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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之一，近代著名的学者与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社会现象的早期人物之一。
梁启超认为，社会心理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用心理去解释政治与历史。在他的史学著作中，经常出现“心理”、“国民心理”、“群众心理”等概念。他的社会心理思想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要研究历史，必须探求时代的社会心理状况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历史轨迹的错综复杂是由于人类心理的变化多端。他提倡一种心理历史学研究法，认为民众意识在历史中的积极参与就是社会心理在历史中的鲜明表现。他说：“历史为人类心理所造成，而人心力之屐，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地也。”
梁启超还说：“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为第一义。”他主张研究伟大人物的心理，即“历史的人格者”。历史的主要趋势就是由首先出现的人格者慢慢向民众传播，形成群众的“人格者”。因此，抓住伟大人物的心理，就抓住了历史的全部本质。他还用心理去解释政治，认为“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均是国民心理积极的或消极的表现”。要“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这些思想反映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用心理学来解决中国政治或历史问题的厚望。
梁启超重视社会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他所讲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他认为，中国人具有旁观、自私、柔弱、保守等弱点，主要原因是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也。”封建统治者为保护一姓之私产，“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劲”，采用驯之之术、役之之术、餂之之术、监之之术，使人失其本性，就彼范围。因此，劣根性表现在国民身上，孕育者仍在政府。他认为，造成中国私德堕落的首要原因便是“专制政府之陶铸”。因为生活在专制制度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百全，必以卑屈”，“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使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二是社会文化。文化对人格的影响是通过个人的有意识模仿与无意识熏陶实现的。创造者在创造之后，会熏感别人，被熏感的人会将别人的创造吸入自己的“识”之中，成为他的“心能”的一部分。最后是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前此全国全社会既死之人，以不死者贻误子孙者”。它通过熏习实现其作用。
梁启超推崇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和孟子的“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的思想，十分重视生计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他说：“多数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誉，泛爱而好慈善，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学问，以养其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外，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毕，而忧夕餐，秋风未来，而泣无褐，虽有仁质，岂能自冻馁以念众生，虽有远虑，岂能舍现在而谋将来？……故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强半由于生计憔悴造成，生计之关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
梁启超重视地理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影响人格的地理环境因素有四。一曰温度。“夫酷热之时，使人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与天然力相抵太剧，而更无余力以及其他。”二曰物产。“热带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三曰海拔高度。高原人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忽聚忽散，缺乏凝聚力；平原之人，从事农业，生活稳定，易生凝聚力；山地之人，孤陋寡闻，易生保守心；濒海之人，活气较盛，富有进取心。四曰交通。亚洲东南西北各成一小天地，交通不便，缺乏竞争，故“易生保守之恶风，抱惟我独尊之妄见”。中国“环蛮族而交通难”，周围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一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如汤沃雪，纵横四顾，常觉上下天地惟我独尊之慨，始尔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他感慨说：“地理之关系于文明，更有大于人种矣！”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序中，他说：“气候山川之特性，影响居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环境对‘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梁启超十分重视学术思想与教育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在《论进步》中，他认为封建的思想专制“使全国的思想界消沉极矣”，给人格发展以极大摧残。因此，“必取数千年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方能耳目一新。在《论私德》中，他将“学术匡救之无力”视为养成国民恶德之源泉。在“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中，他将学术列为重要原因，指出东汉学术最盛，明代王学大兴，其民德也好于其他时代。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他将学术视为“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他指出学术思想与教育的影响要甚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数十年间变化不大，但学术与教育却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人的人格。
梁启超在人格研究中还采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为行为评定法。如在《新大陆游记》中，他比较中西人的走路方式与讲话方式：“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伏”；“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西人数人同行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如散鸭”。华人开会时，咳嗽声、喷嚏声、欠伸声、拭鼻涕声，“如连珠然，未尝断绝”，西人虽数千人集会，却极肃穆无哗。“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数群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闭，乙无儳言”；“中国则一堂之中，声浪希乱，京师名士，以抢讲为方家”。这样事情，“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二为优缺点列举法。这是梁启超在研究民族人格时常用的方法。他认为，列举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人的优缺点，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人格。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之独具之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中国人的特点在于“勤、俭、信”，“冒险耐苦”，诚实正直，不畏强暴等，缺点在于缺乏政治能力、组织能力，保守恋旧，冷漠旁观，缺乏公德，无国家思想，无市民资格，缺乏进取心与独立意识，缺乏独立精神与自由精神，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愚昧落后，浑浑噩噩等。梁启超对中国人的缺点与列举不无偏颇之处，但在当时对于唤醒民俗的觉醒与变革意识却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
