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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是指“关于研究过程的哲学，其中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贝利，1986）。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综合，就形成了该学科的方法论。
对一门学科而言，方法论极为重要。一门学科的方法论不仅能够反映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而且决定了该学科的理论探索方向以及所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正如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1936）所言：“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始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科学史学家萨顿（G. Sarton，1884—1956）也认为：“在科学领域，方法至为重要。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无形的和有形的——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某些问题。每种工具和方法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每一学科要解决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化和综合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和合作研究变得越来越普遍。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研究者开展了学科方法论的研究，他们致力于更新的学科方法论，使之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化。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研究者也在不断地探讨和更新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由于研究对象、任务和内容制约，民族心理学研究具有特殊性。在讨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之前，首先要把握学科的研究特点，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方法论，找到正确而有效的研究方法。
民族心理是在特定民族集团影响下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他们内在的心理规律和心理特点，也是全民族成员在共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所产生的共同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张世富，1996）。民族特有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离开了一定的民族文化作为基础，就没有民族心理学。因而，民族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最主要、标志性的属性。
民族心理学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的烙印。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和思想意识。每一民族的成员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族群体的交往活动、民族的社会化过程，受到来自本民族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体心理的形成和保持离不开民族群体的影响，个体心理也影响着由个体汇集而成的民族心理。民族心理的共性也就体现于个体心理之中。梁启超指出，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通过个体的有意识模仿和无意识熏染实现的。创造者在创造之后，会熏感别人，而被熏感的人会将别人的创造吸入他的“识”之中，成为其心能之一部分。社会心理是“前此全国全社会既死之人，以不死者贻诸子孙也”。不仅人的有形肢体的特性可以遗传，就是无形之性也可以通过长期的心理积淀传给后人。如果离开民族群体、民族环境、民族文化去研究个体心理，就会与普通心理学相混淆。因此，民族心理研究必然从民族本身出发，探讨在民族文化作用下的心理现象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群体的发展历程。
有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是以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研究民族团体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揭示具体民族团体与民族个体相互影响的机制和特点的学科（孙玉兰，徐玉良，1990）。民族心理研究涉及人的心理的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涉及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如果只研究群体，只研究民族习俗及其文化背景而不研究个体心理，不研究心理机制，不研究反应过程，就不可能揭示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机制，就会与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相混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价值与生命力。因此，民族心理研究必须从民族心理及其变化出发，以探究民族群体心理现象及其规律为目的，从而更加深刻地研究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内隐的发展变化规律。
文化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文化特点，即具有使该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独特的文化。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并不仅仅由内部过程或机制决定，而是受文化制约。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和行为存在共同性和特殊性。因此，跨文化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属性。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和行为，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究影响民族心理发展变迁的原因。
民族心理研究的本质是针对民族心理所具有的文化特质的研究。民族心理研究不仅注重对单一民族心理的研究，更加注重对不同民族心理的横向比较。通过分析比较不同民族心理行为的普遍性和差异性，揭示文化在民族心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发现不同民族文化折射的心理模式如何塑造该民族的人格和行为模式，是民族心理研究的目的。
科学的知识观认为，方法论在层次上由高到低可以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民族心理学的方法论体系同样具有三个层次。
哲学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方法论体系，是研究者进行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认识方法。对各门学科而言，唯物辩证法是最基本的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哲学方法论形成一系列一般原则。研究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在方法论指导下，遵守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才能有效地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民族心理研究的一般原则主要有：
