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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街道上的行人们身披的厚重大衣，再没有比在圣诞节的夜晚能更远距离地将他们与寒冷隔离的了。随处可见一抹午后的窗影，是人影，还是幻影？在商铺不同位置，从静音的终端机后方，从那些如同2月的雪人正在分秒融化的、茕茕孑立的自动售货机，可以判断，德国式的对于供补不足的一贯警觉正在经历它的多重高潮之一。公园里没有狗影，只有雾状的毛毛雨扑卷着一个人的身形，但也很模糊；终于，一位脚蹬白色运动鞋，头顶晃动着绒球红帽的圣诞老人有节律的步伐，带来慢跑者气喘吁吁的讯息。这是给谁的讯息？他有什么要说的？高高低低的窗户后，灯光沉着地渐次亮起，如同蜜蜂在填满蜂巢。夜幕垂落后，一种与节庆有关的柔和的眩晕淹没我，但一瞬也就足够了。浑身发冷，我将眼前街道名识牌上的“维特尔斯巴赫大街”（Wittelsbachstrasse）
，认成了“圣诞节大街”（Weihnachtsstrasse）。等一周过去醒来后，过往的七天仿佛只在一场已坠入乌有乡的睡眠中存在过。正午刚过，人类纪元年就已经如火箭升空，射向云朵们轻蔑的微笑。时间：尽管它持续不断地向终点移动，因此也就只存在于另一端，未来的那一端，它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永远地存在在了我的前方，并将缓慢地耗尽。恰恰一整年。又是一整年。又一年，再一年，无边际地继续。所以，当一只小红帽酒瓶塞猛地被掀翻，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这之前，萨维尼广场上所有其他酒瓶塞已经被洪亮的倒计时齐喝爆开。小红帽香槟也就因此像极了一只从东德来的大坏狼。无异于罕见的例外，在这个因共同的过去和未来而产生分歧的国度，在这样一座城市，有某种更实在可靠的事物正从乌拉尔山涌来。除夕，柏林上空焰火的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正是从那个方向传来。当城市东部的绝大多数纵火狂们已经在午夜之前，分别在普伦茨劳贝格、米特区、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和潘科区耗尽了他们的弹药，城市西部心思诡秘的尼禄们仍在冷静地等待；这样，只有当午夜被一分为二，他们才开始他们朝向神情茫然的天空的轰击。一位女士举起她手中的香槟酒杯，提议为我们的相聚，为时钟上垂直的分针干杯；她并不能掩饰她无法忘记她那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家乡十年前曾遭受的轰炸。她摊开一只手掌，仿佛用这种方式可以击退那些到目前为止无害的自动推进式武器，她的身体在烟幕和空酒瓶之间避让。孩子们诧异地瞧瞧她，忙着将他们的火箭发射到空中。如同只在一瞬间绽开的诗，在对未来的怅望和对过去的窥探中，火箭们的火焰在夜空剜出尖窄的豁口。在摩姆森大街和莱布尼茨大街的道路交叉口，我感觉自己腿上遭遇闷钝的一击。夜，用已熄火的导弹们耗竭的弹药发射器驱赶我。几个小时以前，一阵冰冷的，从俄罗斯吹来的东北风刚刚调头。几天前用伪造的防弹装甲覆盖住这城市的雪，已化身为一位经历了一整夜失望和哄骗的女人脸上灰黯的脏泪。新年用每一种可能的富丽景致欢迎我们的眼眸。穿过一家家饭店，你可以看到人们在大汗淋漓地恣肆起舞；在路德维希教堂广场，你可以瞥见一名男士扶住一位头俯向垃圾呕吐的女人的双肩，以防她摔个趔趄；当然你也能撞见一只被遗落在闪着红色幽光的雪地里的手机，它正徒劳地嗡鸣。回公寓的路上，我们中规中矩地将一只戴着小红帽的酒瓶扔进了垃圾箱。随着一只玻璃酒瓶爆开和夜的穹隆炸裂，一段新的时限，连亘在到来的途中。广场上一辆正在做圆周运动的车，绕着它自己的轴跳着舞兜了几个圈之后，最终卡在了一堆白雪中。醉眼悠悠的司机跌出车门，为了瞧一瞧车身是否受损；但他只是挥舞了一下拳头，又钻回了车里。如同安然无恙地藏进了一只狼的肚子里，他横陈在驾驶座上，一只拇指塞进嘴里，酣然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