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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其中，量化的跨文化比较成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者通常按照心理学的要求，携带各种精心设计的测量工具到不同民族中进行调查，然后根据不同民族的调查结果进行跨文化比较。定量研究法具有以下特征：
（1）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将心理现象看作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观存在，认为心理研究必须采用客观方法。心理现象有客观规律，具有可重复性，研究者只要遵循一定的方法规范，就可以将研究结果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为了追求研究结果的精确性和可证实性，定量研究往往把研究对象分解成多个细小因素，找出其中规律性的因果联系。
（2）定量研究是在有目的地控制某些无关变量条件下，设计人为的实验情景，系统地操纵自变量，以便发现变量之间关系的方法。能否成功地控制无关变量是定量研究的关键。定量研究属于演绎逻辑，一般先有假设，假设是整个研究的核心与主线。它不仅规定了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也决定了资料构成和分析框架。最后，通过数理统计验证理论假设。
（3）定量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一种主客关系，研究者需要同被研究者保持距离，以避免主观价值涉入，把研究对象作为客体进行价值中立的说明和控制。
（4）定量研究具有强烈的证实倾向，研究目的是为了评估或验证预想模型、假设或理论。
（5）定量研究收集具有数量关系的资料，收集过程有严谨的结构性，即收集的项目、观测的变量以及变量间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分析框架都是通过事先设计并已确定的。
由于民族心理学研究内容的特殊性，在研究方法上不可能完全照搬心理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研究更多的以文化变量来考察心理现象，以群体心理为单位开展研究。因此，其研究方法必须具有现象直观性、整体性、普遍联系性和发展性等特点。下面介绍三种具体的、被广泛应用的定量研究法。
测验法是通过标准化的测验工具测量被试心理差异的方法。通过观察人的有代表性行为，对贯穿在人的全部行为活动中的心理特点作出推论和数量化分析。测验主要借助量表进行。心理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一系列测验，为科学研究民族心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心理测验种类繁多，根据不同标准，可以作出不同分类。如根据测验对象，可以分为儿童测验、成人测验、老年测验等；根据测验内容，可以分为感觉测验、记忆测验、态度测验、气质测验、性格测验、能力测验等；根据测验方式，可以分为个别测验和团体测验；根据测验材料，可以分为文字测验和非文字测验。经过心理学家持续不断的努力，各种心理测验量表都已十分成熟，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作为心理测验的工具。常见量表有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韦克斯勒智力测验量表、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卡特尔16种个性因素测验、主题统觉测验、罗夏克墨迹测验等。这些量表经过我国心理学家修订或试用，已经形成了中国的常模。
在所有心理测量中，根据测验方法可以分为自陈测验和投射测验。自陈测验是让被试按照自己的意见，评价自己的人格特质，它的理论基础是人格特质论。自陈测验通常由一系列问题组成，一个问题陈述一种行为，要求被试按照真实情况回答。智力测验、能力测验、成就测验、兴趣测验、人格测验、动机测验、情感测验本质上均属于自陈测验。投射测验是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为依据发展起来的，强调人的行为由无意识的内驱力驱动，这些内驱力平日里受到压抑，不为个体所觉察，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在心理测验中，人们往往难以通过对问题的回答直接了解和把握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也难以通过一群人对问题的回答了解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如果能够给被试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他们的无意识欲望就可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投射出来。因此，投射测验就是根据被试对测试刺激的反应，去分析、捕捉被试性格的特征，进而对其性格作出鉴定。投射测验在临床心理学中使用非常广泛。
