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高悬云天外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代大诗人李白《将进酒》中这一传诵千古的诗句写出了黄河源出西部高原，一泻千里，东流入海的雄伟气势。由于西部高原海拔很高，上接云天，黄河从这里发源东流，就仿佛是天上的银河倾泻下来似的，所以有人说她是“高源云外悬”。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人们对她的源头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是，由于那里距离中原地区较远，而且海拔很高，人迹罕至，古代的人们只能根据传闻作出种种猜测。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山海经》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古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将昆仑描绘成一座非常高大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神山、仙山，上面住着一个戴着首饰、长着虎齿、拖着一条豹尾的半人半兽的西王母，掌管瘟疫刑罚。战国时成书的《穆天子传》则将西王母说成气象雍穆的天帝之女。传说，周穆王西游时还见到过这位西王母。到了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西王母又成了掌管不死药的吉神，传说射日除害的英雄人物羿曾从西王母那里求得不死药，还未来得及服用，他的妻子嫦娥就偷偷服下，变成神仙，飞奔入月，化成了月精。道教兴起后，西王母又被奉为女仙之宗，居昆仑之丘，掌管着不死药和“三千年一着子”的仙桃。昆仑成了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中心。

“河出昆仑”的说法产生之后，许多人深信不疑。不过，也有人对此持审慎态度，如与《山海经》差不多同样古老的另一部地理著作《禹贡》，写大禹治水时就只写他“导河积石”，即从积石山开始治理水患，而未写黄河究竟源出何处。这里所说的积石山，指的并不是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阿尼玛卿山，而是指今甘肃临夏西北、青海循化东南的积石山，一般称“小积石山”，那里距离黄河的源头尚有很远的距离。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穷河源，回长安后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河源出于阗”的报告，说：“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今黑海或里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原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汉武帝便按照古人的“河出昆仑”之说，“命河所出山曰昆仑”，意为“河源之山”。东汉时，中西交通更加频繁，有关西域的见闻日益增多。班固根据这些见闻，特别是其弟班超出使西域的见闻，在《汉书·西域传》里又将“潜流复出”说进一步发展为“伏流重源”说，认为“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昆仑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其水亭居（静止），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魏晋时期，中原人民与崛起于青海和新疆南部的吐谷浑有着密切的交往，从吐谷浑那里逐渐了解到黄河的源头不在新疆，而在青海境内。晋代张华的《博物志》首次提出了“源出星宿”的说法。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观王杨雄和宇文述等统帅大军平定吐谷浑后，在吐谷浑故地设置河源（今青海兴海县东南）等四郡，用“河源”作为郡名，显然是对黄河源出青海南部的一种确认。不过，当时还没有弄清河源的确切地点，故《隋书·地理志》在河源郡下注曰：“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这里的积石山指的是阿尼玛卿山，黄河实际上只是从这座山下绕过而已，其源头应在河源郡西边的另一座山脉。

隋朝末年，吐谷浑乘中原大乱重新崛起，不时骚扰内地。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率兵出击。侯君集、李道宗所率的一路大军曾“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这里的柏海是指今扎陵湖，星宿川指此湖西面的星宿海。不久，吐谷浑为雄踞于西藏的吐蕃所灭。吐蕃王松赞干布（藏名弃宗弄赞）几次向唐朝求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命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入藏与之成亲。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这是中原地区的人到达星宿海及扎棱湖、鄂陵湖最早的几次记录，史书虽说他们“观河源之所出焉”，其实还是没有到达真正的河源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穆宗派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等与吐蕃会盟。“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桥西南二千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鏊，河源在其间。”洪济桥在今青海共和县南边的黄河岸边，三座山中间的那座山，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名“曰紫山”，就是今日的巴颜喀拉山。这说明唐代的人已经知道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但他们还是将此山指认为“古所谓昆仑者也”，而且也未能弄清河源究竟出自巴颜喀拉山区的什么地方。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首次将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招讨使都实奉元世祖之命，三入吐蕃探寻河源。都实的弟弟跟随他一起探察河源，曾向翰林学士潘昂霄透露考察的过程，潘昂霄据此撰写《河源志》一书。书中说，根据都实一行的探察，“河源在土蕃朵甘思（今西藏昌都地区东部与四川甘孜自治州西北部）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成潦，水沮洳（低湿）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逼视勿克，旁履高山下瞰，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刺脑儿”。“火敦脑儿”与“阿刺脑儿”都是蒙古语，“火敦脑儿”意为星宿海，“阿刺脑儿”意为花海，所指的二巨泽即扎陵、鄂陵两个姊妹湖。书中接着指出，河水从二巨泽继续向东奔流，又汇合了来自西南、南方、东南方向来的三条水流，水量逐渐增大，始称黄河。与此同时，地理学家朱思本得到元朝帝师所藏的藏文图书，从中找到有关河源的资料，译成《河源志》一书。书中指出：“河源在中州西南”，“水从地下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这两本《河源志》内容互有详略，但都认为河源是在星宿海西南七八十里或百余里的地方，星宿海并不是黄河的源头，而只是一个“加油站”，这种说法更加接近事实。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南京大天界寺高僧宗泐出使吐蕃，招谕阿里地区的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和巴者万户府。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冬，宗泐衔命西行，途中曾路过河源，饮过河源水，并在那里的山中过夜。完成使命返回京师后，宗泐撰写了一部《西游集》，记述沿途的所见所闻。此书在清代已失，但他途经河源地区所作的《过河源》诗至今犹存。在诗序中，宗泐对河源地区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并首次阐明黄河与长江源头的关系，指出：“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藏）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处。其山西南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这里所说的抹必力赤巴山是指巴颜喀拉山，牦牛河指今长江上游通天河，说明巴颜喀拉山既是黄河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的共同发源地，也是黄河与通天河的分水岭。诗序还批驳了“河出昆仑”的错误说法，指出：“中国相传以为（黄河）源之昆仑，非也。昆仑名麻剌……番书载其境内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遗憾的是，宗泐的正确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人仍然继续弹着“河出昆仑”的老调。

