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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史反复表明，共同和稳定的心理特征，既是区分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还是民族生存的最活跃动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2006）指出：“民族学首先是一种心理学。”詹姆士·弗雷泽（1900）认为，民俗学与社会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说明和解释人类的心灵活动，而心理学是历史方法的当然皇后。华莱士指出：“这块科学园地的耕耘工作，有赖于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共同携手合作。如果要了解人格形成的整个历程，不但对于那个社会的文化要有彻底的了解，同时也要知道由文化塑造和改变的个人心理历程。”（转引自：李富强，1996）李静（2009）认为，如果将民族看作是一个多层面实体，最外层是民族特有的、可见的物质层面，包括衣、食、住、行；第二个层面是民族特有的制度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第三个层面是民族行为层面，包括语言、文字、符号、宗教、习俗、价值标准等；最核心的是民族特有的心理层面，包括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想象、民族情感、民族社会化过程、民族人格等。在我国，经过民族学家的不断努力，对民族的外层与中层已经做了详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民族心理层面，民族学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与我国民族历史的悠久性、民族文化的厚重性、民族资源的丰富性不相称。在心理学领域，虽然社会心理学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广义的社会心理学内部，民族心理学还是一个十分孱弱的分支。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了一些民族心理研究著作，一些心理学家也对我国少数民族心理进行调查与研究，但大多是运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民族，将普通心理学原理运用于民族研究，研究目的是为了验证某种心理学理论。而且，在心理学界，关注少数民族心理的学者较少，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蔡笑岳，罗列，何伯锋，2012）。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缺乏足够的影响力。研究者认为，目前的民族心理学存在学科归属或定位不明确、概念术语不统一、理论体系不完善、研究对象及范围不清晰、研究范式缺乏整合、研究者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等问题（韩忠太，2013；徐黎丽，2002），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加强对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解决。
研究民族心理，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已有的心理学理论。现今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大都产生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的民族面临的客观现实，如历史发展、地理环境、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与我国各民族面临的客观现实有较大区别，反映在民族心理上，也各有特点。民族心理研究可以检验现有的心理学理论，确定哪些心理现象是人类共有的，哪些心理现象是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特有的，不同民族特有的心理现象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样才能使现有的心理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具有更好的普适性。研究民族心理，也有助于丰富民族学的理论。民族心理是民族诸特征中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民族诸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特征。开展民族心理研究，对全面、科学地认识民族现象，促进现有民族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韩忠太，1984）。
对学科发展而言，是否具有成熟的理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前提。在我国民族心理学领域，还缺乏成熟的理论。时至今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仍在使用，这一定义显然存在着待商榷之处。在当代，还存在众多的理论可供民族心理研究者借鉴，如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列昂节夫的活动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沃尔夫的语言关联性假设，当代流行的社会建构理论、环境话语理论、具身认知理论等。在国内，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在描述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方面也颇值得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民族领域有成功的政策与实践，这些政策与实践由于符合我国国情而受到各民族拥护，从民族心理学视角总结这些政策与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心理学理论，也是民族心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理论构建不仅要形成宏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还应构建对民族心理的某些特定方面的微观理论解释。
民族心理学既是民族学的分支，又是心理学的分支。在当今世界，学科之间的整合、学科发展中的交叉性创新是学科发展的趋势。民族心理学研究既涉及民族学，又涉及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欲取得长足的发展，就要整合民族学和心理学，就要整合民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改变目前这两种训练的人互不沟通、各行其是、各说各话的局面。植凤英和张进辅（2007）讨论了民族心理学研究中质与量的整合途径，包括研究设计整合、研究立场整合与研究资料整合。在研究内容上，民族学家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家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正确方向应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在研究性质上，民族学家重视定性的质的研究，心理学家重视定量的量化研究，正确方向应是质的研究和量化研究相互补充。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学家主要使用实地调查法。实地调查法包含许多具体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等。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和数理统计法也为民族学研究经常使用。心理学家常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如心理测量法和实验法。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如ERPs和脑成像方法）、生理心理学方法也开始运用于民族心理研究。采用实验法和定量研究成为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张积家于2016年出版的《纳西族-摩梭人语言文化心理研究》就是运用实验法研究民族心理的有益尝试。因此，研究方法的整合势在必行。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心理学研究者应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心理学学科体系。这种学科体系既兼具民族学与心理学的视野，又具有明晰的研究对象；既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研究领域，又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特色。