在投射测验中，刺激材料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指导语也较短，被试的反应不受限制，允许自由发挥，使被试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自己的动机、情结，表露出自己的人格。这种测验可以同时测量多种人格特质，研究者对被试的反应作出整体性解释。投射测验的缺点是计分困难，也缺乏方便有效的信度和效度标准。在国外，民族心理学家在田野里工作中更愿意使用投射测验。许多民族心理学家认为，与自陈测验不同，投射测验在运用时不受受测者的文化水平限制，不受文化背景限制，因而更适合于民族心理学研究。
心理测量是民族心理学最常用的定量研究方法。有研究者统计近二十年来民族心理研究中测量法的使用情况（李霞，扈玉雪，孟维杰，2011）。从内容看，主要涵盖人格心理、认知心理和健康心理方向。人格心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力、特殊能力及性格。智力是构成个人特质的重要因素，所以把它归在人格心理方面。此类量表在民族心理研究中主要用来考察文化对智力以及其他能力（如问题解决、创造力等）的影响；认知心理主要运用语言、记忆和学习能力等量表进行测验，语言是突出方面。语言是文化积淀的产物，语言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就个人而言，语言获得也是跨文化研究的主题。健康心理是新的研究方向。此类研究主要运用压力和压力源量表考察心理治疗或压力管理的文化差异。从量表使用数量看，在所用测量工具中，使用频次最多的是自编量表和问卷，使用最多的单个量表是SCL-90人格量表。有的研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工具。例如，同时使用镶嵌图形测验和学生性格量表来考察不同民族学生的认知方式与性格特质的关系（王春雷，张锋，2001）。有研究使用三个量表，如同时使用SCL-90、防御方式问卷（DSQ）和社会支持量表比较维—汉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母代斌，郭伟，侯笑梅，2002）。又如，同时使用中学生应激源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调查少数民族初中学生的压力源（陈朝阳，陈树林，2001）。有研究最多同时使用四种量表，如同时使用自尊情感测试量表、独立意识测试量表、态度测试量表和自我接纳测试量表考察藏、回、汉族女大学生自我意识（马存芳，2002）。
图3-1 罗夏克墨迹测验的图片示例
（1）罗夏克墨迹测验及其在民族心理研究中的运用
罗夏克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 Blot Test）是由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克（H. Rorschach，1884—1922）1921年在临床上最早使用的。起初是用带有墨渍的图片测试病人，后来，从中选出10张图组成墨迹测验（图3-1）。每张图的墨迹形状不同，有5张是黑白的（1、 4、 5、 6、 7），各张的墨色深浅不一；另有2张是黑白的和鲜红的（2、 3）；其余3张是淡彩色的（8、9、10）。在每张图片中，墨迹都是形状对称的。
罗夏克在创立该测验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后继者们继续研究，各自发展了独特的罗夏克测验系统。这些不同系统除使用共同刺激物——10张瑞士标准墨迹图版，保留了罗夏克最初的基本记分方法外，在测验实施、记分、解释上都不同，使得不同研究者得出不同结论，造成测验使用的混乱。为了解决测验存在的问题，Exner（1968）成立罗夏克基金会（后改为罗夏克工作组），开始临床和实验研究，并在1974年创立综合系统（Comprehensive System，CS）。目前，研究者已经为罗夏克墨迹测验的反应设计了一套容易理解的计分系统，使得在不同施测者之间可以比较（Exner，1991，1993）。
通常，在施测时，以一定顺序呈现墨渍图，让被试自由联想，并要求回答问题。例如，“你看到了什么？”、“这可能是什么东西？”、“这使你想起了什么？”等等。允许被试转动图片，从不同角度去看。主试从以下方面记分：①反应部位：被试是对整体部位还是对大局部、小局部、细节或者空白部分反应。②决定因素：被试以墨迹图中什么内容作为反应依据。③反应内容及意义：被试知觉到的具体内容及代表的意义。④反应的独创性：被试回答内容是多数人常有的还是特殊的。测验属个别测验。施测时主试除了记录被试的言语反应，还要注意被试的情绪表现和伴随动作。在罗克夏测验中，被试反应都给予记号化，然后对记号的反应加以量的分析、序列分析和内容分析，最后给出解释。
