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我两岁，随父母来南京定居。

初到南京的几年，我们住在外婆家，下关热河路一百二十八号。那房子以前是外婆开酒店的店堂，因政府实行烟酒专卖，遂歇了业，隔成几间，一大家人住在一起。除了我们家，还有几位姨妈。迎门的堂屋仍然很大。我对南京的最初印象，就是那间大堂屋，可以让表兄弟、表姊妹们尽情奔跑嬉闹。

堂屋贴后墙放着一张八仙桌，是大人们闲坐说话的地方，应该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有趣的是我对吃饭的情形全无记忆，却能清楚地记得，外婆坐在桌边吃下昼儿，掰给我一角金刚脐。所以二〇一四年写《饥不择食》时，会以金刚脐开篇。

稍大一些，我就会趁大人不注意，溜出大门外去玩。门前是一条小巷，到热河路有一二十米，两边都是简陋的小平房，显得外婆家的房子特别高大。热河路南北走向，所以这房子坐东朝西，北侧便是热河路与建宁路相交处的旧菜场，人多杂乱，孩子们是不许去的。我的兴趣是门旁来来往往的挑水人。当时南京自来水还不普及，外婆家因为开酒店，早就有自来水。好像是二姨父的主意，接了一个水龙头到墙外，就成了个供水站。附近人家时常提了铁皮桶来接一桶水，交一根水筹。也有专门的挑水工，给人家送水，一根扁担两只大木桶，接满了水，弓腰上肩，桑木扁担颤悠悠，桶里的水面也晃悠悠，但是很少有水溅出来。尤其是早晨，等水的人会排成队，二姨就站在门旁招呼，一边收水筹，举手投足真是气派。那龙头上套了个小木盒，开个活门，平时用一把小锁锁着。过了旺市，偶尔有人来买水，大表姐也会从房里摸出钥匙，开龙头放水，然后收人家一根水筹，看得我十分羡慕。

水筹是毛竹片做的，妈妈有时也帮着做水筹，我就在一边看。一指宽的竹片，有的长些，有的短些，刮磨得平滑了，再由二姨父用烧红的炉钩烙上不同的记号，就可以用来换水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别人要花钱来买这水筹，也不知道外婆要向自来水公司交水费，只是对自制的水筹可以换水感到神奇。这可以算是我对商品交换的最早思考吧。

印象中旧菜场只去过一次。有天傍晚，听父亲说渔民捕到一只江猪，两个人用扁担抬着，尾巴还在地上拖，足有一人高，正朝旧菜场来了。大家都要去看，结果是几个大人领着一帮孩子赶了去。江猪已经横躺在大案板上，被劈得鲜血淋漓！我只看了一眼，就躲到别人后面不敢再看，一辈子都受不了这种血腥场面。十几年后在农村插队，生产队过年杀猪派我看着，因为血先放掉了，开膛破肚就不像那样恐怖。

下关最热闹的地方，是热河路广场，东北角是下关商场，街对面是工人俱乐部，一天到晚熙熙攘攘。当时下关的铁路工人和码头工人，收入相对较高，年轻人也很活跃。晚上下了班，男男女女在广场边跳交谊舞，都穿着彩色花格布的衬衫。妈妈说那是“苏联大花布”。

我对逛商场没有兴趣，但喜欢跟着大人去旧菜场旁边的小戏园子看戏。吃过晚饭，外婆说一声，去看扬州戏啊，母亲和姨妈们会陪着去。其实四五岁的孩子，看戏就是图个热闹。有一回是演锡剧《双推磨》，一男一女在台上抱着磨棍推来推去，大人们不断哄笑，我觉得就跟街边豆腐店里做豆腐一个样，有什么好笑！居然睡着了。印象更深的是工人俱乐部里演木偶戏，不是街头能看到的手彩木偶，而是跟人一样大的提线木偶。头一晚看的是《火焰山》，孙悟空在天上飞来飞去，像真的一样，晚上兴奋得睡不着。第二天闹着再去，结果是《蚂蚁搬家》，人高马大的蚂蚁们，围着舞台中心的圆柱转圈圈，搬来搬去还搬不完！我数了好一会，总也数不清，想起白天看小蚂蚁搬家，数不胜数，也就放弃了。