（1）实践性原则。民族心理研究必须以实践观点为指导，并在实践活动中考察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族心理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也要回到实践中加以检验，以确定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坚持实践性原则还必须考虑到民族心理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有很多问题与民族心理有关。因此，民族心理研究可以为各种民族问题提出有效的措施，既有助于民族的繁荣发展，也有助于民族心理学的丰富和完善。
（2）客观性原则。民族心理现象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能动的反映。遵循客观性原则，意味着民族心理研究必须按照民族心理现象的本来面目来研究，不能将本民族的心理体验附加到客观事实上，必须如实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心理现象，做结论时也要格外谨慎，不要随意推论。民族心理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心理现象的描述，必须透过民族心理现象揭示民族心理活动的规律。如果民族心理研究只停留在对心理现象的描述，不揭示其规律性，就不能够达到科学的水平。
（3）系统性原则。民族心理是由各种民族心理活动组成的系统，与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民族个体的机体状况、民族的反应活动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而开放的系统。研究者应运用系统方法，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来分析民族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确定具体民族心理现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4）发展性原则。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民族心理同样存在着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研究者必须把民族心理现象放在发展状态中加以考察：不仅要考虑一个民族当下的心理特点，还应研究该民族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心理特点，还要根据现有的心理特点推测未来的心理特点。这样才能够揭示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一般科学方法论是指某个知识领域采用的方法论原则的总和，是哲学方法论在特殊研究领域的表现，仅适用于特定学科的研究。学科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能够将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区别开来，更有针对性。民族心理学的方法论必须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融合民族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论，形成独特的方法论。该方法论不仅能明确地反映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心理学的联系和区别，而且从基础上决定民族心理学理论探索的方向及所能达到的理论深度。
不同学术领域具有共通性。因此，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学科里使用。心理学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民族学研究，利用科学方法的规律性与客观性来证实或分析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民族学研究方法同样可以为心理学研究借鉴。民族心理研究应该在民族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之间找到结合点，既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实验法和测量法，又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观察、访谈、文献研究以及民俗研究等方法，以深层次和内在因素为目的，研究各民族相同或相异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进而探求民族心理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除了要综合使用民族学和心理学的传统方法外，跨文化研究也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十分重要的一般方法论。每一民族都有特有的民族历史、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这就要求在运用各种方法和技术时，要把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通过比较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心理模式，揭示文化在民族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建构更深刻的民族心理理论。
具体科学方法论就是常说的研究方法。例如，心理学的实验法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无论使用什么方法来研究，都不能违背哲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要求和原则。即，在使用一个具体方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时，要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具体研究方法要遵循民族心理学的方法论，而民族心理学的方法论是通过具体研究方法体现出来的。
民族心理研究起步很早。在科学心理学建立之初，冯特就将心理学分为研究个体感知觉的个体心理学，以及研究群体社会风俗、神话、宗教信仰、艺术和语言等的民族心理学。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问世后，很多心理学家都对民族心理产生浓厚兴趣，并通过大量研究得到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但是，随着民族心理学发展，民族心理研究的方法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脱离科学主义心理学的方法论。随着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数次更新和变化，民族心理学的方法论也被动地作出相应改变，并未发展出独立而成熟的方法论体系。
我国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存在同样问题。虽然民族心理学研究在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都得到一定发展，但直到20世纪后期，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一直是各行其是。民族学中的民族心理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即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问卷法、谱系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民族心理研究在我国心理学界始终是一个相对弱势的领域。在心理学界，民族心理研究采用的方法与其他心理学领域相同，都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具有严格的研究程序：经过文献综述，形成研究假设；再根据研究假设对变量分类和操纵，选择被试；收集和整理数据和资料，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得出结论。在具体研究中，一般采用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等非实验法。由于心理学针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内容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归纳总结出某一民族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与合作，导致出现了许多重复研究。
