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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identity或identification）最早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根据词源学资料，“认同”一词在历史上的意义较完整地保留在其衍生的释义词组“the same”中，当它转变为英语的“identity”时，常用于表示某些事物是相同的、一致的，或者就是它本身。在现代心理学中，最早对“认同”下定义的是弗洛伊德，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陈国验，1990）。埃里克森（E.H.Erikson，1902—1994）提出“自我同一性”的概念，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有时它指一个人对其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有时它指个体对其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有时它指自我综合的无言操作，有时则指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现代意义上的认同研究一般区分两种水平的认同——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这一区分是对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和“集体同一性”的沿袭。
民族作为特定的人类共同体，其成员聚集、生活于其中，必然会产生一种认同，相互之间产生本民族成员较其他人对自己来说更为亲切的情感，以及亲善友好的态度，认知本民族成员为同民族的骨肉同胞。民族认同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主题，加之本身的复杂性，因而难以有一个统一的界定。Phinney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研究者。她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对民族的归属感和承诺、对民族的积极评价以及对民族活动的行动卷入。Carla（1998）等人认为，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民族身份的承认。王亚鹏（2002）认为，在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四个基本要素中，态度最为关键。就态度而言，民族认同有两种基本的模式：积极的民族认同和消极的民族认同。积极的民族认同是指民族成员积极、自豪地看待自己的民族，并且为身为民族的一员而自豪。表现在行为上，积极的民族认同会使民族成员积极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以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姿态看待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积极的民族认同使民族成员具有强烈的内聚性，同时，也会对外群体成员表现出一定的排斥性和抗拒性。这种认同模式在强势民族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相反，具有消极民族认同的个体以一种悲观、颓伤的心态看待本民族的一切，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充满自卑，甚至以自己身为所属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耻辱，因而产生一种认同的污名感（stigma）。这种消极的民族认同运作的结果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有些民族成员不愿暴露自己的民族身份。这种认同模式在弱势民族的一些成员中有所表现。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的分水岭在于前者是积极的、主动的、自愿的，后者是消极的、被动的、非自愿的。Cross（1999）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和情境发生变化，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实现。Kristel和Aunevalk（2001）将民族认同定义为是个体对群体的依恋，是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态度和文化习惯的结合体。民族认同还常被看作是社会认同中的民族成分。Tajfel（1981）将民族认同定义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涉及他是某个社会群体（民族）的成员身份的知识，以及与这种成员身份相关联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国内民族学的多数学者都将民族认同放在民族意识范畴中。费孝通强调，“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就是民族认同。金炳镐（1998）指出，民族认同属于民族意识第一层次，即属性意识（民族自我归属意识、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中的一部分。王建民（1991）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相互之间包含着感情和态度的一种特殊认知，是将他人认知为与自我同一群体成员的认识。高永久（2005）认为，民族心理认同是该民族群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对本民族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孙九霞（2004）将民族认同界定为民族成员对自我身份归属的认知以及在心理上的依附感。张诗亚（2005）指出，所谓民族认同实际上便是找准独特的民族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就民族来说就如同一个人的独特性，侧重于民族认同的情感支持功能。万明钢和王亚鹏（2004）将民族认同定义为：民族成员在民族互动和民族交往过程中基于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反观和思考而形成的对自民族（内群体）和他民族（外群体）的态度、信念、归属感和行为卷入，以及其对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等的认同。民族认同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的动态过程，是个体对本民族文化表示接纳和认同态度的体现。
总之，不同领域研究者对民族认同的关注点不同。一些学者强调归属感、共享的价值和态度；一些学者重视对民族文化的接纳，比如语言、行为、价值观、民族历史知识；还有些学者提出个人在发展民族意识方面的主动作用。
关于民族认同的构成成分，研究者大都沿袭Phinney的观点。Phinney（1992）提出，民族认同包含四种成分：（1）民族自我认定（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2）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3）对民族群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posit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one's ethnic group）；（4）民族卷入（ethnic involvement）。
民族自我认定也称为民族自我定义或民族自我归类，是指一个人所使用的民族标签。与自我认定相关的问题是，不正确归类是否同一个消极的自我概念有关（Cross，1978）。民族自我认定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出发点，但大多数研究仅是让被试填写其民族成分作为自己民族分组的依据。
归属感是指个体对所属民族群体的强烈从属和依恋情感。对此成分，研究者通常采用“我的命运和未来是同我自己的民族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我感到对我自己的群体有一种巨大的依恋”等问题来确定。这种归属感也可以通过与他群体比较来看，即与他群体排斥或分离的经验，如“你觉得自己与其他民族成员有多大差别”等。
