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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学研究是跨文化研究。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根据内容、对象以及任务选择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目前，民族心理研究广泛使用的方法有很多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征：
（1）定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受解释学、现象学和符号互动论影响。虽然这些流派观点各异，但与实证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定性研究将心理现象看作主体涉入的生活世界，绝对不同于物理世界。主体对客体认识是主体在与客体的互动关系中对客体的重新建构，两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定性研究强调对心理现象的理解、阐释和发现，强调把社会现象放在自然状态中进行整体考察，原原本本地呈现事物的本来面貌。
（2）定性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中进行，研究者即为研究工具。研究者深入现场，在自然情境中探索心理发生和发展时的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因素对心理的影响。定性研究通常不预设理论假设，而是采用归纳方式，自下而上地收集、分析资料和建立理论，并采用描述方法呈现研究发现。定性研究更多地采用开放式访谈、参与观察、实物分析、历史研究、行动研究等方法。
（3）定性研究提倡主位研究，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互动中相互理解，要求研究者最大限度地缩小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人际距离。研究者注重对自身角色的不断反思，通过对当事人进行深度访谈或观察，聆听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力图深入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中去研究他们的所思所想，并把他们的所思所想展示出来。
（4）定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者的亲身体验，对研究对象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性的理解或领会。
（5）定性研究收集描述性的资料，收集过程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收集资料的方式和分析资料的框架都可以根据研究进程的需要调整。
民族心理既包括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大群体所具有的典型心理特征，也包括该民族成员个体身上所体现的心理特征。对于复杂和多元化的人类社会与心理现象，定量研究常常无法深入探讨。定性研究能够对微观的、深层的、特殊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与分析，能够了解复杂的深层的心理生活经验，对心理事件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同时，定性研究适合于对陌生的、异文化的、不熟悉的心理现象进行探索性研究，为以后建立明确的理论假设打下基础。
在民族心理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定性研究法多源自于民族学。这是因为相对于民族心理学，民族学是更成熟的学科，并且两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民族心理学研究，不仅可以为民族心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议题，还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提供更加丰富、生态化的解释。
田野调查法（feildwork），又称为“田野作业”、“现场调查”、“实地调查”。具体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住居体验等方式与被研究者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了解，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过程。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要走进“他者的世界”，在实际的异文化体验中，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与文化。
田野调查法起源于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流传着一个信仰：你必须将自己融入不熟悉的世界，才能更加了解自己的世界。因此，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强调“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者要长期居住在当地，和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共同经历事件的过程。最好能够运用当地的语言和研究对象交流，在情感上取得对方认同，才能获得真实信息，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然而，早期人类学家并不情愿进行实地调查。因此，后人将早期人类学者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田野调查”被戏称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第一位开展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19世纪末，他在爱斯基摩腹地的巴福兰完成人类学史上的第一次田野调查。这次调查意义非常重大，使得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发展至今，田野调查已经不只是一种方法，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范正勇，2007）。
田野调查法被社会学、民族学以及民族心理学引入各自的研究领域，并在各个研究领域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田野研究是马林诺斯基在大洋洲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的，他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马林诺斯基，2002）。“马林诺斯基革命”就是指他对田野调查法的创新，是田野工作发展中的一次变革和飞跃，奠定了现代田野工作的基石。