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规范研究方法开展了一系列民族心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方法论秉承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取向，心理学研究者将心理学视为物理学、化学那样的自然科学。心理学研究者关注可以被经验证实的客观心理现象，要么从内部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要么用直接的环境刺激来解释行为。文化被看作是一个一般性情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排斥文化的方法论导致在具体研究中忽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价值涉入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工具、方法以及理论都来自被称作主流文化的民族，这就将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客体放在不平等的语境中。这种研究势必不能有效地揭示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的本质和规律。
20世纪后期，在哲学文化范式革命与后现代哲学共同推动下，心理学领域发生了文化变革。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开始反对一元文化的霸权，倡导研究的文化多元与文化公平。跨文化研究范式被引入心理学研究中，产生了新的心理学研究方向：跨文化心理学。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中，文化是关注的重点。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1）在不同文化中检验已有心理学知识和理论的普遍性；（2）探索并研究其他文化，发现并解释主流文化中不存在的心理现象；（3）整合前两个目标得到的结果，汇集成具有更广阔基础、在更广泛文化中都有普适性的心理学。作为以文化为本质特征的民族心理研究，更是将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作为核心方法论，形成民族心理的跨文化研究潮流，使研究得到新的发展契机。
我国的民族心理研究目前尚未形成科学和成熟的方法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以下问题：
（1）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互分离，研究方法单一。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民族心理研究中两种基本范式。质的研究是指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理解的活动。量的研究是采用实验、调查、测验、结构观察及已有的数量化资料，对心理现象进行客观研究，将所得结果作统计推断，使研究结果具有普适性的活动。长期以来，这两种研究范式相互对峙，互不借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民族心理研究水平的提高。我国民族心理研究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经验性的、理性思辨的质的研究方法。虽然定量研究方法开始被广泛应用，但所使用的方法较为单一，主要是心理测量法，很少使用实验法。这可能是由于缺乏将实验法运用于民族心理研究的传统，因为冯特就认为实验法不适用于民族心理学研究。从国外民族心理学的发展看，不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被借鉴到研究中来，其他定量心理学方法也被应用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并且形成了比较科学、成熟的方法体系。但是，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并未很好地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借鉴而来的田野调查法也未被广泛地使用（王昕亮，2004）。
（2）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缺陷。我国民族心理的定量研究大多使用已经成型的量表和问卷，大多数是国外量表修订后在中国的应用。有一些量表是将用于汉族人的量表和问卷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后直接施测，这样做隐含了一个问题，即在不同文化中使用同样测量工具测得的结果是否等值。因此，采用相同的问卷法与测验法相对而言容易实施，但缺乏科学的严密性。虽然有研究者创造性地自编量表和问卷，但未对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降低了研究水平。另外，由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及地域限制，使得民族心理研究取样困难。很多研究者以方便取样为主要原则选取研究对象，多以较易取样的大学生为对象。这就导致缺少对一般少数民族公众的研究，缩小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3）定量研究流于现象的描述。虽然定量的心理测量法在民族心理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多数研究只使用单一的量表，对某些民族的心理特征的状况进行描述性的考察和分析。有研究者统计分析了1988—2010年间中国民族心理研究使用的方法，发现民族心理研究最频繁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是描述统计，主要是对平均数、频数以及发生率进行一般性的描述统计和卡方检验（李霞，扈玉雪，孟维杰，2011）。即使有少数研究使用两个或以上的量表，但数据处理方式也仅限于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只能检验多个心理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还未形成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能够揭示民族心理规律和本质特征的方法体系。
（4）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被简单化。随着跨文化心理学兴起，跨文化比较法在民族心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跨文化研究方法被许多研究者简单化。一方面，由于跨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变量的特殊性，在具体研究方法选择上存在很大局限性，更多地采用问卷法与测验法，追踪研究和横断研究使用得少。另一方面，跨文化研究的额外变量控制得过于简单。多数研究没有充分考虑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额外变量，也未给额外变量以严格的控制，就导致研究结果受到额外变量和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不能完全地将文化效应独立出来，很难显现文化的主效应。例如，如果没有控制被试的文化同质性，就会使被试的心理行为存在许多不同之处。这样会导致实验处理与文化背景发生混淆，无法确定研究结果究竟是由实验处理引起，还是由文化差异造成。这样的研究只能对结果进行可能性分析，不能够检验一种理论假设的正确性。