清朝统一全国后，为了治理黄河，决心“探河源以穷水患”。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清圣祖玄烨命侍卫拉锡及内阁侍读舒兰等人往探河源。但是，他们只走到星宿海未再前进，并没有寻到河源。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黄河在河南青龙冈决口泛滥，清高宗弘历命侍卫阿弥达赴西宁祭告河神，探寻黄河真源。阿弥达这次走到星宿海，见到三道溪流，“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他又循阿勒坦河上溯，在星宿海以西三百里处找到噶达素齐老山，认为那就是阿勒坦河的源头。阿弥达的考察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将河源推移到星宿海以西的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某座山峰。不过，他所说的噶达素齐老乃是一块孤立挺拔的岩石，并不是一座重要的山峰。而且，他所撰的《河源纪略》一书也还沿袭“河出昆仑”的传统观点，说黄河源于新疆的帕米尔高原，流经罗布泊后潜入地下，至青海再冒出地面。黄河的正源问题仍有待后人的探索。

对黄河源头展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并真正穷尽河源，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

1952年8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了一支黄河河源查勘队，对河源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并访问了世世代代在当地游牧的藏族牧民。藏民习惯上将流入星宿海的三条河流自北向南分别称为“扎曲”“约古宗列渠”“卡日曲”，而把夹在中间的那条约100多千米长的约古宗列渠称为“马曲”，把其上游部分叫做“马曲曲果”。“马曲曲果”是藏语黄河源头的意思。黄河河源查勘队根椐藏民的传说，沿着约古宗列渠西行，寻找黄河的源头。这次考察历时4个月，行程约万里，查明约古宗列渠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中部雅拉达泽山东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西南缘。在那里，从地下涌出的许多泉水汇成细流，串连盆地中星罗棋布的湖泊，形成一条宽2～3米的小河，缓缓地流淌在约古宗列大草滩上，向东流经马涌滩，注入星宿海，在巴颜与欠山的北侧同卡日曲汇合，再向东注入扎陵、鄂陵两个姊妹湖。黄河水利委员会认为，历史上所指的约古宗列渠即马曲，是黄河正源。

不过，有人对此持有疑议。注入星宿海的三条河流，除北边的扎曲长70千米左右，流长远不及其他两条河流，水流量也不大，经常处于干涸状态，从未有人把它当做黄河的正源外，也还有人将最靠南边的卡日曲视为黄河的正源。据考证，明代宗泐出使吐蕃，过河源区，夜宿的山中就在卡日曲河边。清代阿弥达确认的黄河正源阿勒坦河也是卡日曲。时至今日，当地藏民中还有人把卡日曲当做河源看待的。于是，1978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南水北调查勘队、南京地理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地理系湖泊查勘队再次前往河源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军区也邀请有关单位组成一个考察组，深入河源地区进行考察。他们经过一个月的考察后，认为黄河的正源应是卡日曲。因为从长度看，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渠长25千米；从三条河流汇合处看，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渠大一倍多；从源头的出水量看，卡日曲的泉水比约古宗列渠旺盛，旱季仍不干涸，约古宗列渠在旱季河床多干涸；从流域面积看，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渠大700多平方千米；从历史文献看，古人把卡日曲作为入藏孔道的记载较多，却不把约古宗列渠作为入藏的孔道。对于这种不同的看法，黄河水利委员会经过研究，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于1985年作出答复，仍确认约古宗列渠即马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马曲曲果，即东经95°59′24″、北纬35°01′18″处，树立了河源标志。

