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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也被称为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omparative studies）并不是一种具体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研究原则或研究范式（paradigm）。科学哲学家库恩（T.S. Kuhn，1922—1996）认为，科学的变革乃是科学范式的转变，科学知识的发展总是在特定学科内展开。他将特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体所依赖的共有和共享的学科规范称之为“范式”。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东西。范式包含四个层面：符号概括、形而上学、价值和研究范例。把范式理论引入民族心理研究，民族心理研究的跨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范式转变。在跨文化研究范式转变中，研究者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可以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实现民族心理研究向跨文化方向的转变。
跨文化比较研究最先起源于人类学。1928年，米德在萨摩亚群岛上进行青少年男女青春期心理特征的研究，在新几内亚进行3个原始部落的两性心理特征的比较。1935年，本尼迪克特开展了文化模式研究，并同萨丕尔一起提出最早的文化构型论，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类型与特征。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她说：“文化行为同样也是趋于整合的。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所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诸如谋生、择偶、战斗和神氏崇拜，都依据文化内部发展起来的无意识选择规范而被融合到了统一模式之中”。夸扣特尔人喜爱心醉神迷，追求个人荣誉、大胆、虚荣、傲慢，祖尼人追求安宁、恬静、适度、和谐，多布人则以阴险、嫉妒为美。这些不同文化模式，由不同的心理特点、集体无意识决定。各种文化特质通过整合成为协调一致的模式。她认为，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文化或一种文化的各个文化特质丛（内容）相互联系整合成为协调一致的系统（整体）的结构状态。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在大量研究基础上，米德等人提出了文化相对论，认为不同文化对人们行为所起作用不同，因而塑造出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的不同行为特征。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研究方法的重要改变，而研究方法论的每次发展又总是使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更深一步。科学发展和体系形成是在新旧方法论的更迭和进化中实现的。文化相对论对心理学的哲学观和方法论都产生很大影响。文化相对论认为，人类的心理和行为除了受到生理本能及自然因素制约外，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制约。文化与心理或行为是相互建构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不能把文化看作为一种变量。西方实证—科学主义心理学是站在西方文化和地域立场上的心理学，没有关注和理解文化现象，不能真正地理解人的心理和行为。因此，文化与心理无法分开，不能将文化与心理从整个研究语境中分离出来，只能在文化与心理所处的实际情境的整体中去描述、解释它们。任何研究都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进行，使用跨文化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心理和行为，就可以对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比较检验，揭示文化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机制，验证研究结论的效度，更加全面地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
20世纪30至4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开拓了跨文化心理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文化心理学在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等方面都取得很大发展，研究涉及心理学的大部分领域，扩展了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理论框架。1971年，一个跨文化的心理测量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1972年，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IACCP）在中国香港成立；1973年，心理学年鉴第一次收录“心理学与文化”一章。这些事件标志着跨文化心理学正式创立（Kagitcibasi，2002）。跨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成熟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涵盖了对智力、成就动机、认知发展、儿童社会文化等心理过程的跨文化比较，发现上述心理过程在不同文化中的相同或相异之处并进行解释。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比较学科。民族心理学家不只研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他们关心不同民族的心理受哪些因素影响，文化在民族心理发展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人类学家怀特（L. White，1900—1975）认为：“只有用比较的眼光看生活方式，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最远范围，才能区分哪些东西来源于人类本性，哪些东西来源于特定的人类群体和特定的时间空间。”