现在看来，梁启超对人格与民族人格的研究仍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他开启了中国人国民性研究，对后来研究起到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值得充分肯定。在他之后，对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心理学研究开始兴起，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出现了。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攻读博士学位，写下名著《江村经济》。他的民族心理学思想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差序格局理论”与多元文化思想。
费孝通使用社会结构分析法解剖中国传统社会。在《乡土中国》中，他提出“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概念。差序格局旨在描述中国人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他用一个比喻说明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区别。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位，人与人之间关系像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成为团体状态。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这种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块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由近及远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波纹，波纹远近可以表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影响差序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五：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圈子大小与上述因素大小强弱成正比。血缘组织越大，圈子越大，其属性规则以伦理辈分为基础。地缘越接近越容易形成差序圈子。经济水平好坏与政治地位高低是影响圈子形成的最重要因素，它象征权力支配的大小。文化知识是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又普遍渴求的。圈子形成可能是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认为，中国人可以为了个人利益而去牺牲国家利益。“中国官僚效忠的对象不是国家，也绝不是领袖，他只效忠给他官做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少有或几乎没有割裂了血缘和家庭纽带而能真正实现独来独往的个人。在中国，夫贵妇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古就存在，且非常普遍。在这一意义上，“差序格局”起到了一种“资源配置”作用。
差序格局的出现有其伦理基础。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儒家强调“君子求诸己”，主张以“己”为中心，克己复礼，推已及人，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缺乏流动性，人们似乎是粘在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加上重视经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崇高重老的思想，因而服从礼的教化。
这一理论为贾彦德所发展。贾彦德（1999）提出汉语亲属词分层理论，一层关系亲属是近亲属，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这些亲属之间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二层关系亲属是经由某个一层关系亲属产生的亲属关系，如父母的兄弟姐妹、嫂子、姐夫、孙子、岳父等；三层关系亲属是经由某个两层关系亲属建立的亲属，如祖父母的兄弟姐妹，父母的兄弟姐妹的配偶，自己的表兄弟姐妹等。每一层内又分为配偶、生育、同胞、长幼4种关系。张积家等人2000年以来对亲属关系的实验研究表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与贾彦德的亲属关系分层理论具有合理性，亲属关系层数越小，亲属词的亲密度评定与亲属的典型性评定的分数就越高。
1990年12月，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演讲时，费孝通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16字箴言。
“各美其美”说明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族文化的内在要求。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民族文化起维系社会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理应得到成员的尊重与认同。中华民族的成员应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与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必须遵循世界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要去除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容忍多样，理解个性，各种不同文化的人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说明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繁荣。文化具有多样性，世界才能更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我国，与个体心理学发展比，民族心理学发展一波三折，但还是不断向前推进。
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在理论建树方面，陈大齐发表《民族心理学的意义》（1919），李子光发表《论民族的意识》（1924），梁乙真发表《从心理学现实论民族气节》（1924），童润之发表《论民族意识》（1928），蒋舜年发表《中华民族的心理建设》（1936），吴江霖发表《社会心理学上的文化观点》（1947）。一批采用传统民族心理学方法的研究也相继出现。张耀翔发表《文学家之想象》（1922），分析我国古代文学家生平著作中视觉或听觉字样的多少以测验其富于何种想象。张耀翔发表《癖》（1923），分析中国古代名人传记（如刘伶好酒、陶渊明好菊、王羲之好鹅等），认为癖是嗜好之变态。张耀翔发表《国人之迷信》（1923），搜集我国民间迷信685条，如“鹊鸣吉”、“鸦鸣凶”等，从中分析迷信的起源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心理状态。萧树堂发表《史籍迷信随笔》（1923），从《史记》、《汉书》以及魏、晋、唐、宋、明等史书中搜集迷信若干条，分为纤纬、占梦经和征异三类，考察中国古代人民的社会心理。程俊英发表《诗人之注意及兴趣》（1922），分析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150位诗人的2075首诗，将诗题分类，认为诗人的注意纯出于自发，其自发注意即兴趣。欧阳湘和程俊英发表《杂色》（1923），搜集到古今书籍中颜色字463种，分类为红、黄、绿、青、蓝、紫、白、黑。