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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礼（1996）认为，民族意识作为意识形态是民族存在在民族成员头脑中的反映，有其固有社会特性。从社会实践看，现阶段我国民族意识的特性主要表现：
（1）长期性。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国家消亡后，民族才会消亡，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民族意识作为民族存在的客观反映，也将长期存在。
（2）复杂性。民族意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的范围很广，反映在政治、文化、宗教、民族关系各方面，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又会有不同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3）稳定性。上下几千年，人类社会形态经过多次变迁，朝代更迭，政府替换，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民族意识内涵却很少变化，远远落后于客观存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4）波动性。民族意识强度不是一个恒定的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条件下，每一个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不一样。在一定时期内，当某一民族的注意力指向和集中到某个方面时，便形成一个敏感点。当这个重大课题解决后，民族的注意力指向又转移到另一个敏感点。这种转移说明，民族意识的强度和指向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变动的。
（5）双重性。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一民族都有自身的、特殊的利益要求，这属于民族意识的个性。但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个民族经过相互交往和思想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又形成了共同理想，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这属于民族意识的共性。二是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民族意识的社会作用从积极方面看有利于争取和维护本民族的正当权利，有利于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有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利于发扬光大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意识中的利己性、保守性、排他性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以至本民族的发展、进步又有一定的消极作用。
（6）可塑性。民族意识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可塑的。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交往增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民族意识的利己性、保守性、排他性会逐渐淡化和克服，各民族意识的共性和积极因素会得到强化和发扬，这对集中各族人民的意志，强化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同心同德地去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十分有利。但是，在国际国内大的社会环境变化中，民族意识的指向与波动表现得又很敏感。民族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随着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它也在变化，可塑性很大。
民族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有些民族的许多特征都消失了，甚至连自己的语言都消失了，但民族意识仍然存在，并成为维系本民族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民族意识从总体上看是在走向融合并导致民族消亡，从而民族意识也会最终消失。但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循序渐进、经无数量变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的历史过程。
张学礼（1991）认为，民族意识属于历史范畴，有其产生、演变及消亡的过程和客观规律。认识这一规律，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1）从纵向看，民族意识变化的主要特点是，强度大小不断起伏，形成由弱到强、由强到弱的波动，总的趋势为“负斜率”，最后趋于消失。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民族意识会逐渐增强出现“波峰”呢？一般来说，有如下情形：①一个国家，无论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当其遇到外来侵略、压迫、亡国危险时，民族意识必然会增强。②一国之内，当大民族、强民族侵犯弱小民族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时，后者的民族意识就会高涨。在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讲，不应该存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但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同样会造成少数民族的不同程度的不满，导致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高涨。③一个民族当其文化素质普遍很低时，社会知觉较迟钝，相应的民族权利、民族社会地位、民族利益、民族自主意识都较淡薄；随着全民族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相应的民族权利、民族地位、民族利益、自主意识等随之增强，民族意识也会随之高涨。④正面的鼓励和诱导会造成民族意识高涨。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政策，在招工招干、参军升学、入党提干等方面的优惠和照顾政策，对少数民族民族自信心提高的鼓励等，都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提高起了助长和促进作用。⑤情感刺激也能在一个时期内导致民族意识高涨。这种情况又可分成两种：一是某些突发事件处理不及时，或处置失当，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进行恶意煽动，一旦形成情感互动，互相激发，就会造成群情激愤、不能自已的局面，甚至暴发群体越规行为。其二，在一定条件下，有人利用群众的宗教感情、民族感情，打起保护宗教、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进行长期蛊惑宣传，如得不到及时制止，也能形成一定气候。⑥来自外部的影响也会造成民族意识高涨。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民族意识是一种激发，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族也是一种鼓励。其二，在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地区，或者由于是跨界民族，或者与境外民族有民族亲缘关系，或者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些民族在境外民族影响下，随着民族意识增强，容易产生分离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酿成民族分裂活动。
在什么情况下民族意识会趋于减弱而出现“波谷”呢？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①在两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原来不合理，经过斗争或革命，受屈辱一方获得胜利，这时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转移，原来问题巳经消失，至少已降为次要问题，与先前相比，民族意识会相对减弱。②在一国之内，或因为社会革命，或因为政治格局全面变化，民族之间的旧日的矛盾冲突得到缓解，原来有压抑感的民族得到了心理满足，民族意识随之减弱。③民族同化造成的民族意识淡化以至民族意识的完全丧失。无论是强制同化还是自然同化都会造成这种结果。特别是自然同化，由于“文化优势法则”的作用，甚至连不少征服者最终也自觉自愿地认同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传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以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其结果必然造成原有民族意识的淡化，甚至消失。
（2）从横向看，不仅不同国度里民族意识不同，就是一个国家不同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各不相同。民族意识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民族意识的质的规定性不同，二是不同民族意识有强弱程度差别。关于民族意识的质的不同不难理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族意识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这种差别的大小是相对的。民族作为人的群体，由于不仅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地域、风俗、信仰、种族特征，还有各自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利益，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民族意识存在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有绝对意义。不同民族的民族意识差别的大小又各不相同。大致情况是：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之间民族意识差别小，有共同信仰的民族之间民族意识差别小，有长期密切交往的民族之间民族意识差别小，同一地区或相距越近的民族之间民族意识差别小，有共同政治主张的民族之间民族意识差别小，有共同经济利益的民族之间民族意识差别小，有共同前途命运的民族之间民族意识差别小，否则，它们之间的民族意识差别相对就大（张学礼，1991）。