当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黄河河源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不过，经过多次实地查勘，人们对源头地区的面貌毕竟有了真实的了解。据考察，在黄河的上源，不论是被确认为正源的约古宗列渠还是卡日曲和扎曲，三条河流都是源出于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因此当地的蒙古牧民就总称这三条河为“古尔坂索尔马”。约古宗列盆地是一个多水的草地，面积约150平方千米，海拔4500米。盆地周边多为山岭丘陵，各地涌出的地下泉水都向那里汇聚，贮积在一些低洼的地方，形成众多的湖沼和一条条宽狭不等的细流。这些细小的水流就是卡日曲、约古宗列渠和扎曲的源头。所以，这个约古宗列盆地就成为大家公认的黄河发源地。

那么，作为黄河之宗的那些细小的泉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来自约古宗列盆地南边的巴颜喀拉山。巴颜喀拉山是昆仑山脉向东延伸的部分。山上终年积满皑皑的冰雪，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水库。冰雪消融之后，慢慢渗入地下，再逐渐涌出地面，成为黄河和长江常流不断的泉源。其中，在巴颜喀拉山的北麓涌出的泉水汇聚到约古宗列盆地，成为黄河的源头，在南麓涌出的泉水则成为长江上游通天河的源头。两大水系只有一岭之隔，可谓是近在咫尺。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可以说是巴颜喀拉山哺育出来的一对孪生姊妹。

约古宗列盆地的细小水流最后逐渐汇合到一起，顺着一条宽约千余米、深不足1米的明显河道，缓慢地流入星宿海。这个“海”实际上也是一个盆地。它比约古宗列盆地低200米左右，东西长约30千米，南北宽几千米至十几千米不等。盆地中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在天高云淡、月色清朗之时，从高处往下望去，恰似繁星闪烁。黄河就从这些湖泊中穿流而过，看不出哪里是主河道。蒙古语把这个盆地称为“火敦脑儿”，即星宿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不过，当地的藏民却把星宿海比作孔雀展开的尾屏，而把穿过星宿海的黄河叫做“马曲”，意思是孔雀河。

黄河流经星宿海这个中转站，再往东流淌时已经变成一条清澈的小河，水大时河面宽至约50米，深达一二米，再往东流20多千米，便注入扎陵湖与鄂陵湖。这两个湖泊的海拔在4260米以上，皆呈宝葫芦形状，中间隔着巴颜朗马山，由黄河的20千米水道连接在一起，像一对孪生的姊妹。扎陵湖平均水深9米，最大水深13.1米，蓄水量47亿立方米。黄河从西南方向流来，将泥沙带入湖中，遇到风起浪涌，泥沙从湖底泛起，湖水呈灰白色。鄂陵湖比扎陵湖要深，平均水深约17.6米，最大水深可达30.7米，蓄水量108亿立方米，进湖泥沙较少，湖水呈现青蓝色。两湖的水面面积虽然不算太大，扎陵湖526平方千米，鄂陵湖610平方千米，但两湖的水面海拔高度却达到4200米左右，比《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被认为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南美洲的的的喀喀湖还要高出300多米。每当春季来临，岸边草泛青绿，花洒荒滩，藏民驱赶着牛羊来此放牧，大雁、棕颈鸥、鱼鸥、赤麻鸭等南来的候鸟在湖中的小岛上互相追逐，在湖面上上下翻飞，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

黄河通过两湖，由鄂陵湖的东北流出后，折向东南，流至玛多。有人把从黄河源头直到玛多的这段黄河总称为河源段。事实上，从黄河源头直到玛多，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盆地。其间地势虽有起伏，但东西的高度相差不大，因而水流滞缓，河宽而浅，在一些地段水流分散，河汊很多，有的地方甚至看不到明显的干流，而一些低洼的地方则积满各处的来水，不断为黄河提供水源的补充。因此，我们在广义上也可以把巴颜喀拉山北麓这个低洼的盆地看作黄河源头。1986年9月，青海省玛多县人民政府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西南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的措哇尕泽山顶竖起一座“黄河源头纪念碑”。碑身由青铜铸就，3米高的两只牦牛角直抵蓝天白云，气势非凡，令人肃然起敬。 go/dQ5EIpwYt/veTT8u2S6U5yPDlqOKh1RCWjURpxvFhRNEJf28qZyZVmbItrD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