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经历剧烈的社会大变革，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便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的出现，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封建经济的萌生与发展，黄河流域各国的自然科学水平迅速提高。冶铸技术的发展及天文历法、数学、力学、光学、医药学所取得的成就开拓了当时思想家的眼界，推动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形成。

“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学的兴盛、士的崛起则是百家争鸣出现的重要条件。夏、商、周时代的黄河流域，“学在官府”，从地方的庠序到诸侯的泮宫，乃至天子的小学、大学，所有学校皆为官府所垄断。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学校不修，私人讲学之风乘机兴起。为了延揽人才，广采博议，襄助霸业，各国诸侯大都对私学采取支持和扶植的态度。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个时期私学繁荣的一个象征。稷下学宫始创于齐桓公之时。齐桓公得管仲之助，成为五霸之首，下令在齐都临淄西城门稷下设立学宫。到齐威王时，稷下学宫初步形成规模。稷下学宫前后经历桓、威、宣、湣、襄五代君王，存在150年之久。它虽是一所由官府出资兴办的学校，但教学工作却聘请各诸侯国的著名学者主持。主政的君王采取兼容并蓄、来去自由的政策，给予应聘的著名学者极高的尊宠和优厚的待遇，甚至尊为上卿，食禄万钟。各派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既有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彭蒙、宋硋、尹文、接子、环渊，法家的慎到、田骈，名家的田巴、兒说，阴阳家的邹衍、邹奭，以及博学而无所归属的淳于冇、鲁连仲等。这些学者不仅收徒授业，而且著书立说。《宋子》《田子》《蜎（环）子》《捷（接）子》诸种著作均产生于此，《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也都是在稷下学者的参与下编成的。这些学者喜议政事，以干世主，对齐国的强盛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黄河流域私学的兴起使士的队伍迅速地发展壮大。士原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处于贵族的最底层。他们本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多种教育，能文能武，平时做卿大夫的家臣，战时充任下级军官。但在宗法制度下，他们终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进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他们的食田逐渐丧失，除了六艺知识，已一无所有。随着宗法制度的松弛，他们摆脱了卿大夫的役使，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于是便自择明主，投奔到那些较有远见卓识的王侯之下，为其争霸天下出谋划策。黄河流域各国的王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正以高额的报酬网罗人才，赐予锦衣玉食，拜为将相。黄河流域的有些王侯甚至仿效齐国设立稷下学宫的做法，设馆招徕士人，如燕昭王设下都学馆以招贤者，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秦国的吕不韦也都设有用来养士的门馆。据说，孟尝君有食客数千人，平原君、信陵君、吕不韦皆养士3000人。士的身份地位和待遇的提高赢得不少人的羡慕。一批失去往昔尊贵和荣华的王公贵族的破落子弟也纷纷加入士的行列。私学的兴盛更使不少庶人拜师学艺，变成知识人才，跨进士的阶层。士的队伍于是迅速壮大，人数空前增多。

在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中，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先后夺取各诸侯国的政权而跃居统治地位，但其思想还没有成为统治思想。同时，剧烈的社会大变革进一步动摇了神权的统治地位，确立起人是万物之本的认识，促使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士人因而具有强烈的人格独立精神，勤于思考，敢于发表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屈从任何政治势力。黄河流域各国的王侯为了寻找最佳的治国方略，不仅采取宽容的学术政策，对各种学说“兼而礼之”，而且对提出符合自己需要的主张的士人都优礼有加，委以重任。各派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便往来奔走于列国，竞相提出自己的主张，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出现群星荟萃的“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的盛况，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所谓诸子百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反映各不同阶级及其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的总称，主要有儒、墨、道、法和兵等家，其代表人物大多出生在黄河流域或活动于黄河流域。是黄河的流水哺育了他们的灵魂，是黄河流域的黄土地为他们提供了传播思想的舞台。

儒家追求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这个学派的创始者是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祖先是宋国的贵族，但很早就衰落了。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主张维护西周的礼乐制度，并主张对社会进行一些改革，对人民实行德政。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首创儒家的“仁学”体系。何谓“仁”？《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孔子则直接解释为“爱人”，主张要尊重人的价值，珍惜人的生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一次遇到马厩失火，他就问“伤人乎？”而不问是否伤马。孔子把“仁人君子”视为理想的人格并加以提倡，认为这种人格的培养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自觉的道德修养来实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的仁和礼是互相统一的，他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人们进行道德修养，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形成仁德，从而恢复礼治。

