里空出一间房，便赶紧搬了过去。我也就转学进了罗廊巷小学。有趣的是，我插入的那个班，是全校出了名的乱班，不晓得一年级的小学生怎会那么能闹，后来弄得老师都不肯来上课。结果学年结束，别班同学升入二年级，我们班却被打散，分入新招生的一年级各班。母亲本想让我早一年入学，没想到还是七岁读一年级。

新居的地址是石鼓路二百九十二号。那其实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多进大院落，里面住着几十户人家。临街面凹进一块，种着几棵高干冬青。第一进是非中非西式的二层楼，坡屋顶，临街的二楼开着一排半截窗，楼下却用板壁全部封起，只留下三个单扇门。两边的门里是人家，中间的一扇才是进后院的通道，通道两边隔出住房，所以终日昏黑，必须开着电灯照路。穿过这一进，豁然开朗，短巷后则成了规范的中式院落，迎面高大的粉墙，中间用青石砌成门框，上有砖雕门罩，下有半尺高的青石门槛，两扇黑漆大门上装着黄铜铺首。门内天井也是青石铺地，正房一排十二扇格扇门，天井两侧有边厢。西边厢旁有一个小门，通向侧院，侧院南北两端各有两间西式平房，南端的两间大些，当中用板壁隔开，西边住着医务室的医生一家，我们家就住了东边一间，有小门与天井西侧的小边厢相通，那边厢便成了我们家的厨房。父母感觉这回该可以安居了，才从下关把几件家具搬过来，一张铁架子大棕绷床，一个五斗橱，一个带镜子的梳妆台，一个小方茶几，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都留下了约半米高的水渍印迹。

这侧院北端，两房之间有过道，通向北面的小巷，小巷尽头是一条横路，已在第三进房的后面。横路北即是机具施工站的厂址，正门开在汉中路上。这单位不久并入了省建五公司，后改名机械化施工公司。厂内空地上停着许多叫不出名的大型机械，东边有一座小洋楼，作为公司的办公室。父亲是会计，也在这楼里办公。小巷西边，有汉西门大街一家饭馆的后门。现在想来，这组建筑主体是清代的，临街的二楼和我们住的侧院应是民国年间加建的。

正房东侧也有一条隔弄，通往后院和第三进房。后院比前院天井大，东院墙上有一个青石镶边的月洞门，通往东边的大院落。那院中有十来棵合抱粗的大树，一个半干的水池，早先应该是大户人家的花园。院中的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淘井时，发现了一把军刀，两支步枪，一堆子弹，公安人员来都收走了。围观的人说淤泥里还有金砖、金戒指，淘井的人坚持说没有。我们一班大孩子在淘出的淤泥里翻，只翻出些碎瓷片。

这花园院落，南面临街都盖成了上铺板的门面房，或开店或住家，北面则盖起了一组红砖平房，作为职工宿舍。它东面的一个大院落，也属于机具施工站，前两进打通了，改造成礼堂，职工开会、政治学习，逢年过节演文娱节目都在那里。一九五八年礼堂一度做过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邻街处即是厨房，黑漆大门成天敞开着，似乎不断有小板车、三轮货车朝里面拉粮食、鱼肉、蔬菜。每天中午我领着大妹妹，一人抱一个钢精锅，去食堂打饭菜，回家带小弟小妹吃。母亲本来在家带孩子，就是那年被拉去大食堂帮厨，后来大食堂散伙，便留在幼儿园当老师，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礼堂后的第三进便是幼儿园、医务室、小卖部等，还有个小图书室。暑假里父亲借了《水浒》《三国》《西游记》给我消磨时间，我也曾用父亲的名义去借书。

据说石鼓路就得名于沿街的石鼓，也就是大户人家的门当。印象中路北一侧似乎都是深宅大院，不过当时已经看不到几家有石鼓。大食堂东面的黄家，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北、东、西三面跑马楼，所以南墙也砌到二层楼高，环绕着“四水归堂”的天井，天井中青砖上布满绿苔，进出只能顺着阶沿石走。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是黄家的长房长孙，那高墙深院中只住他们一家人，平素不与外人来往。四年级时老师要求同学们放学后分组集中做家庭作业，我们那一组便集中到黄家。黄家的房子不光大，而且好看，格扇门上都雕着小人、鸟兽、花卉。本来我在课间十分钟就能把家庭作业做完，为了去黄家玩，有意把作业留下回家做。几个小同学在一起做作业，难免互相讨论互相抄。老师并不是不知道，但老师的目的，只是要学生多练习一遍，并非要让他们为难，所以大家的作业都完成得很好。