陶德怡发表《善恶字汇》（1924），从《康熙字典》中搜集善（如仁、礼）、恶（如奢、淫）字汇882字，分门别类地研究，以考察中国人的善恶心理和行为优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运用测验法的民族心理研究相继出现。童涧发表《中国民族的智力》（1929）；章益发表《两个民族间伦理观念的比较研究》（1933）；肖孝嵘发表《中国民族的心理基础》（1937）。总的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民族心理学主要研究汉族的心理特点，属于广义的民族心理学。1949年以后，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心理学家仍坚持这一方向，如：李亦园与杨国枢（1990）对中国人性格的研究；杨国枢（1993）提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包括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杨中芳在20世纪90年代初探讨中国人的自我、权威性格、集体主义与道德发展；黄国光发表《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2010）、《中国人的社会心理》（1984），提出“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式；何友辉从20世纪70年代起探讨了“面子”、“仁、义、忠、孝”、“缘分”、“怨”、“自我”等中国人重要且独特的心理与行为（何友辉，2007）；杨国枢（1988）对中国人的孝道、文崇一（1988）对中国人的“报恩与复仇”心理进行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民族学界与心理学界受苏联影响较大，且在“文革”前后一段时间内，心理学被取消。民族心理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民族心理学有了一定发展。在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上，逐渐摆脱苏联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民族心理研究取得进展，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受到了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2）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民族心理。（3）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兴起。对回族、蒙古族、傣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裕固族、水族、藏族、侗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如熊锡元（1986，1990）研究回族、傣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荣丽贞（1987）对蒙古族的祭祀风俗进行心理分析；苏世同（1991）和周兴茂（2000）论述苗族的主体心理结构和共同心理素质；石国义（1998）考察水族传统文化心理；银军（1992）讨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在个体民族心理素质研究基础上，沙莲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研究。（4）探讨影响民族心理的因素，如民族教育、民族传统文化、商品经济、民族关系、现代化等。
在心理学界，在改革开放后，民族心理学出现了繁荣，研究内容以少数民族心理为主，属于狭义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居多。如左梦兰与魏鋹（1988）对汉族、傣族、景颇族儿童的概念形成做了比较研究；郑雪（1988）对海南岛黎汉中小学生智能发展差异性及根源做了跨文化研究；顾海根、岑国桢和李伯黍（1987，1991）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对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苗族、土家族、彝族和藏族儿童的道德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张世富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克木人、基诺族、哈尼族和拉祜族青少年品格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比较研究；张增慧和林仲贤等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汉族、蒙古族、壮族、维吾尔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儿童的颜色命名进行了系列研究；傅金芝、韩忠太和杨新旗（1991），沙毓英和秦稚华（1995）探讨基诺族的性格特征，并与汉族比较；韩忠太和傅金芝（1992）出版《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沙毓英（1996）从语言进化论角度研究摩梭人语言和思维；郑雪与陈中永（1995）考察认知操作与认知方式与生态文化的关系；郑雪（1996）比较汉族、黎族、回族、蒙古族与鄂温克族成人的认知方式；万明钢等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民族认同、双语心理进行系列研究；杨东等人（2009）对汉族社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疏离感进行研究；胡兴旺与蔡笑岳等人（2003）开展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智力与文化适应的研究；许思安等人（2007）采用“大七”人格结构模型研究了汉族与纳西族的人格结构；尹可丽（2005）出版《傣族心理与行为研究》；张海钟等人（2010，2012）对中国区域文化心理与老乡心理进行系列研究；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研究藏—汉—英三语者的语码转换与语言联系模式；张积家与王娟（2016）考察摩梭初中生的人格特征与民族认同。
进入21世纪以后，采用实验法考察民族心理的研究逐年增多。张积家等人自21世纪初以来对汉族、纳西族、摩梭人、彝族、基诺族、白族、羌族、基诺族、傣族、傈僳族、普米族、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日本人的颜色认知、空间认知、亲属关系认知、语言认知进行系列研究，揭示民族语言对民族认知的影响，其主要成果汇集在《纳西族—摩梭人语言文化心理研究》（2016）与《颜色词与颜色认知研究》（2017）两部著作中，为运用实验法研究民族心理提供了成功范例；周爱宝（2015）考察了回族大学生自我参照中的阿訇参照效应；姜淞秀与李杰等人（2013，2015）研究了蒙古族双语者的语言表征与加工特点；尹可丽等人（2016，2017）考察了景颇族初中生的民族社会化觉察及其特征，并研究了民族社会化经历对藏族青少年积极心理健康的影响。近年来，由于文化心理学和文化认知神经科学兴起，人们开始运用脑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心理。如朱滢和韩世辉等人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自我的认知神经差异进行了研究，Siok，Perfetti，Jin和Tan（2004）对中国儿童阅读障碍的文化根源进行了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深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李尚凯（1991）发表《论民族心理之研究》；韩忠太和傅金兰（1992）论述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孙玉兰（1990）出版了《民族心理学》；时蓉华和刘毅（1993）出版了《中国民族心理学概论》；张世富（1996）出版了《民族心理学》；徐黎丽（2002）发表了《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植凤英和张进辅（1997）探讨了在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如何实现质与量的整合；李静（2004）发表了《民族认知结构研究的心理学取向》；张世富（2005）发表了《民族心理的研究任务、内容与方法》；李静（2009）出版了《民族心理学》；李静（2010）出版了《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张积家（2016）讨论了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十种关系；李静和温林煜（2016）从社会分类的视角分析了族群认同现象；姜永志与七十三（2016）探讨了中国民族心理研究本土化的方向与问题。