我们家搬离下关是一九五四年。那年雨水多，到了七月里，几乎天天下雨，就是出着太阳也还是在下雨。爸爸每晚下班回来，总是念叨哪里哪里又淹了。外婆就说，当年造这房子时地基打得高，她在这住了一辈子，屋里从没进过水。七月中旬，气象预报说台风要来。大人们都不去单位上班了，轮流上江堤抗洪。邻居们一家家忙着在门前砌小坝，有的人家已经在用木瓢朝外舀水。外婆照旧笃笃定定，坐在八仙桌旁吃下昼儿。

到傍晚，街面上的水，齐我们家的地面了。

这下一家人慌了神。二姨父不知从哪弄来一袋黄沙，可找不到水泥，只好先拿黄沙在门槛外堆出一道小坝，坝上又压上一排旧砖。父亲回来看见，说这不管用，水会从沙里渗过来。于是改用三条长凳横卧在门内，凳外排砖，缝隙用旧衣服塞严实了，看起来够坚固。然而到吃晚饭时，水就进家了，薄薄的平平的，在灯光下闪亮，像是青砖地面上铺了层玻璃。我和表兄弟们穿着靸板儿，兴高采烈地在堂屋里跑，把水溅得到处都是。

大人们决定让我们上床睡觉，不要影响他们商讨防涝大计。妈妈提出疑问，眼看水还在涨，夜里下床会不会滑跌倒？还有水里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咬了我们的脚丫巴？爸爸主意多，把五斗橱、写字台的抽屉取下，反扣在地上，连成了一座“桥”。我立时就要尝试，在“桥”上走了几个来回，证明此法切实可行，这才安心去睡。

半夜里做梦，梦见自己在水里跑，不小心摔了个仰八叉，怎么也爬不起来，背上全被水浸湿了，冰冰凉。正挣扎着，醒了，发现真的睡在了水中，是水漫到床上来了。大呼小叫地喊妈妈，妈妈开了灯，只觉得房子一下矮了许多。抽屉和靸板浮在水面上，“桥”变成了“船”。爸爸把我抱上大床，大床比我的小床高几厘米，床面离水也已不远。我坐在床边上，用两只脚划水，大“船”小“船”漂来荡去，逗得弟弟妹妹十分开心。

被惊起的大人们赶紧收拾东西，把怕受潮的衣物尽量朝高处放。其实谁也不知道水究竟会涨到多高，只是图个心安罢了。外婆担心是长江决堤，爸爸和姨父都说不像，决堤的水势会凶猛得多，恐怕还是内涝。长江水位太高，堤坝内的水几天前就排不出去了。

忙乱之间，天亮了。然而灰蒙蒙的天空似乎触手可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化为大雨倾泻。大人们乱糟糟商议应对之策，二姨父决定把放杂物的阁楼收拾出来暂住。妈妈和外婆盘算，舅舅家住在鼓楼，那里地势高，不至于被淹，不如到舅舅家暂避几天，再作打算。

吃过早饭，我们一家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涉水出门，去热河路边的公共汽车站。台风如约而至，湿漉漉地拍在人身上，很有分量，雨却像是被吹散了。妈妈抱着刚满周岁的弟弟，爸爸一手挎着包袱，一手抱着妹妹，三姨搀着小脚的外婆，一边招呼着我。我拖着双靸板儿，跋涉在齐膝深的水中，颇有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候车的人不多，可往来的车更少，等了许久，好容易来了辆车，居然还有空座位。

汽车在水里慢慢地爬行，车后拖着长长的尾波。进了挹江门，爸爸叹了口气，好像说总算安全了。然而没到三牌楼，车竟熄火抛了锚。司机把车门打开，可是没人下车，也没人讲话。一车人静悄悄地坐着，似乎在等待什么奇迹发生。奇迹没有来，来了另一辆公共汽车，司机答应把我们转驳过去。有人先下了车，马上惊呼，这里的水比下关还深！娃儿们不能下来！司机想了个办法，让两辆车尽量靠紧，把孩子从车窗中递过去。爸爸托着我，递给对面车上的一个壮实男人，我平安地穿过两道车窗，可是脚上的一只靸板儿却落到了水里。眼看着那只靸板儿在浑浊的水面上漂荡，我大声叫唤，可是没人理我。司机稳稳地发动了车子，大人们齐声叫好。只有外婆悄悄安慰我，说下车为我买新靸板儿。

车外的水越来越浅，车速也越来越快。我们在鼓楼医院门前下车，地上只有淡淡的湿意，路边法国梧桐的大叶片上，偶或滴下一点半点水。我光着一只脚，呆呆地望着鼓楼坡上半人高的荒草，浓绿的草叶渐渐亮堂起来。一回头，一缕久违的阳光，划破云层，明晃晃地照花了我的眼睛。