民族心理学是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复杂多样，既包括对民族一般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研究，也包括对社会心理层面的心理现象的探讨；既有客观、可量化的一面，也有主观、难量化的一面。因此，任何单一的研究范式都难以揭示民族心理现象的本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多元化。在民族心理研究中，只有整合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才能从不同侧面更好地符合民族心理的实际。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一对风格各异又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表现在：质的研究能够对心理现象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动态分析，对心理事件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并且适合对不熟悉的、不同文化的心理现象进行探索性研究，以帮助建立明确的理论假设。但是，质的研究不适合对心理现象进行量化的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分析，不能进行概率推断和演绎，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性和可推广性，难以发现某一心理现象的趋势性、群体性的变化特点以及心理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量的研究适合于发现趋势性的心理特征，研究结果可以作概念推断和演绎，只要测量和数据处理符合科学统计的要求，推断就是正确的、具有代表性的、可以推广的。因此，能够对已有理论假设进行验证、修改和完善。但是，量的研究缺乏对总体中特殊个体的把握，难以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和心理状态，难以描述心理的动态过程及作用机制，无法揭示深层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结构（植凤英，张进辅，2007）。
基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中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分离的现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建立质与量整合的研究体系。心理学研究实践表明，质与量的研究整合可以丰富研究结果，提高研究质量。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和我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现状，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整合研究立场。整合研究立场对实现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有效整合起关键作用。整合研究立场是指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不时地反省自己的角色，调整好对研究对象的态度与立场（植凤英，张进辅，2007）。例如，在实地调查中，首先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逐渐融入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缩小与当地人的人际距离。在之后的访谈中，访谈对象才可能把研究者视为知心朋友，而不是将其视为窥探其心理秘密的外乡人。这样做有助于研究者对不熟悉的文化背景下心理过程进行探索性、定性的动态分析。在对少数民族心理事件进行大面积量化调查时，应该力图做到研究对象选取的随机化，问卷的指导语和调查内容的客观化和标准化，调查过程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使用语言或身体态势影响调查对象。
（2）整合研究设计。整合研究设计与整合研究立场对应，是指研究者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中混合使用两种不同方法，在不同层面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有三种选择：
① 顺序式设计。在一项研究中，先使用一种方法，再使用另一种方法。两种方法的使用顺序存在前后，两种方法在时序上可以往返循环使用。我国民族心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研究需要使用顺序式设计，先使用质的研究进行探索，提出理论假设，再利用量的研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例如，梁丽萍（2004）在对中国人宗教认同心理研究中，在对多名宗教徒的质性访谈的基础上，开发出所需的宗教认同问卷，然后将问卷投入到大规模的量化调查。
② 平行设计。在一项研究中同时使用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适用于大型的、研究对象人数较多的民族心理研究。平行设计的操作可以将课题研究成员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个小组。量化研究小组负责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行问卷编制、大规模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处理；质性研究小组负责选择少数民族个体进行个案访谈和行为观察，更加深入地揭示少数民族的心理特征。即使平行研究的结论出现差异，也可以将研究重点放在分歧上继续研究。
③ 交叉设计。在一项研究中，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交替进行。通常在研究开始时先采用一种方法，然后在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同时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在研究中，一般先用质的研究建立理论假设，然后采用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进一步扩展理论，形成新的研究假设，再采用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验证假设和修改假设。这种设计适合于针对一项课题的深入扩展研究。例如，对尚未有人研究的民族心理现象，可以先采用实地考察的质的研究范式收集资料，编制出相关问卷，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再采取质的研究范式继续对某一民族村寨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以期更加深入地揭示少数民族心理的现状及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在针对新发现的研究议题采用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调查。通过量与质的研究的交叉进行，可以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加深研究深度。交叉设计要求研究者能够同时熟练地使用量与质的研究方法。
（3）研究资料分析的整合。同时存在质与量的民族心理研究会同时收集到不同类型资料，在分析资料时需要使用不同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资料的分析整理有几种整合方式：
① 针对不同研究结果采取相应分析方式。分析定量研究的数据应按照数理统计规则；分析定性研究结果需要以建构理论为基础对资料进行归纳、分析。如果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存在差异，可以将质与量的研究产生的不同结果并列对照，促使研究者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分析，提出综合层次更高的第三种解释。
② 对质的研究结果采取定量分析方法。例如，对质的研究获得的数据进行定量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揭示定性分析难以发现的心理现象的规律。
③ 用质的研究资料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为了解释定量研究结果，可以对调查对象进行小范围的开放性访谈。访谈可能会发现造成某一心理现象的外部因素和内部机制。
综上所述，质与量的整合并不是两种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民族心理研究中渗透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根据民族心理研究主题的特点和性质，决定是否需要质与量的整合，以何种方式整合，而不要陷入为了整合而整合的“方法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