虽然在改革开放后民族心理学有了较快发展，但与枝繁叶茂的个体心理学研究比，民族心理学研究无论是从规模看还是从成果看都显得十分薄弱。蒋强、孙时进与李成彦（2014）对2003—2012年发表在国内主要心理学期刊和民族学期刊上关于民族心理研究的185篇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论文总体数量少，以心理学的9种期刊为例，十年来发文不到总量的1%；研究领域广泛，研究对象几乎包括了我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关注群体集中于大学生与中学生；研究方法以测量为主；研究思路以少数民族与汉族比较为主。存在问题是：研究方法单一，模仿国外研究和运用国外量表的研究居多，创新性研究较少；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与华南地区，稳定的研究群体正在形成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成立了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但无论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还是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民族学会，一直都未建立全国性的民族心理学研究组织，国内也缺乏民族心理研究机构。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未引起足够重视。
近年来，中国民族心理学有了快速发展。民族心理学有了专门的研究组织与研究机构：2014年11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心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2014年12月，中国心理学会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2015年6月，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7月，国家民委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学术期刊开始关注民族心理研究。2012年8月，《心理科学进展》发表张积家主持的“民族心理学专栏”；2015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报》设立由张积家主持的“民族心理学专栏”；2016年2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推出由张积家组织的“民族心理学专栏”。由民族学家与心理学家共同参与的一些学术研究会相继召开。几年间，民族心理学取得如此迅速发展，在学科史上并不多见。这表明，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高调进入政府、研究者和民众的视野。
民族心理学之所以在近年内有了快速发展，是因为它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恩格斯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首先，党中央提出“中国梦”的执政理念为民族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最伟大梦想，表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56个民族的共同愿景。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重要理念深入人心。民族心理学研究民族集团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内在心理特点和规律，涉及特定民族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民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在现阶段，我国民族心理学的任务就是了解民心、测查民愿、实现民志、增进民福。因为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均以相互理解、相互认同为基础，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工作措施的采取必须切合少数民族同胞的心理。民族心理学在这方面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族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力。“一带一路”不仅是沿线国家、地区在经济和发展方面的合作与共赢战略，也是沿线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和谐对话和民心相通工程。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目标，“民心相通”是基础。“民心相通”是指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对“一带一路”的理念和目标有相似认识，能够相互理解。“一带一路”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不同国家间、族群间的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千差万别，做到“民心相通”并非易事。中国民族心理学家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心理学家的联系，为“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工程提供科学理论和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幅员辽阔，周边接壤国家众多。在我国陆路边境，居住着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是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我国约有30个跨界民族，总人口约6600万人。他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同一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宗教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纽带。加强对跨界民族心理的研究，也为民族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力。
第三，改革开放后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局面为民族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提出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携手并进，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距也在拉大，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也在加剧，加之境内外某些势力的挑拨，在部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局面遭到破坏，民族关系变得紧张。如何改善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是关键。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增强民族认同、维护民族团结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民族心理学内部及相邻学科发展为民族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在心理学内部，对少数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思维、语言、人格、品德、自我、民族认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使许多研究者更加关注本民族的心理，并采用实验法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在心理学外部，文化人类学和心理人类学的发展也为民族心理学快速发展提供了助力。