例如，“守恒”的概念是指物体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时，它的物质含量没有改变。皮亚杰（J. Piaget，1896—1980）以日内瓦儿童为对象发现，前运算阶段的儿童（2～7岁）还不能够掌握守恒原则，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7～11岁）能排除干扰，对推论事实作出反应。跨文化研究者认为，皮亚杰忽视了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思维发展方式存在差异。大量研究在不同文化中检验皮亚杰理论的普遍性。皮亚杰发现，日内瓦儿童在9～10岁可习得重量守恒。但研究发现，14岁的爱斯基摩儿童和非洲农村儿童也未全部掌握重量守恒。有些文化背景下的成年人在某些方面也不能作出具体运算反应。Jahoda（1983）认为，认知发展明显停顿反映皮亚杰研究内容的文化偏向，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数理逻辑或物理关系，理解这些知识需要依赖现代工业社会儿童学习的科学知识。
跨文化比较研究在民族心理研究中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Triandis（1983）将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总结为：（1）有助于在各民族中对现有心理学理论进行检验、修正和拓展；（2）有助于确定引起民族共同心理与行为的变量，更深入地探讨遗传、环境和社会生活条件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影响；（3）提供更为广阔的自然实验基地，扩充和增加研究变量的范围，使之大大超过任一单一民族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有利于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偏见。
鉴于跨文化研究对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作用，跨文化研究方法已经在国内外民族心理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然而，跨文化研究的质量参差不齐。要有效地进行民族心理的跨文化研究，在研究开展前期和研究过程中需要坚持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下面，将介绍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由于对文化、民族和跨文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民族心理学家对跨文化研究范围的划分存在差异。跨文化研究强调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背景中个体或群体心理特征的比较研究。有些研究者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统称为跨文化研究。由此引出问题：不同民族比较是否一定是跨文化研究？“民族”和“文化”有何异同？能否笼统地将一切民族间比较研究都称之为跨文化研究？
民族和文化并不具有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除了个别的、远离文明社会的部落民族具有纯粹的、完全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外，各民族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交往、渗透、融合，存在两个或多个民族共享同一或相似文化的现象。例如，中华民族并不仅指汉族，而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也是由汉文化和众多亚文化构成的多元文化共同体。另外，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相对意义，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又可以由多个民族共同享有。例如，与藏文化和汉文化比，伊斯兰文化具有其独特含义。在我国，伊斯兰文化包含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撤拉族等多个民族，这种由多个民族共享同一种亚文化的现象称为“文化群”。
由于“文化”与“民族”在概念上的非对应关系，研究者在跨文化研究时就不能简单地按照民族差异来区分文化。如何才能将一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区别开来，从而将其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文化？Triandis（1988）认为，区别一种独立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明确这一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往机会和交往的可能性，包括三个衡量指标：（1）语言，某一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使用的语言，另一个群体中的人是否能理解；（2）时间，两个群体是否生活于同一历史时期；（3）地域，两个群体是否生活于世界上的同一地区。如果在三个方面中某一方面不同，就可以认为两个群体可能分属于两种不同文化。Triandis的“不能把民族异同作为区别文化的标准”的观点已经被民族心理学家普遍认可。除了语言、时间和地域外，习俗也可以作为区别文化的重要因素。一种文化中独特的、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这些习俗规定着该文化背景中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方式，隐含着该文化的价值取向、态度体系（万明钢，童长江，1989）。