对民族群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民族的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态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态度（消极情感）。积极态度是指对个体所属民族感到骄傲、快乐、满意、满足，比如“我骄傲我是自己民族的一员”或“提到自己的民族，你的自豪感程度有多强”。消极态度是指对本民族的负性情感，表现在对本民族的不满意、自卑感或者希望隐藏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等。
民族卷入是指参与个体所属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研究者常采用的民族参与指标是语言、友谊、社会组织等。例如，考察成人让自己孩子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愿望等。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民族认同的构成成分。Ting-Toomey等人（2000）抽取四个维度：民族归属感、边缘化（处在民族认同的边缘）、族群间的互动和依恋。Aune和Kristel（2001）通过实证研究将民族认同划分为两个相关维度：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民族区分（与他民族不同的感受）。Karlsen和Nazroo（2002）抽取了民族认同的五个维度：国家、民族、传统性、民族参与性、承认属于某个民族而非其他民族。这一看法考虑到了个体的双重民族身份，即本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万明钢和王亚鹏（2004）认为，民族认同的构成成分包括主流文化认同（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消极民族认同（对民族的消极信念和看法）和积极民族认同（对民族的积极信念和看法）。秦向荣（2005）认为，民族认同包括四个维度：认知成分（即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知悉，及对民族客观知识的了解）、评价成分（即对民族身份的积极评价，以及民族身份对自身的重要性）、情感成分（即对民族的依恋和归属感，从心理上把自己当作是该民族的一员）、行为成分（包括为了维护该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与利益而表现出的一些典型行为和行为倾向）。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家认同的概念就出现在政治学领域。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传统的国家认同受到强烈冲击，国家认同的重要性随之日益彰显。国家认同是随着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公民身份而具备认同前提的，它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信念、国家政治主权等的认同。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身份的确认，自觉地将自己或自己民族的利益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整体国家利益的主体意识。因此，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纽带，人们只有确认了自己的公民身份，了解了自己与国家间的密切联系，将个体归属于国家，才会关心国家利益，主动地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自愿地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为国家的发展承担起责任。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既存在诸多的一致性，也存在一定的冲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认同客体不同。民族认同的客体是民族。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的概念进行了新的界定：“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国家认同的客体是国家。当在一个固定领土范围内居住着人民（经常是同一民族或具有共同的认同感），而在人民中又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力时，便存在国家。
（2）认同基础不同。民族认同强调血缘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它是在血缘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凝聚力通过生物遗传和社会特性等民族共同的基本特质获得。由于人类属于固定的民族共同体，加之遗传进化和血缘关系，使得民族联系具有逻辑和时间上的优先权，具有既定且强有力的社会约束力量。这种源于血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团结一致的态度，既可以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国家政权稳定，也可能妨碍甚至破坏国家的建设进程、主权稳定。
国家认同更多地建立在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民身份基础上，是确认自己对国家归属的内心感受，是一种具有抽象性、哲学性的思考。国家认同是指个体或民族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确认以及个人对意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国家对不同公民来讲具有不同意义，或者是民族国家，或者是文化国家，也可能是政治国家。公民认同国家的标准也分为三类：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国家认同相应地可以在三个角度进行探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内在地包含着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差异导致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认识：（1）从国家角度看，国家整合通常要求放弃民族性，弱化民族文化。这些因素恰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原因。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利要求，实现这些权利要求往往需要国家推行差异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倾斜。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少数民族就会产生被弃感或受歧视感，结果是强化民族认同，促进民族主义产生，进而破坏国家认同感的生成。（2）从民族角度看，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民族利益指向的更多的是那些具有拥挤性或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族际之间纷争，使国家认同出现危机。（3）从经济角度讲，经济利益不平等，客观上容易使少数民族滋生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4）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两种认同的冲突更多地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对多民族国家而言，现代化不仅导致不同民族之间接触机会增加，族际间发生冲突的机会也比以往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其内部民族的分离倾向。
