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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在哲学母腹中孕育，民族心理学也不例外。德国古典哲学对民族心理学的起源有重要影响，是民族心理学的哲学来源之一（韩忠太，2008）。
民族心理学的哲学源头最早可推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 Kant，1724—1804）。康德于1789年出版了《实用人类学》，认为实用的人类学知识只有当它包含了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的知识才行。要扩大人类学知识，有两种手段，一是旅行，二是阅读游记，最重要的是必须与城乡同胞进行无拘束的交往，以首先取得这种知识。康德还对人类的个体、性别、民族、种族、种类等特性作了专门探讨，并比较了法兰西民族、英吉利民族、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心理差异。这些研究开民族心理差异研究之先河。
德国其他一些哲学家也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费黎斯（J. Fries，1773—1843）1821年出版了《心理人类学》，从两方面探讨人类心理：一是探讨知觉、记忆和思维等认识过程；二是探讨大脑与心理的关系，并引用大量原始民族的风俗资料加以论证。“心理人类学”这一术语正式问世。黑格尔（G.W.F. Hegel，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揭示了中国人、印度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性格特征。赫尔巴特（J.F. Herbart，1776—1841）在民族心理学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心理学不能仅研究孤立的个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有特殊心理规律。心理学应该研究社会的、有文化的、代表人类历史最后阶段的人，但现阶段事实不能将人类的原始状态指示出来，必须依靠对蒙昧人和儿童的观察方能够对人类早期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有进一步的认识。
民族学家魏茨（T. Waitz，1821—1864）与巴斯蒂安（A. Bastian，1826—1905）是最早涉足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魏茨于1859年出版了《自然民族的人类学》，讨论自然民族风俗发展的心理规律，驳斥种族价值不平等的观念，认为人类学是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多个知识领域的综合，研究“人类的心理、道德和智力特点”。巴斯蒂安出版了《人在历史中》、《对比较心理学的贡献》，提出“原始观念”，认为原始观念是人类原有天性或人类共同心理。任何种族或民族都有共同心理，它是人类一切文化创造的渊源。原始观念在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受其他地区、部落的文化影响，进一步形成民族观念。
哲学家拉扎鲁斯（M. Lazarus，1824—1903）与语言学家斯坦达尔（H. Steinthal，1823—1899）亦致力民族心理研究。1856年，拉扎鲁斯和斯坦达尔分别出版了《精神的生活》和《语言的起源》。1859年，他们共同创办了《民族心理学和语言学》杂志，专门发表民族心理和民族语言的文章。该杂志一直持续到1889年，共出版发行了20卷。他们认为，民族心理学是研究民族精神生活成因与规律的科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民族史的心理学，探讨一切民族共通的心理规律；二是心理学的人种学，探讨各民族特殊的心理规律。他们认为，民族心理学如果不把文化和社会的心理学总体贯穿于其中，就无法建立自己的体系。民族成员共有心理现象构成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有别于社会中的个人心理。“民族心理学”术语正式出现。但是，拉扎鲁斯和斯坦达尔的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是思辨性的，解释也具有神秘性。
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 Wundt，1832—1920）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成为心理学正式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冯特也被誉为“科学心理学之父”。受德国学术界注重研究民族文化背景下心理的影响，在从事实验心理学研究同时，冯特亦积极从事民族心理研究。他认为，实验法对研究简单心理现象有重要作用，但对复杂心理现象无能为力。他认为，研究民族心理，只有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才行。他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神话、风俗与该民族的心理联系十分紧密。语言与表象、思维等心理过程密切相关。神话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恐惧、惊异、希望等心理过程的表现。风俗表达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要求以及个人如何对待这些要求。从1900年起到1920年，冯特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神话、风俗等问题进行研究，写成了10卷本《民族心理学》，并完成了《民族心理学纲要》和《民族心理诸问题》。冯特把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看得同等重要，并用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民族心理，为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英国策动心理学创始人麦独孤（W. McDougall，1871—1938）对民族心理学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890—1894年，他随剑桥大学人类学探险队前往大洋洲托雷斯海峡列岛对原始民族进行考察，不久又单独赴婆罗洲研究当地土著民族心理。受进化论影响，麦独孤用本能解释行为，提出本能理论。他认为，本能是一种遗传的或先天的生物倾向，具有知觉、行为与情感成分。人类具有觅食、母爱、逃避、好奇、合群、争斗、性驱力、创造、服从、获取、支配、排斥等12种本能，这些本能以及它们的组合构成行为。本能使有机体驱向目标。每一种本能活动都有一定目的，都包含一个情绪内核，都有一定情绪相伴随，如逃避与畏惧相伴随，争斗与愤怒相伴随，母爱与温情相伴随，等等。他还用本能—情绪理论解释群体心理，认为合群本能产生人类社会，获得本能导致私有财产，模仿本能产生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好斗本能引起战争。在《群体心理》中，他还以本能理论为基础讨论国民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他认为，心理学需要研究统一体、机体完整性和潜力，这些实体不能通过研究孤立个体所能推论出来。物种和个体进化历程主要是社会的，每前进一步都由于个体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心灵生长随着它所处的社会的精神势力变化而变化，这些势力又是构成社会的各种个体心灵交互影响的产物。个人只是不全面的个体；这个系统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形式。在历史发展中，这些势力的系统活动都为进化的历史条件决定，这些条件又为无数世代的精神活动的产物。