目前，在民族心理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一些运用罗夏克墨迹测验的成功例子。例如，杜宝娅（C. Dubois）1938—1939年在印度尼西亚阿罗岛上对居民所做的研究。她首先进行了18个月的田野工作，然后开始收集整理当地土著的自传及一些原始资料，并对岛上37人进行罗夏克墨迹测验。然后，她将生活史资料送给心理学家卡丁纳（Abram Kardiner，1891—1981），同时将测验资料送给罗夏克墨迹测验专家Oberholzer分析，两人并不知道对方的结论。结果表明，两个人对阿罗人人格的分析有许多一致之处。这种一致性使人们确信他们已经正确体认出阿罗人人格的某些一般趋势。透过这种方法，研究者的偏误以及主观印象被降至最低。斯蒂尔分析缅甸僧侣的罗夏克墨迹测验记录，发现他们的一些病态特征：①一种高度的“防御性”；②进攻性的和口头上的欲望“病态地退化的”宣泄；③谨慎地避免“感情上的重负”；④一种“疑病症的自我关心”和“自我集中精力”；⑤潜在的同性恋；⑥对女仆形象或母亲形象的超常恐惧。斯蒂尔发现，关于缅甸僧人与缅甸俗人的罗夏克墨迹测验的记录是类似的。僧人同俗人的差别不是种类的，而是程度的。僧人比俗人有更多的同类问题。缅甸俗人感到压抑、沉思默想、具防御性、渴望女性、不信任其他人以及也许是潜在的同性恋。僧侣更加如此。在其他方面，僧侣更少如此：他们更缺乏阳刚气，更少自信，更少努力以及更少冲动（参见李静，2009）。
（2）主题统觉测验及其在民族心理研究中的运用
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是一种借助被试的想象活动来研究个体潜在人格结构和人格内容的投射性测评技术。由莫瑞（H.A. Murray，1893—）与摩根（C.D. Morgan）1935年编制。与罗夏克墨迹测验更多地关注稳定的人格结构不同，TAT更关注被测者“此时此地”的心理活动。这种测验与看图说故事很相似。全套测验由30张模棱两可的图片组成，另有一张空白图片，图片的内容多为人物，少数是风景画（如图3-2），但是，每张图片中至少有一个人物在内。每次给被试一张图片，要求被试根据图片自由地编一个故事。
图3-2 TAT测试图
故事内容必须包括：①画面上发生了什么事情？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境？③画面上的人正在想什么？④故事结局是什么？莫瑞认为，当被试面对模棱两可的图片编故事时，潜在的需要和动机会不自觉地被穿插在所编故事中，并借助于故事中的人物表现出来，即把自己的心理“投射”出来。因此，通过分析被试所编的故事，就可能对他的需要、动机和人格作出鉴定。
例如，当把图3-2呈现给一位21岁的男青年时，他讲了如下故事：
她正在收拾屋子以迎接某人的到来，她打开门，最后一遍扫视房间。也许她正在盼望儿子回家。她试图把所有的东西恢复到儿子出门时的模样。她的性格似乎十分专横，支配着儿子的生活，一旦儿子回来她不要继续控制他。这仅仅是她的控制的开始。她的儿子一定被她的专制态度所吓倒，将顺从地滑入她的井然有序的生活方式之中。他将按照母亲规定的单调的生活道路走下去。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她完全主宰着他的生活直至她死去。
虽然画面上只有一位妇女站在敞开的门口看着房间，但被试讲出的故事却暴露出他与母亲的关系。后来，事实证实了临床医生的解释，即故事的确反映了被试自己的问题（李静，2009）。
在民族心理研究领域，亨利最早对102个Hopi族（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儿童和104名Navajo人（北美州西南部印第安人，散居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及犹他州）。儿童TAT施测的是印第安书画家的12幅线图。根据TAT结果，亨利发现在Hopi人中，母亲是主要的权威。在Hopi社会中，强调对情绪的控制，个人欲望是被忽略的。在团体利益下，个性被抑制了，伴随而来的是，个人也因此有焦虑感。在Hopi人中，常见说法是：“我很想反抗，但是我知道不能。”这是一个以限制和非攻为先的社会，严谨的社会控制系统代表对两类状态的防卫：对心理统合及维持文化生存而感到的或真或幻的威胁，以及团体内部敌视状态的出现。
Hopi儿童利用下列方式来缓解或消除焦虑：恶意中伤，间接地表露兄弟间的嫉妒感，小的犯罪行为如偷窥及破坏行为、逃课或离家出走以及残酷地对待动物。一些跨文化研究表明，主题统觉测试反映出一定文化群体所具有的内在人格。例如，许琅光（1963）用主题统觉测验对中、印、美三国大学生进行测验。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利用景物所编造的故事都很短，对第一图片的主题大多只有一个，表示出中国大学生比较抑制、退缩、小心。中国与印度学生喜沉思、冥想而疏忽实际行动的倾向比较强。
主题统觉测验的一个变式是就某一事实编故事。例如，霍妮（Horner，1968）采用这种技术研究大学生的成就动机。结果发现，女性的成就动机异于男性，男性多希望成功，女性恐惧成功。张积家和陈俊（2002）将师范大学本科专业名称列入一张问卷，请文、理科各40名同学评定，选出大家公认的男生（或女生）最可能成功的专业，结果男生是激光，女生是现代文学。分别以“赵刚”和“刘玲”作为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将男、女主人公与男、女最可能成功的专业匹配成四种问卷：女性—文学、女性—激光、男性—文学、男性—激光。测验题目如下：
赵刚（刘玲）是激光专业（现代文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在期末考试中，他（她）的专业成绩高居全年级第一。请你按照个人想法，编一个故事，说明赵刚（刘玲）获得成功后的心理感受，以及以后可能产生的情形。假如赵刚（刘玲）结婚了，他（她）良好的专业水平对他（她）有何影响？