每一个民族心理学学者在具体田野调查实践中所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结合国内外的调查法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基本方法：
（1）参与观察法。观察法是指研究者在自然情景下，直接观察被试的行为并予以记录，以便提供可用作分析的素材。民族心理学研究在使用观察法时要求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进入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经典的民族学观察法要求观察者在调查地居住一年以上，学会使用当地人的语言，参与当地人的生活，观察当地人一年内各季节的活动。
参与观察者可分为四种类型：（1）局外的观察，这是比较客观、分离度最高、卷入度最低的方法；（2）观察者的参与，这样的参与不太多，但又能保持客观立场；（3）参与者的观察，多少已经参与进去，但还能观察，研究者让被观察者知晓自己的身份并征得同意后进行调查，可以使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4）完全的参与者，即观察者秘密地进行观察，被研究者不知其目的。这种观察可能涉及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也会限制观察者，以致不能获得较深入的资料。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应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不容易把握的问题：关系过分亲密可能影响观察者的客观性；关系疏远往往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资料。每一观察者的参与方式与时间长短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有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饮酒，以获取更多的材料；有的观察者与被观察群体生活在一起，一起劳动，共同进行日常活动。
参与观察不是无目的的观察，为了取得好的效果，应遵守以下原则：选择特定的观察内容，一次只选择一项或两项；明确规定所要观察内容的界限和标准；随时作详细的记录，如有条件应利用必要的设备和器材，如录像机或录音笔等。采用时间取样方式，每一次用较短时间，对同一类行为作多次观察。
参与观察也有不足。如调查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可能会给当地人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2）深度访谈法。民族心理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还需要进行深度访谈，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长久的、深层次的访问谈话，通过聊天形式获取所需资料。深度访谈可分为结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结构式访谈以问卷方式进行，研究者事先设计好问卷，然后根据问卷向访谈对象提问。非结构访谈不限定访谈问题，研究者与访谈对象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当研究者对某一心理现象的意义进行深入了解时，需要对不同对象反复询问同一问题，让当地人解释他们的行为。另外，选好信息提供者即访谈对象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提高田野调查质量的关键。
（3）调查法。调查法是根据某一特定要求，向被研究者了解某种心理活动的发生及其条件，从而了解这种心理活动。民族学常用的调查法有回访式调查和追踪式调查。回访式调查是指研究者重新回到以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调查。例如，费孝通及其学生多次对自己当年调查的江村进行回访调查。通过回访的前后对比，可以对知识失误进行订正，加强研究的真实性。追踪调查体现出对某个点调查的连续性，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变迁中文化再造和知识再造的内容，是对文化的跨时空的观察和诠释。追踪调查不仅能够观察到研究问题随着时间变化所发生的变迁，而且能够弥补前人调查的缺陷。
瞿明安（2009）将田野调查的具体步骤总结为：
（1）准备阶段。在田野调查前，需要明确调查目的，拟定调查计划和调查提纲。调查提纲可以使收集材料更为全面、系统，避免遗漏重要问题。例如，马林诺夫斯基撰写的《文化表格》就是一个全面的民族调查表格，列举了文化的各种功能，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法律和秩序、巫术和宗教、艺术、民间知识。前人拟定的问题表格并不完全适合于每项调查，调查者需要结合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拟定调查提纲。另外，选择某一民族地区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田野点也非常重要。准备阶段还需要准备照相机、录音笔、摄像机等器材。确定田野点后，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人口等一般情况，为开展田野调查作好充分准备。
（2）实地调查阶段。在正式调查时，需要根据调查提纲，用计划中的调查方法采集资料。
（3）整理分析阶段。应该在每天调查以后，做田野日记，并对所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及时发现尚未调查的内容，及时补充。在调查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应该离开田野点以拉开感情距离，便于客观的思考，进行资料整理。
（4）撰写调查报告阶段。调查报告不仅是调查资料的整理，还应该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为了使田野材料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必须把田野材料置于广阔的视野中。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人类学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但是，田野调查也存在某些不足：
（1）参与观察的局限性。参与观察是对无文字民族进行调查的最佳方式，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了解当地发生的事件，使获取资料更具有真实性。参与观察的局限性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观察者的中立性。马林诺斯基主张，参与观察应该在所调查地区居住至少一年时间，还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完全投入当地人民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去，才能收集足够的研究资料。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02—1973）提出“中立性是参与观察的本质”，正是这一点才将人类学家与传教士和殖民地行政官员区别开来。中立性观点要求人类学者不要干预，更不要牵涉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②田野调查研究视角的单一性。田野调查通常是一个研究者从事的研究，一个人并非不能从事创造性的、有意义的研究，但研究往往需要从多方位研究角度与他人协作完成。③参与式观察法的工作效率不高，结论的正确性难以证明。参与观察者需要不断地向当地人提问，这可能引起当地人反感，难以证明观察者的结论是否正确。