国内民族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往往选取两个或多个民族进行比较，没有区分民族和文化，想当然地认为不同民族就有不同文化。然而，如果选取的两个民族的文化是相同或相近，或者两个民族同属于一种文化，再使用文化差异来解释研究发现就不适当。因此，在跨文化研究时，应该参照确定文化独立性的三个衡量指标对民族文化进行比较，选择具有显著文化差异的民族群体，再根据各自文化的特点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研究，才能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民族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着重探讨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异同及其因果关系。这就带来一个难题：如何看待民族心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不同文化中的群体的心理存在很多差别，但总体上看，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如果跨文化研究遵循这一观点，研究重心就会落在各种差异现象背后的共同性上。然而，究竟何为共同性？共同性是不是暗含了西方中心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共同性就是普遍性，核心源于西方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另一种表述。跨越不同文化的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是否存在？目前对这一问题还存在激烈争论。重要的是，民族心理的跨文化研究要关注的不是人类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而是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和地方性。
如何解决上述两种观点的矛盾？跨文化心理学提出四条原则：（1）人们从己文化视角来看其他文化；（2）一些心理学原理是普遍的，另一些则具有文化的特殊性；（3）一些核心文化层面有助于对跨文化现象的理解和研究；（4）尽管跨文化研究者发现了许多文化差异，但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共同性要多于差异性（Keith，2010）。那么，第三条原则提到的跨文化研究的核心层面在哪里？在跨文化研究中，一个共识是人类文化有表层和深层之分，前者是感官经验到的事物和现象，后者是深蕴在这些事物和现象后面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如果跨文化研究只触及到社会和文化的表层，显然远远不够，必须揭示其深层才能够完整地把握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及其因果关系。四条原则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第一条指出看待他文化不可避免的出发点，第二条指出心理学原理同时存在的两面性——共通性和特异性，第三条彰显跨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是文化的核心层，最后一条作为方法论的基点，指出跨文化研究对共同性的关注要甚于差异性。
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基本原则，上述四个原则有很大适用性。因此，在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时，跨文化研究不仅要注重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心理差异，更应通过跨文化比较，挖掘深层文化差异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确证广泛的跨文化价值或规律的共同性的存在。
跨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根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文化关系，跨文化研究可以分为主位（emic）研究和客位（etic）研究。
在主位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文化的方法、概念和行为解释，运用地方性标准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本土文化内的心理问题。主位研究的研究者由某种文化内部熟知该文化的人承担，他只从该文化内部研究个体行为，不对其他文化进行概括。使用的方法、概念、理论架构及判定行为的标准只针对一种文化，不具有文化普遍性。主位研究的目的是尽可能让土著人讲话，由于是“从内部看文化”的研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享有共同文化，作为研究者可以比较容易、透彻地理解当事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和情感的表达方式，较之于“局外人”，他们更容易在与当地人对话中进入被研究者的情感领域、对被研究者的本土化概念和语言及其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主位研究能够揭示出更多的异族调查者难以发现和领悟的文化现象及其内涵。主位研究的缺点是：如果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过多地享有共同的东西，会在不知不觉中弱化他们之间的距离感，那些明显地表达或带有象征性的思想、价值和规范有可能被流逝掉，致使研究者对己文化中人们常有的行为习惯、语言、习俗等熟视无睹，对被研究者流露出来的本来具有的隐含意义失去敏感性，容易按照“想当然”的模式去处理和对待。
客位研究的研究者需要站在外部客观立场上对两种或尽可能多的文化进行研究。在文化上比较不同民族或文化群体的各种行为，比较的标准是绝对或普遍的，并对各种文化行为进行概括分析，以发现某种普遍性的存在。客位研究的优点是：由于是“从外部看文化”的研究，决定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分属于不同文化群体，二者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及倾向性。研究者在研究中可以与研究对象在心理和空间上保持一定距离，如此研究者往往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整体结构，更容易看到整体和其他相关现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异文化。客位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客位研究的内部特性决定研究者很难根据被研究者的理解和解释进行意义建构，双方互不相同的理解往往会产生意义歧义，更重要的是，难以在互有分歧的意义中寻找出更具真实的意义来。