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广收门徒，先后培养出3000弟子，其中有成就者72人。孔子主张“不耻下问”，学思并重，主张因材施教，实行启发式教育。他的这些教育思想、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为后来儒家的学校教育乃至此后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他赢得后人无比的怀念和尊崇。孔子死后一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命令祭祀孔子，在陬邑（即今曲阜）辟其故宅三间，“因以为庙”，岁时祭祀。西汉以来，历代封建帝王不断给孔子加封各种谥号，孔庙也不断进行重修，规模越来越大。现存的孔庙面积有21.8公顷多，南北全长1120米，前后共有9进院落，466间房屋。内有5座大殿、53座门坊、13座碑亭和许多祠、坛、阁、堂等建筑，组成了一个布局严整、气势雄伟、巍峨壮丽的庞大建筑群。屹立在孔庙中央的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主要场所，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泰安岱庙天贶殿并称“东方三大殿”。孔庙的东侧有孔府，是孔子后世嫡系长孙居住的府第。曲阜城北1000米处还有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孔庙、孔林、孔府现今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都吸引着大批炎黄子孙和海外游客前来参观和凭吊。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约公元前390—前305年）名轲，出生于距离陬邑不远的邹（今山东邹县），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孟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学说，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即同情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主张实行“仁政”“王道”，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是要不断地“反求诸己”，在主观内省上下功夫，“养浩然之气”。他认为理想人格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他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以身殉道”，“舍生取义”。后人称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把他们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并在孟子的故里今山东邹县建有规模宏大的孟庙、孟府和孟林，以纪念他对中国儒学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战国末年的荀子是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字卿，赵国人。荀子突出强调的是推行王道于天下，成就富国裕民的事功。荀子认为国君与民众的关系就好比水与船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戡天”思想。他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类从属于自然，依赖于自然，不可以“与天争职”。但是，人又可通过实践“知天”，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进而“戡天”，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天地官而万物役”“与天地参”的和合境界。

墨家是春秋战国之时与儒家齐名的学派，史称“孔墨显学”。墨家的开山祖师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又说是楚之鲁阳（今河南鲁山）人，但长期住在鲁国。他出生于社会下层，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天下之所以纷乱是因为无兼爱之心。所以，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在苦难的人间建立一个相爱相助的天国。墨子主张“尚贤”，“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主张“非攻”，反对诸侯的兼并争霸战争。墨子还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他的自然科学研究不仅与逻辑学、数学相结合，具有精密、定量的特点，而且与工艺技术相结合，具有以科学为天下人谋利的优点。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又一个著名学派，为老子所开创。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他的年龄大于孔子，具体生卒年代已不可考。老子出生于陈国，具体出生地有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亳县（今安徽亳州涡阳）等多种说法。后来，他北上担任周王室管理图书的官员。他眼见周的朝政日趋衰败，遂辞官西行，应函谷关令尹喜之请，著书5000言。写罢，出关而去，不知所终。这部书就称《老子》，因为它在汉代以后被尊为道教经典，又称《道德经》。老子提出了一个形而上的“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认为道是万物之宗，但道的作用又是无目的的，是自然而然的，叫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此，他主张“无为而治”。老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能够互相转化。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系统地提出辩证法理论的第一人。老子的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广泛传播于海外，受到世界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与老子合称“老庄”。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约与孟子同时代人。《史记》说他是宋国“蒙人也”，其他有人说在今河南民权县，也有人认为在今山东东明县。他曾在家乡当过管理漆园的小吏，与魏相惠施交游至深，后拒绝楚威王的聘请，隐居从事著述。庄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是“无为无形”的，是一种无所不有的“无”。庄子对现实社会中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不公平现象十分不满，力图寻求自我的精神解脱。他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重视人的生命，强调全身养生，弃绝钱财、权力和名誉，顺着自己的本性，随心所欲地发展，进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的思想曾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学派。法家萌芽于春秋之时，而大兴于战国时代，先后涌现出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一批代表人物，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是韩国公子，喜好刑名之学，曾与李斯一同师从荀子。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他的“法”主要是祖述商鞅，主张明法令、设刑赏，“以法为教”，“法不阿贵”。他的“术”主要承自申不害，强调君主要用权术控制臣下。他的“势”主要是吸收慎到的思想，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由君主独掌权力，实行中央集权的独裁专制。韩非的法治思想为封建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著作传入秦国后，秦王嬴政极为赞赏，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他的学说由秦王嬴政亲自付诸实践，从而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兵家是对后世军事史和哲学史产生相当影响的一个重要学派，孙子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或说博兴、广饶）人，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稍晚。孙子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这部不足6000字的兵书深刻揭示了军事斗争内在的一般规律。他提出以“慎战”“备战”为核心的“安国全军之道”，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强调在战略谋划上要“知彼知己”，进而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在战争准备上要做到周到细致，在实行方式上要重视“伐谋”（挫败敌人的战略谋划）与“伐交”（挫败敌人的外交活动），作战行动要做到迅速、突然，速战速决。《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军事著作，不仅为中国古典军事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而且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国，对世界军事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孙子兵法》同时也是一部精粹的哲学著作，被广泛引用于非军事领域，特别是外交、经济、体育领域，对人们的各种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子及其《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孙子的后世孙孙膑是战国中期的著名兵家。孙膑（约公元前380—前320年）出生于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属山东）一带，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孙膑兵法》继承并发展了其先祖孙子的军事思想，认为战争的指挥者必须要了解和掌握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和阵法等有关战争成败的重大问题，有胜利的把握就打，没有胜利的把握就不打，才算得上是优秀的将领。《孙膑兵法》原书久已失传，以至有不少人怀疑孙子及孙膑是否有兵书传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才使这件历史悬案得到解决。