二百九十二号已近石鼓路尽头，再向西只有两家，一家豆腐店，再一家杂货店已在与汉西门大街相交的转角。街对面原是一家小茶馆，不知哪年歇业，房里闲着几张八仙桌和长条凳，后来隔成小间分租给人家住了。茶馆西面是一家卤菜店，主要卖盐水鸭，特别是秋天的桂花鸭，香气都弥漫到街上来。不过那时我们家经济困难，一年也吃不上几回鸭子，倒是妈妈时常让我去打老鸭汤。一小锅老鸭汤只要一分钱，烧出的萝卜，能把下巴壳鲜掉下来。

石鼓路西口，只隔一条汉西门大街，正对汉西门瓮城。从城门口到汉西门大街的路两边，搭建成了乱糟糟的棚户区，竹笆、芦席、油布，黄黄黑黑，但一样每天按时冒炊烟，他们的孩子有些就是我的同学。最令我惊讶的是，一位女同学就住在城门洞里，把东、西两面遮挡严了，房里还真是冬暖夏凉。而稍往北，四眼井的西边，就是一个私家大宅院，老远就能望见门楣上挂着的白底黑字牌匾，“四松园”三个大字端庄敦厚，隔着竹篱墙，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花木。那是一幢中式结构的两层楼房，以前是茶酒楼，所以格局很大，临街一面都开着排窗。园主人姓夏，据说夏家老弟兄三人，总是生儿子，只生得一个女儿，“三房合一个惯宝贝”。这女儿也是我的同学，在班上没有一点小姐脾气，学习成绩又好，几乎年年当班长，是当之无愧的“班花”。我一直很奇怪，那园子里好像没看见松树。有一次，夏家为老人做佛事，请了十来位和尚。因为是夏天，晚上把排窗都打开了。我们凑近去看热闹，房里居中排了香案，供着佛像，灯火通明，香烟缭绕，僧人披着金碧辉煌的袈裟，在一排排立柱间游行，真是大气派。

四眼井现今还在，四松园早已被拆平，盖成了新楼。当年沿着四松园的北面转过去，就是汉西门瓮城的北墙，向西直走到底，则是都城的西墙，转向北行可到西洋式的汉中门。就在那城墙交角处，是一个粮站，我小时候买米、打油都在这里。一回回围着城墙走来走去，常会想城墙后面不知什么样，但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从石鼓路口朝南，印象中就是个大菜场，满街挤满了菜摊菜担，买菜卖菜的熙熙攘攘。每天早晨上学，就是从菜市中钻过去，中午放学时还蛮热闹。下午放学时，才能看清汉西门大街的模样，街东一排是前店后家的小商铺，其中陈家杂货铺的小主人也是同学，一直是班干部。隔邻理发店王家的孩子，则不太爱学习。街西是那一带门面最大的供销店，因为门前有三层石阶，都叫它“高台坡”。那店可能有国营的背景，当时计划供应的烟、酒、盐、酱油、火柴等，都须凭票到它家去买，所以与它打交道的机会最多。

南行经过陶李王巷，转入柏果树，到堂子街口就是罗廊巷小学。学校的操场在前，穿过操场是几排教室。操场是土地，一下雨泥泞不堪，老师就紧张地守在校门口，让同学们沿着墙边走，免得把操场踩烂了，天好也没法上体育课。学校有一个后门，通向陶李王巷，离我们家比较近，但平常都不打开。这一段路程，对于小学生已不算近。尤其是一九五五年一月，接连下大雪，大人们从雪中铲出一条路，我们走在路上，两边的雪堆高过人头。老师也担心，放学时让同学手拉手串成一排，由她牵着走，到一家门口放下一个，还是不断有人滑倒，也有人是故意滑倒了好玩。家家屋檐下，都挂出一二尺长的冰凌柱，我们用竹竿敲下来，落在雪堆上没折断的，便成了我们的佩剑，在阳光下舞得晶光闪闪。

罗廊巷小学的东邻，是大大有名的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馆。记得刚刚维修好，老师就领着我们去参观，那房间里黑乎乎的，壁画也不鲜艳，我是什么都没看明白。堂子街东接朝天宫西街，尽头就是朝天宫了。朝天宫的棂星门终年不开，但门前的石阶沿任由孩子们当滑梯玩，青石板上硬是溜出了两道屁股槽。