客位研究承继了科学主义的研究立场，从主客二分和决定论观点出发，强调价值中立。承袭主流心理学基本原则的跨文化心理学通常采用这一研究方略。主位研究实际上认为文化心理和行为与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和历史语境有密切关系，对它的研究应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心理学研究尤其是客位研究的基本框架，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真实性、有效性。鉴于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的优缺点以及跨文化研究的需要，整合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是民族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当然，把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有机结合并非易事，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取向和研究课题的性质要求来选择研究立场。因此，在研究中，研究者需要不时地反省自己，抛弃成见，注意倾听每一位访谈对象的心声，体验访谈对象的情感，注意从当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价值理念去理解和看待所听到的和看到的。Berry等人（2002）提出了整合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的方法，简括为下列步骤：（1）研究者首先研究自身文化中的特异性信息；（2）转向异质文化时先使用外加的共同性研究方法，进而发现异族文化中的特异性信息；（3）选出两种文化中属于特异性信息的项目进行比较；（4）由此得出异质文化中内隐的共同性信息并加以描述。
跨文化研究面临的另一问题是等值问题。当对两种以上的文化比较时，必须做到文化等值。所谓文化等值，是指从不同文化中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及处理方法具有文化的等值性。马尔塞拉提出四种等值类型：
（1）功能等值。功能等值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问题作出的行为反映相同的心理功能，反之，功能不等值。行为表现与心理功能的一对多或多对一而非一对一的关系决定了功能等值的不确定性。比如，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用巫术方法消除病人的紧张治疗心理疾病，功能上与心理医生等值；又比如，宗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表现出文化在功能上的非对等性。功能等值的确定是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是不可忽视的前提。
（2）概念等值。概念等值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概念具有共同的理解，反之，就是概念不对等性。比如，“学习困难儿童”一词，某些国家将其定义为弱智儿童，有些国家将其定义为智力正常但学业不良的儿童，这就是概念的不对等性。
（3）语言等值。又称翻译等值。主要包括实验期间采用的调查表、访问、测验和训练中作比较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形式。语言等值要求语言翻译的准确性，即用某一种语言表达的概念能够用另一种语言准确、恰当地表现出来。一些跨文化心理学家提出，使用“反译”法可以做到语言等值，即在得到某一种语言的译本后，再把译本反译成原来语言，以确保前后两种语言等值。
（4）测验等值。测验等值是指从不同文化获得的有关心理特征测验数据资料展现出一种可比较的模式。由于不能确定在不同文化下的测量在单位上是否一致，不能够将测得分数直接比较。在对目标变量进行跨文化比较前，需要考察这个变量的“测量对等性”。一些物理测量，例如长度和重量，可以比较容易建立测量对等性。但行为测量对等性的建立较为复杂。例如，来自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在同一个智力测验中得到了不同分数。如果不能确定两个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对两个儿童智力水平的比较就没有意义。研究者认为，测验必须满足三个要求，测验结果才能够用于比较：①测验在功能上等值，测验内容应该适合于各文化背景下的被试，被试样本要求要相同；②测验分数等值，在不同文化中，测验分数是在同样水平上测量同样事物；③某些测验由可以用作独立测量的项目组成，应对这些项目作出可行性分析，当每一项目满足分数等值要求时，就能够建立起项目等值。
检验项目等值的常用方法有三：①方差分析（ANOVA）。方差分析是将文化和量表总分作为自变量，条目上的分值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如果文化和总分的交互作用显著，即表示在不同文化之间条目分值与总分的关系模式不一致，代表这个条目存在着偏差。②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运用项目反应理论检验文化偏差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参数比较方式和模型比较方式。参数比较是分别计算各个文化下的参数（如区分度和难度），如果条目的区分度或难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则表示这个条目存在文化偏差；模型比较方法是检验设定参数为跨文化相等的模型与设定参数存在跨文化差异的模型之间在数据拟合上有否差异。③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将不同文化看作不同样本，比较样本之间有关参数是否相同。例如，分析不同文化样本之间观测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矩阵是否全等。如果全等，就表明这个测量具有完全的跨文化一致性。方差分析和项目反应理论从探查测量条目是否存在文化偏差角度来探讨测量对等性，验证性因素分析是从总体上探查测量在不同文化间对等性及对等性水平（梁觉，周帆，2010）。
跨文化研究通常需要将文化作为自变量，考察文化对因变量的影响，并用文化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异来分析文化效应（梁觉，周帆，2008）。由于对文化这一自变量无法通过随机分组来进行操纵，排除可能的混淆变量影响，跨文化研究常常只能被设计为准实验研究，其内在效度低于严格的实验研究，难以有力地证明文化与观测效应之间的因果关系。
（1）跨文化研究中常见的因果关系推论偏差。在跨文化研究统计推论效度上常犯的错误是对显著性检验的忽视。一些研究仅从“观察”得出结论。例如，一些研究只观察到某个变量在两个文化群体中的平均值之间有差异，未作进一步的统计检验；还有一些研究观察到回归系数在一个文化样本中显著，在另一个文化样本中不显著，就认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在两个文化间存在显著差异，未进行回归系数差异显著性的检验。