在百家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还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典籍，其中以《周易》《诗经》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塑造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易》包括《易经》与《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是一部占筮的书。它于殷末周初完成基本框架，春秋中期以前著成。《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从象数、义理方面阐述其精蕴，包括10篇文字，亦称“十翼”。《周易》第一次将华夏民族的原始记忆和意象上升到理性高度，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普遍规律的思想体系。《周易》强调事物的整体性，明确指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强调整体内部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并把“太和”（阴阳合和）看做是整体运动的最佳状态。《周易》还以朴素的辩证思维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观点。《周易》把宇宙不断变化、运行的刚健自强、包容万物的法则引入人类社会，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厚德以载物”的命题，要求人们仿效自然的刚健与包容精神，不畏艰难，努力拼搏，兼容并蓄，广泛吸收营养，以图个人的发展及民族和国家的强大。《周易》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包括哲学、宗教、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建筑、数学、天文、历法、医药以及博弈等，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周易》的精神还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引导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为民族和国家的繁荣昌盛而献身。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最初称为“诗”，汉代以后被儒家奉为经书，才称为“诗经”。书中原本收录311篇作品，现存305篇。这些诗歌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部分出自黄河流域，只有少部分出自江汉流域和淮河流域。《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这些作品大部分属于民歌民谣，少部分出自公卿大夫、下级官吏和巫祝之手。《诗经》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用丰富简练、生动形象的语言和以赋、比、兴为主的多种艺术手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历史传说、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全书约编定于春秋中叶。孔子曾审订过《诗经》，并把它作为重要教材教授学生。经过孔子的提倡，《诗经》便被看做人们的“外交通则”“政治教本”“谏书”，变成一部教化人生的百科全书。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诗经》的影响大大突破了文学作品的审美领域，广泛地渗透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各个层次。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萌生于黄河流域的“和”的理念也逐渐趋于成熟。“和”字在我国出现很早，早期甲骨文的“和”写作“龢”。《说文》：“龢调也，读与和同。”可见“和”源于“龢”。而“龢”又从“龠”从“禾”。《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从声也。”由此可知，“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其演奏的乐曲，并由乐器的合奏及乐曲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等涵义。西周末年，据《国语·郑语》的记载，郑国的史官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问题时，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一味追求“同”而抛弃“和”，必然要走向衰败。春秋时期，晏婴又进一步发挥了史伯“和实生物”的思想。据《左传》鲁昭公二十年的记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又明确指出“和与同异”。他认为，“和”好比做羹汤或弹奏乐曲，只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才能成为美味佳羹或动听的乐曲。到春秋末年，孔子更进一步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的理念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此后，“和”或和谐理念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取向。

春秋战国时期是黄河流域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黄金时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舞台的百家争鸣标志着黄河文化的成熟，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理性文化的发展已跃进到一个新的高峰，为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W9UEM9TW13TWI9WyVCLVYiHOLDL2H+Gl62fp4EjkoZJl4fIwvOPbUknoywMiSb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