（2）调查者的主观意识影响调查效度。在田野调查中，需要观察者以文化体验的方式，以一种新的视角去体会当地人的文化和心理。在文化体验过程中，调查者遵从主位法原则。主位法并非简单地要求调查者把自己当成是当地人，而是需要调查者和当地人结合，尊重理解当地的文化和观念，不应该带着文化优越感去对待当地文化。为了达到客观调查的目的，研究者既要贴近研究对象，又不能和对象过于接近，要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3）文化相对论的极端走向。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种文化之间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应该放在它所属的价值体系中进行。在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使得民族中心主义受到猛烈冲击，兴起了多元文化浪潮。文化相对论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放弃批评而赞成或接受某一特殊人群的所思所为，而是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这就要求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必须立足于当地实际，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识、地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文献研究法是指通过文献资料的探讨和分析，运用相关理论对研究主题或研究对象得出认识和结论的一种方法或途径。民族学和民族心理学的文献研究与文献学意义上狭义的文献研究不同，文献学意义上的文献研究以特定的某部或某类文献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源流和发展脉络，辨析其学术价值与运用范畴。民族学和民族心理学的文献研究法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完成上述文献学研究过程的资料，即从文献学角度其定位已经较为明晰的文献资料。文献是研究前期准备工作的内容，是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因此，文献研究应该得到足够重视。
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常用的文献类型有：
（1）古籍文献。主要指我国1911年之前写成的各类正史、笔记、小说、公文、诗文集等。这些古代典籍包含了古人的见解，从中可以了解古人的认知范围和认知模式，这些是无法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
（2）地方志。编撰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修志者是“当时人述当时事”，因而对志书中所描述内容往往亲历亲见，可信度高。由于志书编撰体例要求，举凡山川地理、建制沿革、人物事迹、民间传说、宗家、教育和风土人情均可以在志书中找到相关记载。
（3）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所有文献类型中，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最重要的一类。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研究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已有研究的总体趋势和已达水平，把握前人研究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存在怎样的困难，从而确定研究的突破口，避免无价值的重复研究。
（4）民间文书。民间文书是指尚未正式整理出版的民间契约、宗谱和家谱、各种碑刻、民间艺人的手稿、经书、民间故事或传说的流传抄本等。这些文书是当地社会历史、宗族源流、经济状况、宗教文化的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材料。
（5）音像制品。例如，由民族学专业工作者参与创作拍摄的影片，由专业电影人拍摄的民族题材的影视剧，以及由地方文化工作者组织拍摄的、反映当地文化的影视资料。
（6）民族文字资料。文献研究还包含民族文字写成的资料。目前，较为常见的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有藏文文献、西夏文文献、古彝文文献、东巴文文献、白文文献、傣文文献、契丹文文献、满文文献等。
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并不矛盾，二者都是民族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研究主题一旦确定，文献搜集工作最先开始，查阅相关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准备环节。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者获取必要理论知识，为研究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并帮助研究者定位田野调查。在进入田野点后的深入考察阶段，根据田野调查反映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细化文献分析的类型，补充有针对性的信息。田野调查可以获取无法从文献中得到的信息，验证来源于文献的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工作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田野调查无法进行时，研究者无法亲自莅临田野点勘察和访谈，也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获得相关资讯，只有通过对既有文献的考辨与分析，以扎实精到的专业理论素养为基础来开展研究。
20世纪以来，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逐渐成为带头学科。民族学和民族心理学的发展都受到语言学分析法的深刻影响。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1887—1949）指出：“语言学是人文学科中与文化人类学关系最密切的。”马学良和戴庆厦（1980）认为，可以从语言特点分析中观察民族特点，通过语言材料比较来揭示民族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还可以通过对语言现象的来源考证说明民族学和民族心理学的某些问题。