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成功恐惧有四种，分别与人际、家庭、学业和事业有关。虽然男生和女生由投射测验引发的成功恐惧无显著差异，但使用不同投射测验的被试的成功恐惧差异仍非常明显，其中，尤以女性—激光组为最。女性—激光组被试投射出更多的家庭、学业和事业恐惧。王洪礼、潘运和周玉林（2007）运用投射测验比较977名贵州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学生的成就动机与成功恐惧。结果表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中学生在成就动机上差异不显著，但重点中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在避免失败动机上得分显著高于重点中学汉族学生；男、女中学生均存在成功恐惧；少数民族城市中学生的成功恐惧显著高于汉族城市中学生；少数民族中学生的事业恐惧显著高于汉族中学生。成就动机与成功恐惧无显著相关。王洪礼、潘运和胡寒春（2007）使用类似投射测验研究12种447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功恐惧，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功恐惧主要与人际关系、家庭、学业和事业有关，性别未对成功恐惧产生显著影响，避免失败的动机与成功恐惧呈显著的负相关。
（3）绘图分析法及其在民族心理研究中的运用
绘图分析法一般包括两类测验：一是“画人测验”（Draw-A-Person Test，简称DAP），通常要求被试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人，随便他怎样画主试不加干涉和指导；然后再请被试画一个与前一性别不同的人像，以两个人像作为计分和解释依据；二为“屋—树—人测验”（House-Tree-Person，简称H-T-P）。要求被试随意绘制一座房屋、一棵树和一个人，被试还可以描述和解释所画图形及其背景。在民族心理研究领域，使用绘图测验所做的研究较有名的是杜宝娅和史密德瓦（T. Schmidl-Wachner）合作对阿罗岛人所做的研究。杜宝娅在阿罗岛上收集了33个男孩、22个女孩的图画送给史密德瓦，后者对此作了分析。史密德瓦认为，由于线条的乏力以及线条的整齐，可以看出他们有一种孤独感。他们看来是一些能力不错的孩子，但彼此隔离，之间关系极其贫乏，这可以从每一个图形和其他的互不相干看出。自由的缺少，表示他们在与别人接触时没能带进感情。他们缺乏一种创新精神。
一般说来，绘图分析有助于跨文化研究。因为图画在田野工作中很容易收集到，不需花费多少时间，又无需仪器与设备，只要有纸、笔就可以了。
由于各民族的文化背景不一致，现行测验中一些具体内容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仍有一定距离。因此，采用未经修订的测验进行测验势必将影响测验的信度和效度。例如，韦克斯勒智力量表中的“知识”一项，美国1955年版中有“美国国旗是什么颜色”、“说出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4位总统的名字”。这一类题目对美国人来说非常容易回答，但显然不适合用于测试我国各民族的知识水平，因而我国修订版对这类题目作了删除。但从我国修订版看，仍然有一些题目不适合少数民族所处的文化背景。例如，在我国修订版中，“一年有多少个月”一题，按公历当然有12个月，但按彝族太阳历则有10个月；或者“一年有几季”一题，正确答案当然是春、夏、秋、冬四季，但在云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干、湿两季；同样，“端午节是哪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但很多少数民族根本不知道这一汉族传统节日。因此，对少数民族进行心理测验的量表还需要再修订。
测验结果的解释更应十分注意。在没有其他材料作综合分析情况下，轻易对一个民族的心理作出结论十分有害。跨文化研究测量的对等性是一个多样本比较问题，将不同文化作为不同样本进行比较，应该注意样本之间有关参数是否相同。保证跨文化研究中测量对等性的解决方法是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因为有测量误差存在，研究者需要使用多个测验项目，此时，就会出现测验项目的质量问题，即效度检验。效度检验就要看一个项目是否与其所设计的因子有显著载荷，并与其不相干的因子无显著载荷。
实验法是指严格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人为地引起某种心理现象，从而对它进行研究的方法。正是由于实验法被引入心理学研究中，才使人们找到对心理现象进行客观研究的手段，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发展，使心理学在百余年内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以往所取得成就的总和。实验法能够方便地操纵自变量，有效地控制无关变量，精准地测量因变量，因而可以作因果关系推论。实验法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然而，将实验法运用于民族心理研究，一是缺乏传统，因为心理学创始人冯特认为实验法不适用于民族心理研究，二是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看，还是从研究现状看，实验研究至今并未成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主流。