在法国，受社会学家孔德（A. Comte，1798—1857）影响，心理学家喜欢用社会学观点看待心理，形成群体心理学派，代表人物是勒庞（G. Le Bon，1841—1931）。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中，他比较不同民族的心理后认为：“除了由于文化进步所生出之新的影响外，各民族之生活乃是被少数不变的心理上之因子所支配着。”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也为民族心理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运用俄狄普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图腾与禁忌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宗教、道德的起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在人类学中的运用，震惊了人类学家，同时也使不少人类学家开始用精神分析观点来研究人类学问题。
在美国心理学界，不论机能主义，还是行为主义，都重视心理、行为与遗传、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把这种传统引入民族心理研究中。1931年，高斯（T.R. Garth）出版了《种族心理学》，把人的心理特点看作是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他认为，种族并非一成不变，总是有起有落。从血统遗传的观点看，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种族，即人类种族。种族心理学要确定种族间是否存在心理差异，种族之间心理是否是平等，只有通过科学测量才能获知。作为实验事实，种族在感觉、智力、颜色爱好、艺术欣赏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差异，但原因主要在于文化、教育及宗教的影响，不在于遗传。心理学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心理的研究不仅丰富和完善了心理学体系，也为民族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心理学的第三个来源是人类学。在人类学内部，在美国文化与人格研究兴起前，一些学者关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理现象，做了大量的研究。德国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研究不同文化下的民族心理。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1884—1942）1908年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师从冯特。受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影响，并被人类学家弗雷泽（J.G. Frazer，1854—1941）的《金枝》所吸引，决心从自然科学转向文化人类学研究。1913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出版后，受其影响，马林诺夫斯基前往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调查，以验证弗洛伊德的俄狄普斯情结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他发现，俄狄普斯情结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美拉西尼亚人仍保留着母权制，舅舅代替父亲执行社会规范，对姐妹的禁忌代替了禁止对母亲亲近的戒律。他认为，父权制社会的恋母情结有杀父娶母的被压抑欲望，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母权社会里，则有杀舅舅娶姐妹的欲望。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精神分析理论，而且拓宽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西北美拉尼亚原始人的性生活》、《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文化论》等著述中，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理论对他的影响。他承认：“精神分析虽遭人唾骂，但我认为在科学上最有价值。应该使精神分析理论为人类学学者所重视。”
在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涂尔干（E. Durkheim，1858—1917）用心理学观点分析人类社会问题。他用深层次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分析社会现象，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全体成员反复感知和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的东西，是可以经验、实证的‘社会事实’”。集体表象是“无穷无尽的协作的产物，这种协作不仅超越空间，而且也超越时间，大量的头脑把他们的观念和情感加以联系，结合和组织起来，以形成集体的表象，通过集体的表象，无数的世代积累起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列维-布留尔（L. Lvy-Bruhl，1857—1939）发展了涂尔干的“集体表象”的思想，认为每一社会都有集体表象。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集体表象，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集体表象为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共有，在该集体中世代相传，在每一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每一成员对有关事物产生尊敬、崇拜、恐惧等情感。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不是思维形式不同而是思维模式不同。莫斯（M. Mauss，1872—1950）主张，应用心理学方法研究集体表象和集体实践。心理学可使人“根据精确的、理智的与科学的术语理解这些事实，也就是解释它们，而不管它们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涂尔干、埃斯皮纳斯以及我们这些曾经跟随这些大师学习的人，从没有停止过准备接受心理学进展的原因。因为唯有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概念、各种表示最为众多的事实并包含最清楚的、最关键的观念的有用词语。”莫斯的思想对列维-斯特劳斯揭示人类心理结构、找到人类心理构成的基本原则、建立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产生积极影响。
在美国，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摩尔根（L.H. Morgan，1818—1881）和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 Boas，1858—1942）都肯定心理学在人类学研究中作用。摩尔根十分注意研究易洛魁部落印第安人表现出的心理特点，并用来说明人类进化具有共同途径。他认为：“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博厄斯在创立历史学派过程中，始终把人类学与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研究。在《原始人的心理》中，他把长期研究的心理问题汇集成册，系统阐述了他的心理学思想。他不仅对影响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环境因素、生理因素、遗传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还对当时人类学界对原始人的心理研究表示极大不满。他认为：“许多人曾努力勾画原始人所具有的特殊的心理特征。……他们的调查在描述原始人的特征方面是有价值的。但我们认为，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在描述人种心理特质时不受所处环境的制约……这些研究者的观点表明：有关原始人种特征的心理学研究呈现一种混乱状态，其程度比解剖学研究还糟，而且种族与社会问题没有明确区分开来。”为此，博厄斯不仅自己十分重视应用心理学方法开展人类学研究，还极力使学生注重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特殊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并最终在美国形成文化与人格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本尼迪克特、米德（M. Mead，1901—1978）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人类学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研究，拓宽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使人类学研究摆脱了只关注表层文化的被动局面，使心理学界认识到文化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心理人类学的确立提供了内在动力。