民族学在产生阶段就与语言学结下不解之缘。语言学是民族学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之一。这是因为：（1）民族分类必须依据语言学的谱系方法，才能发现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民族学和民族心理学研究需要借助于语言学分析法对民族分类。例如，1949年以后，面对中国分布广泛、关系复杂的多民族现象，民族学家运用民族与语言理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经过30多年努力，最终确定了55个少数民族。（2）民族学家必须具有语言学训练才能顺利开展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对民族语言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工具。（3）对民族语言分析是研究亲属制度的重要工具。在进化论民族学研究中，摩尔根将语言学方法引入亲属制度研究，开创了通过语言研究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先河。他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和《古代社会》（1847/1997）都是在对亲属称谓语言分析基础上撰写的。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和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adcliffe-Brown，1881—1955）都十分重视语言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和表现作用。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语言论》（1997）中专门阐述了语言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语词分析法包括语义分析法和语境分析法。
（1）语义分析法
语义分析法是指通过词义来分析其中包含的民族历史文化及民族认知结构的变迁。它是在古典语言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典语言学坚信，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最好载体。例如，通过对词汇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个地区或民族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特征。以亲属称谓为例，在早期称谓制中，亲属内同一性别、辈分者共有同一称谓语；而在发展的称谓制中，不管血缘、姻缘亲疏，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门称谓。因而，通过对某民族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可以推测其婚姻制度的历史发展。对纳西族的称谓词的语义分析发现：“母亲”在纳西语中的语义包括生母和生母的直系、旁系姐妹；“儿子”和“女儿”在纳西语中的语义包括了自己的儿女和兄弟的儿女。这说明，在古代，纳西族存在过“亚血缘婚”。
沃尔夫将语义分析法推向到高峰。他通过语义分析发现，美洲的印第安语（Hopi）只用1个词“masaytaka”统称除鸟以外的一切能飞的东西，却用近20个词来表示各种各样的雪。英语则相反，表示能飞的东西的词语多不胜数，却仅用“snow”1个词来表示各种各样的雪。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有紧密的关系（Carroll，1956）。
（2）语境分析法
语境分析法是对语义分析法的补充和完善。语境分析法的逻辑假设是研究者可以掌握一个民族语词的基本含义，并通过对基本含义的分析而深入了解民族文化。但在实地调查时，如果研究者按照所掌握的基本含义去理解当地人的对话，肯定要犯错误。因为语词的意义不是直接包含在语词内部，语义必须在上下文中才可以得到理解。这里的“上下文”不仅包括当时对话的口头语言，还包括面部表情、姿势、身体活动。语词语义的理解必须结合所处的文化背景。只有将一个词语放入所属文化中，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其意。
英国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J.J. Wittgenstein，1889—1951）是语境分析法的创始人。他提出独具特色的意义理论。他认为，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将语言比作游戏，非常别致且十分贴切。他认为，游戏是一种活动。它的种种要素根据一定规则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不同组合，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魅力。语言也如此。语言的功能不在于指称和表述实在事物，而是一种在使用中逐渐形成的自主系统，它的基本要素——语词、规则和使用活动——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的整体。以纸牌游戏为例，任何一张纸牌（如红桃A），其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在不同游戏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语词也一样。例如，社会上存在许多生活“小圈子”，不同的圈子都有自己的“行话”，圈外人听不懂。因此，日常语言使用很难用正确和错误来评价。规范语言的词典不过是日常语言的比较稳定的记录而已。所以，语词就像是一张张不同的纸牌，可以在不同游戏中按照不同规则来使用，它们的意义就存在于不同的使用之中（维特根斯坦，2001）。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L. Austin，1911—1960）也认为，话语的重心不在于传递信息，而在于行动。人在说话时，实施了三种行为：（1）表达性言语行为，指特定词语和结构传递的言语的基本、字面的意思；（2）施为性言语行为，即用词或句子完成某一功能；（3）成事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产生的结果或效应（Austin，1975）。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R. Searle，1932—）更是系统地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说话即行事，意义等于某种行为。任何语句都有言外之力。言外之力即讲话者的交际意图。这些言外行为可以分为两类：（1）指令类：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如命令、警告、威胁、建议、要求、邀请等；（2）表达类：说话人表露对现存事物状态的感情和态度，如感谢、祝贺、嘲笑、讽刺、厌恶、喜爱等（何莲珍，1996）。
