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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黄河中游的秦国之所以能最终翦灭六国，实现统一，这自然有秦王嬴政的功劳，正如李白的《古风》所歌颂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但它归根结蒂乃是黄河流域生产力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铁器的使用。中国掌握块炼铁技术晚于西亚诸国。1978年在甘肃灵台景家庄春秋早期秦墓中出土了一把铜柄铁剑，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春秋初年虢国贵族墓中也发现了一件铜柄铁剑，经鉴定都是采用块炼铁锻成的，并且是用块炼铁渗碳锻成的钢制品。这说明中国人掌握冶铁技术后就有新的发展。到春秋晚期，人们更发明了在较高温度下将铁矿石液化还原炼成生铁即铸铁的技术。长江流域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铁丸、铁锸和铁鼎，经分析即为铸铁。《左传》还记载了周敬王七年（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的事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人们也已掌握了生铁冶炼技术。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更为普遍。地处黄河流域的秦、韩、赵、魏、燕、齐诸国的遗址均有铁器出土。河南洛阳水泥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和铁镈，经考察均系生铁铸件经柔化处理而得的产品。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生铁柔化处理技术的国家。欧洲直到公元初年，罗马才偶尔能生产生铁，且多弃而不用，直到14世纪才真正开始使用生铁铸造物品，而欧美掌握生铁柔化处理技术更比中国晚了2000多年。我们民族发明的这些冶金技术后来不断得到发展，直到明代，一直居于世界先进地位。
黄河上游峡谷（彭山 摄）
战国时期黄河流域铁器的大量发现表明当时铁器的使用已经在七国境内推广普及，不仅用做作战武器和生活器具，而且广泛用做农业和手工业工具，尤以生产工具为大宗。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黄河流域在春秋时期已出现了铁犁，到战国时更得到广泛的应用。铁犁牛耕的出现使黄河流域的许多荒地得到开发，也使平民独力开垦荒地成为可能，提高了他们在私田上劳动的积极性。他们纷纷垦殖私田附近的荒地，扩大私田的数量，而不肯“尽力于公田”。一些贵族还凭借自己的势力，与周天子争夺公田，把公田变为自己的私田。争田事件层出不穷，土地转移非常频繁。这样，一方面是私田数量不断扩大，庄稼越种越好，另一方面是公田面积日益缩小，并出现“维莠骄骄”“维莠桀桀”的荒芜景象，井田制因此日趋瓦解。随着各国变法和改革的展开，土地全都按亩征税，可以自由买卖。旧贵族、新官僚和大工商者竞相购买土地或者通过建立军功来获得土地赏赐，拥有大量土地。他们改变剥削方式，允许耕种土地的劳动者在交出作为地租的大部分产品后保留部分产品以供己用。这样，土地占有者就变成封建地主，耕种土地的劳动者则变成封建农民。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取代了奴隶主土地国有制。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下，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开始形成，推动着传统农业向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铁器的使用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黄河流域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的生产部类日益增多，分工也日趋细密。纺织、冶铁、青铜铸造、采矿、煮盐、竹木器、漆器、皮革、制陶、酿酒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冶铁与煮盐的发展尤为迅速。到战国时，黄河流域各诸侯国都有冶铁中心，如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韩国的冥山、新郑、阳城，燕国的兴隆等，大的冶炼场有好几百名冶铁工人。煮盐则以齐国的渠展之盐、燕国的辽东之盐和魏国的河东之盐最为著名，齐、燕之盐为海盐，魏国之盐是池盐。手工业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手工业生产全由官府控制经营，称做“工商食官”，产品只供贵族统治者消费，并不进入市场交换，生产者全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到战国时期，在黄河流域辽阔的土地上，除了官府直接掌握的官营手工业，还有家庭手工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的大手工业。私营的大手工业主要集中于冶铁和煮盐部门，富可敌国。如鲁国的猗顿，在今山西运城一带经营池盐致富；邯郸的郭纵以冶铁为业，“与王者埒富”。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大批商品投入市场，商业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当时的商人既有坐贾，也有行商，既有官商，也有私商。商业的活跃促进了金属货币的发展。春秋中期以铜贝为多，晚期则以铜铲为最。至战国，中原地区因地域的不同而流行多种金属货币，贵金属也在此时加入货币的行列。
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黄河中下游地区兴起了城市建设的新高潮。黄河流域城市建设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西周分封诸侯之时，当时每一个诸侯国都有其都邑“城”和治理的地区“野”。到东周时，王权衰落，诸侯纷争，各国为了防御他国，保卫自身，纷纷增筑城墙，挖掘濠沟。不过，这时的城市还仅仅是国君士大夫所居的政治中心，而且其规模受到周朝制度规定的王九里、公七里、侯五里、男三里的严格限制，城邑都不大，城“无过三百丈者”，人“无过三千家者”。进入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城市的建设出现了第二次高潮。不仅城市不断涌现，而且规模已突破“先王之制”的限制，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景象。城市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先单纯的政治中心演变为兼具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功能。当时，著名的大城市有秦的雍城、咸阳，晋的新绛（今山西曲沃西），燕的下都，赵的邯郸，韩的阳翟、新郑，齐的临淄，魏的大梁，鲁的曲阜等。临淄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工商都会，建在淄水之滨，由大城与小城两个部分组成，城墙总周长21433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千米。据苏秦的说法，当时的临淄有7万户，另有士卒21万。若按每户4～5人计算，城市人口当在30～35万。按男女性别比计算，则有40余万人口。新郑位于洧水与黄河的交汇之处，背靠豫西山地，面向黄淮平原。故城周长约19千米，面积约14平方千米。一道南北隔墙将故城分为东、西两城。东、西两城有许多著名的里市街道，道路十分宽阔，可并行9辆车子。城里宫阙巍峨，殿堂高大，街道纵横，车马如织；东门之外，游人云集。
战国以来封建经济的飞跃发展使黄河流域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步得到加强，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形势，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但是，分裂割据的状态又使各国“壅防百川，各自为利”，互相制造水患，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由于割据各国的纷争，关卡林立，币制不一，也妨碍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扩大，限制着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全国的统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心之所向。秦王嬴政正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心之所向，才得以完成统一大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