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与民族地位、权力、利益、感情紧密相连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双向互动关系。我国民族关系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韩忠太，2001）。我国有56个民族，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不同的心理特征。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好坏，相互尊重是基本前提。要达到相互尊重，首先要相互了解。费孝通在80华诞时，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演讲中，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甚至会觉得丑。然而，在民族接触初期，经常发生强迫别的民族改变原有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的情形，因此，“各美其美”、能够容忍差异就是进步。只有在民族之间平等往来频繁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自己也觉得美，这就是“美人之美”，这是更高一级的境界，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后才能得到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升华极其重要。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即不仅能够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能够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离建立共同价值就不远了。“美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做到这一点就达到了古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应避免或破除“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民族心理研究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探讨。文化本无优劣之分。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一民族的前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主动选择的结果。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是不同的认知方式、不同的知觉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化深藏于人们头脑之中。只有“以当地人的观点”，才能实现对文化的准确理解。所有文化都应受到平等的尊重，所有文化都是对现实的同等有效的解释（凯·米尔顿，2007）。在民族心理研究中，要注意克服“西方本位”和“汉族本位”的倾向，防止将西方人和汉族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行动视为人类的规范，将其他理解和行动视为异端。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没有一个标准可以绝对地评判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合理性——一种在历史中表现为必然性的合理性，每一种文化都不能为另一种文化所取代。所有文化都对人类历史有所贡献。尽管各种文化对本身和别的文化所做的表述不同，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却绝对不是互不了解的。它们在世界上非但不是孤立的，恰恰是相互合作的。任何文化，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人类共同财富的持有者（列维-斯特劳斯，2006）。民族心理学研究者应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主张每种文化都有存在价值，能够以欣赏的心态和肯定的眼光看待不同民族的文化，既不要颐指气使地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指手划脚和说三道四，亦不要以“怜悯的心态”和“善良的心肠”企图让其他民族的文化尽快同主流文化达到融合和统一。应该以欣赏之心、淡定之心、包容之心、平等之心对待不同民族的文化，对待具有不同心理过程和心理特点的不同民族的人。并且，不同文化下各民族的心理特征只有通过民族心理研究才能被揭示，其他民族的人只有通过民族心理研究才能对其他民族的人有准确、深刻的了解。只有不同民族的人之间达到相互了解与欣赏，才能够形成和谐、友善、平等的民族关系，才能够形成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愿景，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民族也不能掉队，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要实现这一目标，实行正确、连续、稳定的民族政策是关键。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看，民族政策的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后者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从内容看，有政策原则和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策原则是指在民族工作全局中必须遵循的大政方针，民族政策措施是指为实现民族政策原则而采取的具体规定和办法。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它是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制定的，本质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的进步与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民族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措施也要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符合各少数民族同胞的心愿，切合各少数民族同胞的心理，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否则，就会出现“吃力不讨好”、“欲速则不达”的现象。民族心理的研究成果能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中国各民族而言，由于社会转型（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传统变迁）引发的内心冲突与变化十分强烈。许多少数民族成员来到内地生活，生活适应、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文化的差异性，少数民族同胞在升学、就业、升迁、择偶等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免会引起他们的心理冲击与心理震荡，从而产生许多心理问题。例如，少数民族的心理压力如何消除？跨民族交际应如何进行？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困难如何解决？少数民族学生的理工科学习成绩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学生通过民族语言与汉语学习的知识如何整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双语教育如何开展？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民族心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