朝天宫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学校西边的柏果树。一家园子里，有两棵高耸入云的银杏树，听老师说，抗战期间两棵树都死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棵却枯木逢春，而且年年结果。当时我并不理解那对社会清明的象征意义，只晓得冬天可以到树下去寻落下的银杏果，放在炉边烤熟了吃。没过几年，那棵银杏树还是死了。三十年后读太平天国史料，知道天国定都之初，有江宁廪膳生张继庚与清军统帅向荣相约为内应，事不成而身死。据王东培先生说，张继庚家住在柏果树，那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就是张家房后的。

柏果树这个地名，害得我许多年里，都误以为银杏也可以叫柏果，其实是又名白果。

搬到石鼓路后，我的世界大大扩展，满眼新鲜事物。比如每天上午和下午，有两次马拉的垃圾车来收垃圾，马蹄在弹石路上踏得嗒嗒响，车夫懒散地摇着铃铛。我便积极地去倒垃圾，其实是看马和马车。路上偶尔能看到卡车，多的则是人拉的板车。放学回来的路上，常看到拉车人就坐在路边吃午饭，打开荷叶包的猪头肉，喝几口白酒，啃两个大馒头，看得我肚子更饿得慌。

到了一九五八年，满街上有白墙的地方都画上了壁画，“粮食大丰收，钢铁放卫星，肥猪大过象，高炉似森林”。我们也要为大跃进“做贡献”，每周两节劳动课，人手一小锤，任务是把拆下的城墙砖敲成三合土铺地。没敲几下，一个个小手心都磨起了泡，女同学开始掉眼泪。后来老师请了工人师傅指导，原来小锤不能捏得太死，要让毛竹柄悠起来，锤力大还不磨手。老师趁机宣传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的道理。水西门到汉中门之间的城墙，就这样化为了社会主义的铺路石。出力之外，还要捐物。全校开大会号召师生捐废铜烂铁，支援“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有积极的同学连做饭的铁锅都捐了去，受到老师表扬。母亲只许我们带炉灰到学校去做细菌肥料，让我总觉得灰溜溜的。然而不久，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散了伙，家长让同学向学校要锅，哪里还要得回来。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汉西门大街上的菜场消失于无形，凭政府发的菜票也只能买到“飞机苞菜”和胡萝卜。虽然发有豆制品票，但不能保证供应，所以家门口的豆腐店天天清早排长队。供应越紧张人们就越恐慌，有人半夜就开始排队。因为父母白天还要上班，不能不睡觉，常常是我夜里三四点钟起来排队，到五六点钟母亲来换我回去再睡一会。

同样贫乏的还有精神生活，除了看课外书，只能听听邻居家的收音机广播。记不清哪一年了，每天中午连播王少堂说的扬州评话《武松》，因为发现与《水浒》不一样，所以我每天中午都守在人家门外，听完了才去上学，课间还得意扬扬地转述给同学听。再就是建邺电影院，寒暑假有学生专场电影，五分钱一部，可以选看两三部。

五年级时我们换了语文老师。虽然班主任提醒我们，说她是因为丈夫戴了右派帽子从中学下放来的，“地富反坏右”都属阶级敌人，但这位徐老师课讲得特别好。我到四年级都写不好作文，徐老师一教就会了。她鼓励我们多看课外书，多读世界名著，第一次有人对我们讲起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我也就理直气壮地放学后不回家，溜到文津桥边的旧书店乱翻书。小学毕业时，徐国华老师送了我一个小日记本，扉页上写了半句话：“青，取之于蓝……”

一九六一年我考入莫愁路上的第五中学。那几年初中生活，真有点浑浑噩噩，所以现在高中与小学的同学都有来往，初中同学连一个都不记得了。至今尚有印象的，是当年已退休的副校长周俟松女士，年过花甲，常常清早站在校门口迎候学生，胖乎乎的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后来知道她是《落花生》作者许地山的夫人，就更多了一份尊敬。

一九六三年春节，南京市越剧团首演《莫愁女》，莫愁路沿街贴了许多宣传海报。两位编剧张弦和张震麟的名字十分醒目，尤其令五中的同学兴奋，因为张震麟就是五中的语文老师。虽然张老师没有教过我，但他毕竟和我们同处一个校园啊。不久，张老师喜结良缘，晚上在学校办公楼里举办婚礼，我也赶去看热闹，周校长还抓了喜糖分给同学们。

当时再也想象不到，日后我会与张弦在江苏省作协成为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