影响跨文化研究推论效度的常见问题还包括样本选择性以及被试对研究使用的测量或操纵的反应方式存在文化差异。样本选择性是指所选取样本之间除文化差异外，还存在其他差异，使得这个差异和文化差异对结果的影响产生混淆。例如Leung等人（1998）发现，中国香港家长的威权教养方式与孩子学业成绩正相关，澳洲和美国的结果相反。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香港家长的教育程度低于澳洲和美国，在澳洲和美国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群体中，也发现威权教养方式与孩子学业成绩的正相关。因此，中国香港家长和澳洲、美国家长的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差异不是由文化差异导致，而是由教育程度差异导致。除样本选择性外，被试反应方式的文化差异也可能影响研究推论的效度。例如，Hui和Triandis（1989）发现，拉丁裔美国人在回答问卷时倾向于一种两极化的反应方式。因此，有关拉丁裔美国人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差异可能是由于反应方式不同导致，而不是由于研究者假设的文化差异导致。
价值不对等也可能导致跨文化研究推论效度上的偏差。例如，概念定义不对等和概念操作定义不对等。首先，概念在文化之间的定义可能存在差异。例如，Sternberg（2004）发现，不同文化对智力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在非洲一些文化中，服从被看作是智力高的表现（Serpell，1993）。即使概念定义在不同文化中接近，其操作定义也可能存在很大偏差。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将“粗鲁”的操作定义设计为打断别人谈话的频率，打断别人谈话的频率越高，“粗鲁”的程度越高。但在巴西文化中，插话是普遍的、可以接受的会谈方式。因此，针对中国文化的“粗鲁”的操作定义显然在巴西文化中不适用。最后，测量项目不对等、对研究材料和情境熟悉度不同、对研究情境的反应性差异以及实验者期望等，都可能削弱跨文化研究的推论效度。
（2）跨文化研究中的汇聚方法及应用策略
Leung和van de Vijver（2008）提出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结果对所论证关系的说服力的方法，即“汇聚”多方面证据的汇聚方法，有四种类型：
① 多重情景的汇聚（contextual consilience）。收集多个不同文化情景或文化群体的数据。例如，根据研究假设的某个文化维度，按照强弱顺序，抽取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文化样本进行研究。如果研究结果也呈现出这样次序，该研究的结论就要高于仅抽取两个文化样本的结论的确信程度。
② 多重方法汇聚（methodological consilience）。使用多种方法，如调查、实验、纵向研究等，来验证某个研究假设，考察这些不同方法是否得到相同结论。近年来，实验人类学（experimental anthropology）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这种方法可以操纵一些变量来加强或减弱文化效应，从而推证因果关系。例如，使用“文化启动”（culture priming）范式，向被试呈现代表不同文化的刺激物，如国旗、文化名人等（Hong，et al.，2000）。研究者可以在个体水平上“操纵”文化，观察反应与操纵文化之间关系，推论文化与反应的因果关系。另外，引入所关注的文化维度变量作为协变量也是有效控制额外变量、提高推论效度的方法。如果控制这个变量后，文化效应不再显著，表明这个变量可能是文化效应的原因。
③ 多种预测汇聚（predictive consilience）。从该因果关系理论中推导出一些预期假设，如果这些假设都得到验证，就大大增强了对这个因果关系的确信程度。
④ 排他的汇聚（exclusive consilience）。除研究者论证的因果假设外，研究者提供证据排除其他多种替代性假设可以解释观测到的结果的可能性（梁觉，周帆，2010）。
进化论对人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其影响力波及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也为跨文化民族心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文化进化领域，学者们从生物进化角度来理解文化发展，将文化定义为“影响个体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传授模仿或其他形式的社会传递从他者获得的”（Mesoudi，2007）。
进化论将文化区分为唤起的文化和传播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对唤起的文化关注更多，即那些因环境条件不同而产生的群体差异，侧重指代群体固有的文化特点。传播的文化是文化进化论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文化类型。传播的文化是指各种表征和观念，它们起初至少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然后才通过观察和相互作用传递到其他人的心智中。传播的文化已成为文化进化研究者关注的核心内容。
在文化进化论影响下，民族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重视探讨文化的传播或传递机制。这类研究假设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源于其所面对环境的不同，或者群体内文化传递机制不同，并期望通过不同文化比较得出这种差异的真正原因。此种类型的跨文化研究既可以研究唤起文化的差异，又可以研究文化传递的机制。例如，通过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比较可以揭示出人类是如何进化出不同的文化或亚文化的。Bettinger和Eerkens（1999）比较北美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地区的人在抛射技术上的表现，发现内华达人中个体间的抛射技术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相似，加利福尼亚人群中的抛射技术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在抛射技术上的差异是由于文化传递机制不同。内华达地区的人广泛地选择那些最成功的个体作为学习对象，导致群体成员使用相似的行为策略；加利福尼亚人群多采用向导式策略，即个体随机选择一个他人作为模仿对象，通过“尝试—错误”改进学到的行为策略，由于个体能力和经验的异质性，导致成员之间策略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