大水退后，我们一家已经在城里找到了住处，就没有再回下关。

外婆家的房子，在一九五八年的私房改造中，三分之二以上被政府征收，用来开了家国营粮站，就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三八粮站”。外婆后来一直跟舅舅一家住在城里，留守的二姨一家，住在仅剩的北厢和阁楼中。我们有时候去下关走亲戚，感觉热河路广场的繁华并不亚于新街口。因为下关是津浦线与沪宁线的交汇点，又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南北过江的必经之地，正是这一交通枢纽的地位，保证了下关的兴盛。就连挹江门外的绣球公园，也还要算南京的一个知名景点，可以同莫愁湖比肩。那个“马娘娘的大脚印”，更是常挂在老人的嘴边。

那时我感到奇怪的，是这路名的由来，热河路西邻惠民河，东邻绣球公园的双湖（双湖实际上是护城河），附近并没有一条“热”的河。直到三十年后，我同几位朋友一起编《南京大观》，看到《首都干道定名图》，才知道热河路得名于热河省。南京城西北片的规划道路，是以当时的省及特别市命名的。此后对于洋务运动与下关城区现代化渐有认识，才明白大马路、商埠街、惠民桥、下关火车站、中山码头这些当年常挂在大人嘴边的地名，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因为同治、光绪年间，先后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张之洞等，都是洋务运动的重要骨干人物，使南京在发展现代交通、引进新兴工业、实施新式教育、建设新型城市等方面，都能得风气之先。同时，西方列强迫使江宁开埠，中国官方民间积极应对，使下关地区成为重要的空间节点，沿江一带迅速形成新的交通与商贸中心，下关地区也成为南京最早进入现代城市的区域。下关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没有像其他开埠城市那样，沦为西方列强的租界，它的繁荣是在维护主权、对外开放基础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共同建设的结果，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

一九六八年我到苏北农村插队，八年后回城，再到下关时，意外地发现下关一片萧条，热河路广场周围冷冷清清，下关商场门可罗雀。渡江胜利纪念碑落成后，就更像一个政治性广场了。究其原因，一九六九年长江大桥通车是一个转折点，火车、汽车都从盐仓桥上大桥过江，下关便成了一个被从交通干线上甩下去的死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只有去武汉、重庆，才会从中山码头上客轮。还记得返程时沿江而下，远远望见下关电厂的大烟囱，南京人就都涌到甲板上来看，相互招呼：“南京到了！”随着长江航运的衰落，下关几乎就淡出了南京人的记忆。

二十世纪末，静海寺、天妃宫的扩建，仪凤门的重建，也只能算给下关打开了一个窗口。一街之隔的旧菜场，只有沿街新建了一排店铺，内里的破败难以形容。近几年政府有意打造南京“外滩”，未立先破，下关地区大量近现代历史建筑，尤其是工业遗产建筑被无情毁弃。作为南京地标百余年的电厂大烟囱竟在二〇一五年被拆除。值得庆幸的是，下关地区近现代建筑的重要性，终于成为社会共识，此后规划局审议和记洋行地块、大马路地块的复兴规划时，都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了第一位，并据此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

外婆家的老宅，遭征收的大部，在二〇〇一年被粮食局拍卖，当时还曾作为一项政绩进行宣传。二〇一六年旧菜场地块也在拆迁，我想该与老宅告个别，可十二月二十八号赶去时，那里已被拆成一片瓦砾。

站在那块废墟上，我暗暗揣想当年外公外婆选择这块土地时的心情。虽然坐东朝西不是建房的好朝向，但东面背靠狮子山，西面正对惠民河，也能算做生意的好风水吧。而这一块土地的开发，正是清末民初下关崛起的一种见证。仪凤门外护城河与惠民河之间，原本是江滩演化而成的湿地。随着下关开埠，土地需求大增，海陵门打开后，这一带被称作海陵洲，因为地处两条交通干道之间，优势明显，遂被打围排水，填为平地，迅速成为商市区。这就是热河路的前身。

海陵门早已易名为挹江门。海陵洲这个名字，只怕也没什么人知道了吧。 uAU6kshoaXw2mvE7uScH0kl1HFp46LiD04DPhso3ORWOD9arBjHj2Jp7fsf8pe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