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依存，存在着一种互为前提的关系。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民族以国家为存在形式。在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与“我群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每一个人也一定属于这一国家。从认同的心理特性看，认同具有多重性，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它们之间不是必然的矛盾和对抗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钱雪梅，2006）。从认同特点看，民族认同先于国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
国家认同认可与保护民族认同。民族的价值追求一定是国家，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民族以国家为存在形式，获得国家形式的民族（nation）才具有现代意义。对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强调血缘、文化传统特征等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极大地缩小了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亲和力。为了寻求现实的利益保障，民族认同往往需要通过国家认同来巩固。国家认同为民族认同构建了安全地域和心理边界。
在多民族国家中，生活在这一国家中的公民往往拥有多重身份。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身份不同，决定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在单一民族国家中，由于民族界限同国家界限一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统一的，具有同一性。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总是交织在一起，它们一个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另一个能够控制国家机构，两者之间互动，影响着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当这两种认同达到协调与平衡、互为补充时，国家就变得强大而有力量，其作用会得到充分实现；一旦两种认同的共生关系被弱化，甚至发生冲突时，就会催生出离心力极强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也会随之陷入危机。在现代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都离不开这两种认同的共生关系。
在正视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性、矛盾性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得国内少数民族在其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民族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对维护国家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推行了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当前，我国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调查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上升很快（李晓霞，2009）。相关研究也表明，我国回族青少年（梁进龙等人，2010）和维吾尔族青少年（王嘉毅，常宝宁，2009）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呈现积极的正相关。但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各民族以及地区之间的发展还存在明显差距。一些境外势力试图通过民族、宗教等途径削弱我国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有意地将一些暴力事件国际化、政治化，制造民族矛盾，这些都是构建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同时，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祖国的边疆，与多个国家接壤，存在着众多的跨界民族，如果不加强国家主体文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夯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满足各民族的合理需求，必将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巨大阻力（郑晓云，201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民族就不存在了。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又反过来塑造着民族成员，一个人从出生便暴露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受其熏陶和教育，形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在心理上表现为个体对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进而在行为上表现为对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体系、精神结构进行不断地内化、保持与发展（栗志刚，2010）。这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每个人集合为“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和基础。
不同民族成员在接触中，必然产生文化（或民族）的“认同”和“认异”。这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母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问题，即文化适应。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通过相互接触，在心理上和文化上发生变化的过程（Berry，200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来保障各民族共同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经济活动、就业和求学等使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各民族之间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语言、宗教、习俗、文化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成员在接触中民族身份凸显出来。对少数民族成员来说，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他们进入到主流群体社会中，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还存在着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
文化适应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产生了众多的文化适应理论模型，其中，以Berry的双维跨文化适应模型应用最为广泛（孙进，2010）。Berry认为，文化适应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对主流文化影响小些而已。因此，他的双维度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推到一个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阶段。他提出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和维持与其他文化群体关系的倾向性两个维度，两个维度相互独立，即对某种文化的高度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有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