跨文化心理学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比较，研究不同文化下具有普适性的心理规律。文化心理学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心理规律，注重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差异。本土心理学探讨以地域为特性的文化背景下的心理与行为。文化人类学关注人类文化的特殊性和通则性。心理人类学研究集团人格、人格的性别差异和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民族心理学成为心理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群交叉聚合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者群英荟萃，质的研究方法与量的研究方法兼收并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与解释学的文化观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了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快速发展。
（1）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需要整合。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民族心理学研究将会与个体心理学在更高层次的统一理论水平上整合。心理学能否形成统一理论，影响心理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无论民族差异如何显著，如果不能将独特的民族资料整合到主流心理学中，民族心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就难摆脱被边缘化的地位。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寻找文化的深层结构。从发展趋势看，民族心理学如何与个体心理学区分和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民族心理学研究应对心理学的主流理论进行元理论分析。乐国安和纪海英（2007）认为，主流心理学理论是心理学的民族理论的形式化。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心理学理论构建的重要性。民族心理研究还处于比较不同民族之间差异，探讨形成某个民族心理的文化和社会因素阶段。这些研究很重要，但还未形成民族心理学自身的理论脉络。民族心理学需要在民族的普适性和差异性之间找到平衡，这就需要对现有心理学理论进行民族视角的元理论分析，寻找民族的普适性。在具有普适性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丰富的差异性，这样的学科才能达到完整性和独立性。
（3）民族心理学研究要进一步整合不同的研究模式，挖掘和形成独特的研究手段。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和多情境性，决定它的研究方法也应是多样化的和综合性的。无论是质化研究方法还是量化研究方法，以及迅速发展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多模态统计方法、大数据分析方法，都应该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问题相契合。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发展具有独特性的研究手段，尝试多种方法在特定情境下的结合。李静（2015）提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田野实验法”。田野实验法是指在田野场景中研究民族心理，核心是参与观察与深度体验，以影响民族心理的主客观因素为自变量，以民族心理和行为为因变量。因其因果关系明显，故有实验法的特点。又由于研究变量在田野场景中发生，且不由实验者设定和操控，研究人员只是利用现成的条件，减少了人为操控，可以获得真实材料和较高的效度。一个村庄、一个社区或一个地域均是开放的实验室，生活与居住于其中的人为研究对象。田野实验法遵循“在一起”原则，研究者要同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具有同理心。总的看，田野实验法是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整合的很好的努力。
张积家（2016）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应处理好十种关系。一是民族学研究取向与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关系。两种研究取向各有其价值，其研究者应该加强交流与沟通，去除长期存在的各说各话的局面。二是质的研究范式与量的研究范式的关系。两种研究范式应该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三是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与解释学的文化观的关系。在心理学领域，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占优势；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盛行着解释学的文化观。一方面，人类心理以生理和生物的结构和过程为基础，因而不同民族的心理具有共性；另一方面，人类心理又高度依赖于所处的文化与情境。在研究中，既要坚持客观性，努力提高科学性、实证性，又要重视社会与文化对心理的影响，在提出研究假设和解释研究结果时，应该以该民族特有的历史与文化为基础。四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民族共同心理特征在历史中形成。研究者要学会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特征，就要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设身处地地用这个民族成员的眼光去看世界，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该民族的心理特点，相互尊重和理解才有可能。五是传统文化继承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民族心理研究要有利于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但少数民族同胞亦有追求现代化的权利。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与现代化有时会形成矛盾与冲突，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是民族心理学家应该致力解决的问题。六是人类共同心理特征与民族特异心理特征的关系。作为类存在物，不同民族的人的心理具有共性，这种共性运用到具体民族时要受社会和文化制约。七是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关系。民族心理学研究不同民族的心理规律与心理特点。然而，群体由个体组成，在研究民族的心理特点时，研究者接触的仍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这些个体来自于不同群体，不可避免地会打上群体的烙印，他们是不同群体的个体，而不是中性的个体。八是内隐与外显的关系。民族心理学要研究不同民族对事物的态度，人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相反。只有将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结合起来，才能把握真实的态度。九是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态度不等同于行为。态度只是行为的准备状态，是否产生与态度一致的行为还取决于许多主客观因素。十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我国，民族研究从来就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它同时也是政治研究。民族心理学研究者要有明确的政治意识。无论何时，民族心理学研究都应做到“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学术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家稳定。民族心理学研究者要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