语言学分析法虽然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有无法替代的地位，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这是由于在运用语言学分析法时，民族学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者将语言看作文化的符号，是满足人们交际需要的工具以及人们记录历史的工具，忽视了语言的能动性。这可能导致研究忽视民族发展过程中的语言因素的必然性及其未来发展。
传统的定性研究重视对现象的描述和“移情”式理解，让当事人说话，从当事人的角度展现其生活世界。由于定性研究的方法没有一定范式，只能对资料进行简单描述，研究者往往只能凭借主观判断用总结归纳的方式得出结论，不能对资料进行深入挖掘而获取有内在价值的信息。同时，定性研究对理论的建构并不热衷，其理论建构的方法也显得不足。事实上，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理论都可以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依据，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与作用。针对定性研究中理论建构的弱化，近年来，在定性研究中兴起了一种新方法——扎根理论（ground theory）。它由社会学家格拉泽（B. Glaser，1930—）和施特劳斯（A.L. Strauss，1916—1996）在1967年提出，是一种对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并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凯西·卡麦兹，2009）。
由于扎根理论尚处于发展阶段，不同学者对扎根理论的方法论存在不同表述。目前，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三个版本：
（1）格拉泽和施特劳斯1967年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中指出：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理论中演绎可验证的假设，是扎根理论的方法（卡麦兹，2005）。20年后，施特劳斯将扎根理论定义为：扎根理论是一种建立理论的方法，在自然环境下利用开放性访谈、文献分析、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广泛系统地收集资料，使资料达到饱和状态，然后对资料进行分类、编码，经过开放式编码与关联式编码形成命题链，再对命题链进行核心编码，发现影响中心命题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条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理论命题，然后再回到资料或类似情景中接受检验，进一步修正与发展该理论。
（2）施特劳斯与科宾（Corbin）的程序化版本。施特劳斯和科宾（1990）将扎根理论解释为一种用归纳方式对现象加以分析整理，最后得出结论的方法。使用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者不是先有一个需要验证的理论，而是先有一个待研究的领域，然后通过系统化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进而萌生出概念和理论。资料的收集、分析与理论的发展彼此相关、彼此影响。
（3）卡麦兹（Charmz）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卡麦兹认为，数据和分析都是社会建构的反映理论成果所承载的内容。研究过程是流动的、互动的和开发的。研究问题影响数据搜集的最初的方法论选择，研究者是所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和所研究内容不可分割。扎根理论的分析形成概念内容和研究方向，生成的分析可能导致采用多种数据搜集方法，并在多个场所进行探究。通过比较分析进行连续的抽象构成分析的核心，分析方向来自研究者与比较和生成性分析的互动，以及研究者对它们的解释，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规定（白蓉，2014）。
根据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方法论的共同点，在理解扎根理论时，可以把握如下要义：
（1）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
（2）扎根理论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是采取开放式访谈、文献分析、参与式观察等；
（3）扎根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建构理论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演绎推断；
（4）扎根理论是一种螺旋式的由现场到理论，再由理论到现场的循环往复过程；
（5）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支持，但其主要特点不在于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
（1）搜集丰富的数据。一般来说，在最初的资料收集中，要尽可能地占有详细的资料，对所观察到的任何细节都要予以关注。访谈是最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资料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口头资料，如访谈录音等，也可以是文字资料，如田野调查材料、临床个案记录、历史材料、组织报告、自传、服务日志等。在扎根理论中，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过程并不截然分离，它们是一个相互缠绕、相互影响的过程。研究者在资料分析过程中的自我反思的备忘录、已存文献、参与者的反馈以及其他观点都可以构成资料的一部分。
（2）在扎根理论指导下编码。编码是搜集数据和形成理论之间的关键环节。主要有两个阶段：①初始阶段：包括为每个词、每句话或段落命名，并通过解析早期数据来寻找能够指引后续数据搜集的分析性观念；②聚焦和选择阶段：使用最重要的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代码对大部分数据分类、综合、整合和组织。
（3）撰写备忘录。撰写备忘录是数据搜集和论文写作之间的关键步骤。它鼓励研究者从研究过程早期就开始分析数据和代码，在不断撰写备忘录过程中，某些代码会凸显出来，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备忘录给研究者一个空间，让你能够进行数据与数据、数据与代码、数据的代码与其他代码、代码与类属以及类属和概念之间比较，并说明与这些比较有关的猜想。
（4）理论抽样、理论饱和与分类。理论抽样是指寻找更多的相关数据来发展生成的理论，主要目的是加工和完善构成生成理论的类属，通过抽样来发展类属的属性，直到没有新属性出现。当搜集的新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的新属性时，就发生了理论饱和。理论饱和是扎根理论方法追求的最终目标。分类为研究者提供一种产生和完善理论联结的方法。研究者可以通过分类对理论的类属进行整合，从而实现在抽象水平上对类属进行比较。