（1）整合（integration）。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也强调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交往。
（2）同化（assimilation）。个体不愿保持他们的原有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频繁互动。
（3）分离（separation）。个体重视自己的原有文化基础，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
（4）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接受。
主流文化群体和非主流文化群体之间交流也会出现四种策略：
（1）主流文化群体实行熔炉策略，非主流文化群体采取同化策略；
（2）主流文化群体实行种族隔离策略，非主流文化群体采取分离策略；
（3）主流文化群体实行排外策略，非主流文化群体采取边缘化策略；
（4）主流文化群体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非主流文化群体采取整合策略（图5-1）。
图5-1 民族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策略
当前，我国社会快速发展，民族之间接触交流的频率增多。少数民族成员进入主流群体后，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存在着对母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和适应。万明钢等人（2002，2004）最早对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做实证研究。他们发现，藏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包括消极的民族认同、积极的民族认同等方面，藏族同主流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持有不同态度，从而在文化适应中主要采取整合、同化和分离策略。喇维新（2003）以回族大学生为被试，发现绝大多数回族大学生认为保持回族文化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认为回族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淡化，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汉文化和保留回族文化同样重要。
在文化适应中，适应者在心理上也会产生一系列变化，如心理疏离感、压力、抑郁等。所以，民族认同、文化适应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有关研究发现，具有顺从和沉没式民族认同态度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较差。Helen和Roderick（2000）以美国黑人大学生为被试，利用民族认同量表，聚类离析出五种民族认同态度：不一致内化、积极内化、卷入式内化、分离性的民族认同和潜伏式的民族认同。这五种态度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发现，与不一致内化的群体比，卷入式内化的群体不但心理不安感较轻，而且一般心理症状（人际不敏感和精神症状等）也较轻，心理不安感显著低于具有分离性民族认同态度的个体。那些具有积极内化态度的群体其偏执性观念也比不一致内化的群体为轻。Drew等人（1997）发现，由于移民在进入新文化背景后，一般会出现文化冲突和文化休克现象，那些有较高民族认同的移民，由于这种民族认同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外部社会支持，因而心理不安感较轻。喇维新（2003）发现，回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与其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民族认同积极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民族认同消极组。史慧颖（2007）发现，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本民族认同和民族冲突情境下的行为反应倾向有密切关系，认同程度和个人消极行为、社会消极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社会积极行为和个人积极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相关，人际关系敏感和强迫症与被试总的民族认同相关（董雪梅，2010）。总之，民族认同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是当前民族认同研究中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
偏见是一种态度，由三种成分组成：（1）情感或情绪成分，代表与态度有关的情绪类型，如生气、热情等，也表示态度的极端程度，如轻微不安，极端敌意；（2）认知成分，涉及构成态度的信念与思路，主要指刻板印象；（3）与动作有关的行为成分，指歧视——对特定团体成员的不公平，负面或伤害的行为，只因为他们是那个团体的成员。
在全球多元文化交织的格局下，少数民族常被主流社会视为弱势群体，他们的民族文化也常被归属为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弱势文化，从而使许多少数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产生了分化。部分少数民族成员为了摆脱社会经济地位低、教育程度低及就业率低的阴影，表现出强烈的学习主流文化的动机，积极学习主流文化中强势民族的语言、习俗及生活方式，并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主流文化下强势群体中的一员。这样一来，这个群体的成员有可能对自己的母体文化产生偏见。另一些人则强烈地认同其母体文化，排斥其他民族文化。这个群体的成员一般都生活在文化交流及域外团体接触较少的地区，或生活在宗教意识、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下，排斥其他民族文化，常带有民族偏见。还有人以逃避、消极、悲观的态度对待文化适应，不仅表现出对本民族的消极认同，在社会适应方面也显示出较强的自卑情绪，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因自尊需要对本民族及主流文化的民族产生偏见，以维护自己的“文化观念立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民族认同和民族偏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在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对民族认同、民族偏见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非常必要。
语言与民族相伴而生，伴随着民族一起成长。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视为民族固有的特点。共同的语言把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文化归属和民族认同，进而形成了民族国家。作为民族成员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语言是他们传递文化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是维系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一。自从人类社会形成民族以后，民族语言就成为保持民族一体感和认同感的标志（陈新仁，2008）。因此，语言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民族认同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就是语言认同，一个人的民族认同系统中存在着民族语言认同这一层面。