民族心理学的第四个来源是语言学。在德国，一些哲学家与语言学家将语言同民族心理联系起来思考。赫尔德（J.G. Herder，1744—1803）认为，人类在语言中思维，在语言中构筑科学，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思维方式相对应。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民族语言与民族思想、民族文学与民族凝聚力紧密相关。他说：“语言界定了人类知识的边界并赋予其形态……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是以其思维的形式在言语，并且以其言语的形式在思维。”他认为，人类和自然的成长都依循相同的法则。历史是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显示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表示任何民族较其他民族优越，相反，所有文化平等且有其价值。历史规律由所处地区的状况及需要、所处时代及机会和人们的内在特征决定。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决定历史的面貌。民族语言是构造、储存和表达民族思维的器物。赫尔巴特也认为，应该从民族心理角度认识语言，才能使语言获得其固有的本质。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对民族心理学产生与发展影响很大。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创造，“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这一思想成为德国民族心理学兴起的重要学术背景。他的学生斯坦达尔进一步发挥“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他提出：“语言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民族。”历史的主体是大众，大众的“整体精神”通过艺术、宗教、语言、神话与风俗等表现出来。个体意识是整体精神的产物。应该从心理方面去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去解释语言现象。不但在研究个人言语时应依据个人的心理，在研究民族语言时更应该依据民族心理，以便最终建立语言类型与民族思维、精神文化类型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既然语言是体现“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特征，语言差异大都反映民族间的差异，就可以基于语言、宗教、神话和艺术研究探索民族的心路。
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E. Durkheim，1858—1917）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个人心理，而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集体心理，如带有强制性的语言、道德、宗教等。斯坦达尔的学生保罗（H. Paul，1846—1921）强调，“心理要素是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心理学是一种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文化科学所依赖的首要基础”。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了青年语法学派。索绪尔（F. de Saussure，1857—1913）评论说：“人们已不再把语言看作一个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语言集团集体的产物。”
语言学界对民族心理学影响较大的学者还有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 Sapir，1884—1939）与沃尔夫（B.L. Whorf，1897—1941）。他们共同提出了语言关联性假设。萨丕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他重点研究人类语言学，即结合操这种语言的民族（一般是土著民族）的民俗、文化、社会心理去研究语言，或者通过语言去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化。他认为，人类的说话能力与生俱来，但如果离开社会，一个人就不会说话了。人类语言能力发挥和维持的必要条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里。因此，语言不是本能行为而是社会习俗。语言影响人类关于现实世界概念系统的形成。语言成分是“概念”的符号，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他说：“正像数学推理非借助一套适当的数学符号不能进行一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语言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深入到生活的骨髓，用各种眼光去分析、观察，语言都有价值。语言的影响深入到人类的各个角落，通过语言这把钥匙，就可以窥见人类的生活。他说：“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仅仅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生活在社会活动中，而更大程度的是生活在语言之中，语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表达媒介。……‘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社团的语言习惯基础之上的……我们看到、听到以及用其他方式获得的体验，大都基于我们社会的语言习惯中预置的某种解释。”他的思想为学生沃尔夫所发展，提出了“语言相对论原则”。他说：“由此即引出了我所说的‘语言相对论原则’。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某种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相互的、未经概括的。”对萨丕尔与沃尔夫的思想，后人作出如下的概括：语言决定认知，是思想的塑造者。这一假设包括两个部分：（1）语言决定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学习一种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有不同看法。这就是语言决定论。（2）被决定的认知过程对不同语言而言是不同的。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决定认知的方式。不同语言的讲话者以不同方式思考。语言结构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一种语言系统中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所独有，与其他语言中编定的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这就是语言关联性假设。
综上所述，在100多年间，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都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心理进行广泛探讨，取得不少成果，为民族心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