但欲提高民族心理的研究水平，必须大力采用实验法，这种看法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万明钢等人（2012）认为，民族心理研究可以同时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将民族学的深度访谈法与心理学的实验法结合起来，将被试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可以相互验证，从而得出准确结论，提高研究的推广效度。在国内，进入21世纪以后，张积家及其研究团队就大量采用实验法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认知以及语言对少数民族的颜色认知、亲属关系认知、空间认知和时间认知的影响，取得了显著成绩（和秀梅，张积家，2013）。
文化启动（culture priming）是一种适用于民族心理研究的实验法。文化启动是指如果一个情境中含有与文化内涵相关的因素，这种因素会作为一个刺激对个体的认知、情绪或是行为反应产生影响，使之发生方向或强度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的方向与跨文化研究中已经证实的相一致，这种现象就叫作文化的同化效应；如果这种改变与跨文化研究中已经证实的相反，这种现象就叫作文化的异化效应。
（1）文化启动的类型。文化启动的研究范式主要有文化符码启动和语言启动。
文化符码是指某种浓缩的文化标志，其指代、象征某文化所代表的精神、意志、内涵。文化符码启动范式是指通过文化符码（如自由女神等）的呈现，启动被试对某种文化的印象，然后要求被试通过书写、口头表达等方式深化对这一文化的理解。启动完成后，要求被试进行相应的任务，以考察文化启动对任务的影响。
语言启动是指通过直接呈现与文化有紧密联系的语言材料达到文化启动的效果。与文化符码启动比，语言启动的操作过程较为简单。语言启动通常采用两个语言版本的量表或任务，每种版本材料的语言表达方式需要与该语言相对应的文化表达习惯一致，并选取相匹配的双语者进行实验。例如，Ross（2002）为了考察文化对自我认识的影响，选取中—加双语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语言启动范式，将分别符合中文和英文语言习惯的、对自我描述的句子作为启动材料，达到了较好的语言启动效应。
在国内，张积家、王娟、肖二平和和秀梅（2013）采用语言启动范式考察文化与情境对亲属词概念结构的影响，被试是汉族人与摩梭人。他们要求被试在理解亲属词的准确含义后，根据不同情境的指导语，按照自己的标准对亲属词分类，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在分类前，主试宣读指导语，被试根据指导语的描述进行想象，再根据想象的情境对亲属词分类。情境包括满月酒、结婚和吊唁。指导语采用与摩梭人和汉族人习俗相符的描述性语言。这种分类前的动作就属于文化启动。结果发现，被试在不同文化启动条件下对亲属词分类不同，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维度也不同。他们发现：（1）在不同情境下，摩梭人和汉族人对亲属词分类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两个民族都看重“亲属的亲密程度”和“辈分”，但摩梭人还区分“照顾者/被照顾者”，汉族人还考虑“性别”和“亲属关系的性质”。（2）摩梭人对亲属词分类体现了母系文化特征，重视舅舅和外甥在亲属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族人对亲属词分类体现了汉文化特征，重视媳妇和孙辈在亲属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3）亲属概念具有核心特征与情境依赖特征。文化和情境通过概念特征的激活和分类标准的采择影响对亲属词分类。王娟、张积家、刘鸣和印丛（2011）采用反应时技术与眼动技术考察启动语言对熟练汉—英双语者场景知觉的影响。他们先在屏幕中央首先呈现红色“＋”注视点500ms，随即在注视点位置上呈现短语1000ms，短语消失后，呈现图片，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判断先呈现的短语与后呈现的图片在意义上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按下F键，如不一致，就按下J键。相同图片在实验中出现2次，但与之配对的语言不同。结果表明：（1）语言通过自身的特性和句式的特点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启动语言不同，结果不同，表明语言类型对场景知觉产生影响；（2）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3）与文化对场景知觉的影响比，语言的作用更为直接。王娟和张积家（2014）采用眼动技术考察启动语言对场景一致性判断的影响，要求汉—英双语者判断启动短语与图片场景的一致性。研究发现，启动语言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1）无论是英语短语启动，还是汉语短语启动，前景物体均能够更多更早地获得关注，这与英语短语和汉语短语的所指相同有关。（2）语言特性影响被试的眼动轨迹：在英语短语启动下，背景信息后置引导被试对背景进行额外的、快速的关注；在汉语短语启动下，被试的注视由前景区转至背景区的时间较晚且注视比例较小。（3）任务加工深度影响汉英双语者的场景知觉。