（5）在扎根理论研究中重构理论。由于扎根理论的主要宗旨是构建理论，因此它特别强调研究者对理论保持高度的敏感。不论在设计阶段，还是材料收集和分析阶段，研究者都应该对当下生成的理论、前人的理论以及资料中呈现的理论保持敏感，注意捕捉新的建构理论的线索。在理论化过程中，研究者既要抓住基础，又要进行抽象，还要深入到经验之中。理论化的内容要切入研究核心，避免施加固有印象或不假思索的回答，而是要保持理论的开放性，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
扎根理论方法在民族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Hendry等人（2007）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威尔士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青少年文化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者通过作文竞赛、一系列焦点组访谈与个别访谈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一级编码、聚焦编码。研究者在编码数据中发现不同的、内在相关的认同的类属，包括从微观体系、地方到国家，以及从主流文化到国际化。青少年的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限制，更加倾向于全球化的视角。
Borrayo、 Jenkins和Frugal（2003）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对美国墨西哥裔女性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适应与健康信念的关系进行研究。对5位在文化适应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水平存在差异的被调查者进行焦点访谈。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整理后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适应程度较低的墨西哥裔女性更加倾向于传统的墨西哥人关于预防乳腺癌的健康信念。社会经济状况、文化适应与预防行为之间不存在相互关联。
Murty和Dinakaran（2003）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对移民美国后出生的成年子女的文化适应经历和认同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对8名少数民族与8名非少数民族的参与者进行访谈。访谈主要讨论了他们的经历，内容涉及：他们是如何认同的；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认同又如何改变；他们的约会经历，以及与文化认同相关的其他方面的经历；等等。研究者从收集到的数据中抽取出类属关键词。两组参与者均描述了对第三种文化的认同，这是第二代移民文化认同特有的现象（白蓉，2014）。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也积累了大量的定性研究法，兹列举如下：
人的内在心理特征可以通过外貌表现出来。因此，观察不同族群的外貌，可以了解不同族群的心理。例如，孟子认为，品德是内在的心理品质，一旦形成，在外貌上会有所表现。他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脾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告子上》）意思是君子的本性是仁义礼智深植心中，表现于外则神色润泽和顺，流露于面，充溢于背，遍及人的四肢，四肢动作不必言说就能使人了解。他认为：“存乎人者，其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共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离娄上》）也就是说，观察人没有比观察眼睛更好的地方了。他说，眼睛不能掩盖人内心的丑恶。人心胸正直，眼睛就明亮；心胸不正，眼睛就昏花。听其谈吐，观其眼神，人的内心又怎么隐藏得了？梁启超亦指出：“人常欲语胸中之秘密……胸中之秘密，决不长隐伏于胸中，不显于口，则显于容貌。……盖人有四肢五官，皆所以显人心中之秘密，即肢官者，人心之间谍也，告白也，招牌也。述怀何必三寸之舌？写情何必七寸之管？乃至眼之一闪，颜之一动，手之一触，体之一运，无一非导隐念述幽怀之绝大文章也。”
通过观察评定人们的言行来了解其心理特点。例如，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孟子说：“故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因此，观察人在得志与不得志时的表现就可以鉴定人的品德。他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滕文公下》）吕布韦在《吕氏春秋·论人》中提出“八观六验”的识人方法。“八观”为：“通则观其所礼，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贵则观其所进，贱则观其所不为。”即显贵时看其所行的宾礼，是否趾高气扬，蛮横无礼；富裕时看其所养的门人宾客，看他交什么样的人；听他们所言后看他做不做，如何做；业余时间看他追求崇尚什么；当他身处领导周围，有一定发言权时，看他是出好主意还是坏主意；穷困时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财；任要职时看其推荐什么样的人；贫贱时看其是否不为非义之事。“六验”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即，使之得意看是否忘形，使之高兴看是否不变操守，使之发怒看其能否自我约束，使之恐惧看其是否意志坚定，使之失败看其是否自制，使其处于艰苦环境，看其是否有大志。诸葛亮提出“识人七法”。他说：“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辨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实，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约定之意）之以事而观其信。”
列举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人们的优点和缺点，最能看出不同国家或民族个性的优劣。例如，日本人类文化学家高桥敷的《丑陋的日本人》（1970）和中国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1984）引起轰动，他们采用的就是优缺点列举法。例如，柏杨说：“脏、乱、吵，窝里斗！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死不认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喜欢装腔作势，记仇，缺乏包容性，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这些论断虽然不免偏颇，却可以有振聋发聩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