王希恩（1998）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效应使各民族的交往空前广泛和深入，由此推动各民族的自我认同普遍增强，进而影响到民族意识的发展和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求发展、谋生存就必须走出封闭的天地，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去交往、去竞争。于是，一批又一批民族地区的人跨出家门，到外地去务工、经商或以其他方式谋求新的生活。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表明，从1982年到1990年，少数民族迁入各省、直辖市的市、县、镇的有2206190人，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到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务工经商的也达到数百万人之多。全国的630个城市中都有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和流动，大、中城市更为突出。在北京的108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有41万，56个民族齐全，流动人口20多万，与1980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汉族人口增加了16.8%，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28.3%。其他大城市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例如，天津总人口有879万，少数民族在20万以上；上海总人口1300万，少数民族有6万；武汉总人口690万，少数民族有3.7万。在广东，少数民族成分已达52个，人口35.04万。其中，深圳有少数民族常住人口1万多人。在深圳、东莞、珠海等地，仅来自贵州毕节的打工妹就有13万人之多。除经商打工外，由于地区发展差距，民族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妇女也通过婚嫁方式走出原居地。例如，江苏省州市1985年只有7个少数民族成分，48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有少数民族成分17个，186人；1995年又达到21个少数民族成分，576人。在后五年迁入的少数民族人口中，通过婚嫁途径迁入的妇女就占92.9%。即使自己不走出去，别人也会走进来。在大批少数民族走出封闭的同时，民族地区丰饶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也引来了大批外来“淘金者”和创业者。新疆从1984年开始，内地经商人员逐年增加，来自江苏、浙江、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客商遍布天山南北；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汉族和回族的商人和施工队伍也从80年代开始大量进入西藏。此外，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相当数量的内地投资和外资也进入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各种工矿企业、服务业、旅游业的兴起，各类外地外族人员在这里或久居，或逗留。为了促进民族地区的尽快发展和干部队伍素质提高，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安排，民族地区和内地发达地区的干部易地挂职锻炼、内地省市向民族地区进行对口支援等也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各民族的相互封闭状态已难以保持。于是，在开放了的社会面前，原本封闭的人们开始比较强烈地感受到我族与他族的不同，有了比较鲜明的我族与他族的分别，原本模糊的民族认同开始清晰或者强烈了。走出家门的少数民族群众常聚族而居、聚族为业，处于散居状态的少数民族往往在各地建立起了增进联系和感情的同乡会、联谊会或类似团体。对自己族称的确认是民族认同的基本标志。随着民族认同不断增强，各族人民不但普遍明确了自己的族属，一些民族也开始关注自己的族称。80年代后期，“毛难族”改称为“毛南族”，“崩龙族”改称为“德昂族”。进入90年代以后，又有一些学者对本民族的族称提出更改要求。如“水族”作为族称易与水生动物混淆，一些水族学者要求将其改为“水家族”。在各民族因认同而内聚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常与此相伴的对外排拒性也不时出现在民族交往中。民族认同增强也带来了族际纠纷增多。此外，少数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普遍表现出兴趣，一些有损少数民族形象的艺术作品和宣传材料常遭到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对。
王希恩（1998）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大大加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状况决定在各族人民认同自己基本民族的同时，共同认同于中华民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增强了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大大增强了各族人民共有的中华民族意识。王希恩（1995）在甘肃作过一次有关民族问题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通常由他们中的先进部分或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表现出来的。甘肃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省份，在全国少数民族分布区域中，其所属民族的文化素质居中等水平，因此，甘肃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状况有较大代表性。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基于各民族人民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共同创造，基于相互之间具有的不可分割的一体性联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同，有两方面的原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增强了各族人民的一体性联系。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在促使一些民族自我认同发生和增强的同时，大大加强了各民族人民的相互联系。无论是民族地区的人们向沿海和内地流动，还是其他地区的人们向民族地区的进入，无论是国家和发达地区向民族地区的投资、产业转移、对口支援，还是不同地区之间的互惠合作和交流，客观上都大大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融。这种交融既是文化上的，又是心理认同上的。
（2）市场经济要求的广泛国际交流和带来的综合国力提高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它不但深入到国内各地区，也向整个国际社会敞开大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生着如此广泛的接触和碰撞。和国内各民族对本民族认同感的发生和增强一样，中国各族人民因与国外交往增多而更为清晰地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发生认同。如果说，曾几何时，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时表现出的常是带有自卑感的消极民族意识，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正在明显地向积极方面转化。积极的民族意识要以国家和民族本身的兴盛为基础，而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又必然带来积极民族意识的增进。当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意识的增强正是这种情形的必然反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中华民族意识增强的同时，国内层次的民族意识也在某些方面或某些地方显现出消褪趋势。例如，基诺族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获得很大发展的典型，但由于各民族共性文化增多，有人预测，表现基诺族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将在二三十年内全部消失，并发现“改革开放不久基诺族中就出现了族籍迷失现象，民族认同危机已相当严重”。在基诺族成员当中，甚至出现了“基诺族不久就没有了”的慨叹。基诺族的情况有一定代表性。在社会交往中不难发现，一些民族成员确实更关心自身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并不在意自己和他人的族属和其他民族问题。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这种情况也确实反映出随着民族之间共性增多，民族的界限终将被冲破，民族意识将最终消失。但就我国民族过程的整体状况来说，目前还远不是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走向完全消失的时期，相反，我国正处于各民族不断追求发展繁荣，民族意识处于高涨时期。民族界限消失和民族消亡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民族共同体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成熟之前，这个过程必然和民族本身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同步而行。这看似矛盾，却符合民族过程的规律，是历史辩证法的展现（王希恩，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