（2）文化启动的机制。文化启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主要有两种理论：
① 动态文化建构理论（dynamic constructivist theory）：该理论由Hong等人（2000）提出。他们认为通过暴露和参与文化实践，人们发展了一种对文化的认知表征。这一表征由一系列分散的文化知识构成，但存在一个与不同知识项目连接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被激活后，与之相连的知识系统也被激活。因此，文化线索会引起与其相关的文化表征的自发激活（杨文博，2011）。
② 文化适应假说（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文化线索的连续呈现创造了一种文化情境。在文化情境中，个体表现将受到与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影响。如果个体与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较强，个体就会按照文化群体的思考或行为方式进行反应；如果个体与这一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较弱，个体将不根据文化群体的思考与行为模式进行反应。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基于定性的定量研究方法，为开放式材料提供一种量化途径。一般通过对开放式材料进行编码、确定分析单元，计算分析单元出现的频数等步骤，把非定量信息转化为定量数据，使研究达到最大程度的系统性和客观性，能够增强研究的精确性和可信度。
以张积家等人对颜色词概念结构的系列研究为例，将11个基本颜色词按照随机顺序排列并打印在A4纸上，要求被试按照自己的标准对颜色词分类。自由分类的结果是一种开放式材料，通过对其编码，并采用多维标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和分层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分析，剖析出对颜色概念分类的标准，揭示出颜色词的概念结构。多维标度法是一种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它利用客体的相似性数据，将相似性数据转换成距离数据，建立与客体集合对应的心理空间。衡量指标是压力值（Stress）和RSQ值。压力值表示观察距离与模型距离的一致性，是衡量空间结构与输入数据的拟合优度指标。压力值越小，拟合效果越好。一般来说，大于0.2，不好；0.1～0.2，较好；0.05～0.10，好；0.025～0.05，非常好；0.00～0.025，完全适配。RSQ是距离变异中可以由模型距离解释的百分比，越接近1越好（陈正昌，程炳林，陈新丰，2005；靖新巧，赵守盈，2008）。用多维标度法将研究数据转换成距离矩阵后，得到语义空间图和各个颜色词在不同维度上的坐标值，再根据坐标值作分层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分析树形图（Pollio，et al.，2005；揭水平，2009）。例如，王娟、张积家和林娜（2010）得到的纳日人（摩梭人）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如图3-3所示，聚类分析树形图如图3-4所示。
图3-3 130名纳日人11种基本颜色词
图3-4 130名纳日人11种基本颜色词
进入21世纪以后，张积家及其研究团队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不同民族的空间词、亲属词、称呼语的概念结构进行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证明内容分析法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卓有成效的方法。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定量研究方法（如计算机模拟法）和技术（眼动技术、ERP技术和脑功能成像技术）也被运用于民族心理研究。
总之，定量研究的长处恰是定性研究的短处，定性研究的优势恰是定量研究的不足，两种研究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因此，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进行整合可以达成两种研究范式的优势互补，实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探索与验证、动态与静态、归纳与演绎、特殊与一般等多方面的结合，使民族心理研究质量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