在双语和多语（包括双方言和多方言）社会中，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作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语言态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由认知、感情、行为倾向等因素组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语言态度又是一个难以截然分开的整体，不同因素彼此存在着难解难分的联系。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态度必然对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言，它对人们的语言习得、语言选择、语言使用、语言发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王远新，2002）。语言态度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产生。它受社会发展的差异、文化背景、人口数量、年龄、性别、职业、团体的聚合与松散、文化程度、城市和乡村等社会综合因素影响（张伟，1988）。
语言是民族形成的第一要素。共同的语言形成了民族的认同感和排他性。在民族的诸多特征中，语言作为非地域性特征，是最稳定、变化最慢的一个。地域的改变，经济类型的转换，甚至文化的变迁，一般都不会引起语言的迅速改变。比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散居于世界各地，但其民族成员却在如此漫长时间里不约而同地保持着以希伯来语为核心的民族语，对该语言持有肯定积极的语言态度，并以此为保存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手段（邓佑玲，2000）。
20世纪90年代，陈松岑以新加坡华人为对象，了解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关系。研究表明，语言态度是人类语言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通过语言使用来体现；语言使用又给语言能力大小以决定性的影响，语言能力转而影响人们使用语言的频率，通过使用语言的效果，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语言态度。萧国政等人（2000）也以新加坡华人为对象，调查新加坡华族的语言价值观、常用语选择，探讨社会因素和语言使用现状的关系，发现汉语和英语双用已经成为超流行的趋势，汉语单用情况集中在本族群的情感性交际中。王远新通过对畲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调查，认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具有以下特征：（1）对本民族语有浓厚感情，对本民族的其他支系语言、方言以及本民族使用的另一种语言有明确的认同感；（2）对学习和使用汉语文以及兼用汉语文持肯定态度，愿意主动学习；（3）对汉语、中文持肯定态度。杨玉（2013）发现，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普通话、本民族语和英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都持有较为肯定的看法和态度，但程度不一，普通话程度最高，本民族语次之，英语最低，性别、年级、民族都影响语言态度。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本民族认同和对本民族的语言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本民族语水平也呈显著的正相关。
语言态度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情感因素之一。双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主要体现在对待母语和对待第二语言的态度上。Beebe和Giles（1984）发现，当学生们意识到学习第二语言学习可能是对其本族语言和文化的背叛时，他们就不太可能熟练地掌握第二语言，更不会融入到新文化中去。Cheryl（1993）发现，对父母态度的信赖、对学习本族语重要性的认识和综合动机会极大地影响学习者的学习。Salim（1998）发现，以色列的阿拉伯语学习者对学习阿拉伯语态度十分消极，但对课堂情境却相当关注，后者几乎可以成为他们学习阿拉伯语好坏的预测工具。即使社会环境常与政治挂钩，但学生们受到教师和课堂环境的影响却远大于社会政治因素给他们带来的冲击。Felix（2002）调查109名在法国出生的第二代葡萄牙移民，发现他们社会适应性越差，法语能力就越低，维护本国文化的意识就越强，文化同化压力在他们身上就体现得越显著，对其进程的满意度就越差。牢固的民族认同对接受和学习其他语言文化至关重要（Smadar，2004）。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儿童的民族价值观的教育相互冲突，儿童民族认同所经历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他们的自尊心。一旦自尊心受挫，必定影响他们学习英语语言及其他学科技能的能力。倪传斌等（2004）调查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发现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包括两个要素：情感因素和地位因素。留学生对待汉语的态度与主观愿望之间出现了分离。影响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背景因素是华裔背景、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分布、来华前的汉语学习时间、学历、年龄和性别，没有影响的是职业背景和汉语水平。留学生经历可以改变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但语言态度与汉语的学习动机水平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有研究者从英语学习的角度分析语言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高一虹等（2003）调查分析英语学习、英语动机强度和自我认同变化的关系，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自我认同整合似有螺旋式发展的特征。对英语学习投入少的学习者具有完整的、唯一的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随着目的语提高，削减性变化开始出现，随着努力程度进一步提高，学习者便可能在新的层面上将不同的文化交际模式、价值观念统一起来或分别用于不同情境，因此分裂减少，整合增加。任育新（2008）通过调查问卷考察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文化身份，分析文化身份与英语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即汉语文化身份和英语文化身份，但二者在认同程度上并不等同，学习者对母语文化具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具有较强的母语文化身份意识。同时，学习者的外语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认同目的语文化，目的语文化的身份就越凸显。外语教育也影响文化认同。陈新仁（2009）调查了解不同语种、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下中国学习者母语文化和外语文化的认同，发现当代大学生在总体上母语文化认同超过外语文化认同，但总平均分不高，说明外语教育的确影响大学生的母语文化认同。杨茜和高立群（2010）集中考察了维吾尔族中学生民族认同的发展状况及与汉语学习之间的关系，发现民族认同的不同方面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不同。第二语言学习受学习者语言态度和文化态度影响。在维吾尔族学生的民族认同中，语言态度的发展最顺利，也最积极，它对学生的第二语言学习的解释力也最大。由此可见，影响学生的语言态度可以显著地促进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