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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黄河流域进入社会大动荡的东周时期。东周包括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与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两个阶段。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周王室的权势一落千丈，直接管辖的土地和军队很少，实力还不及一个中等的诸侯国。各诸侯国不再听命于周天子，相反地却拼命兼并邻近的诸侯国，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妄图称霸天下，取天子而代之。列国之间争雄称霸，导致长年征战，干戈不息。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诸侯争霸的主要战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的生活极度贫困，黄河母亲的心在暗暗滴血。
许多诸侯国为了争当霸主，努力实行革新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壮大自己的实力。首先实行改革进而称霸中原的是齐桓公。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即位后任用出身贫寒的颍上（今属安徽）人管仲为相。管仲任齐相40余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管仲强调：“凡治国者，必先富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首先打破井田制的限制，实行“相地而衰征”，不论公田、私田，皆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征税，这实际上就是承认私人对土地的私有权。他主张义利并重，利用齐国东临大海的优势，实行渔盐出口免税的办法，鼓励渔盐的生产和贸易，并设盐官、铁官，利用官府的力量发展盐铁业。管仲十分重视人才，认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他规定，乡和属都要推荐人才，否则按“蔽贤”“蔽明”罪论处，并规定士经过三次审选，可以拔为上卿之赞（辅助）。他就曾提拔和选用出身微贱的替商人赶牛车的宁戚为大司田（农官）。管仲还改革行政机构和军事制度，从而为齐国实现霸业奠定了基础。
此时，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夏人、商人、周人为核心，并融合一些内迁的周边少数民族，已形成华夏的民族共同体。分布在华夏周围的“四夷”也开始形成民族的雏形。他们乘天下大乱，纷纷内进中原。管仲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来参加争霸。齐桓公接受了这个建议，在管仲的协助下，领导各诸侯国抵抗戎狄的侵扰。他曾出兵援救邢、卫和燕国，并帮助安定周室，拥立周襄王。后来，齐桓公还率兵伐楚，阻其北上，从而获得霸主地位。
继齐桓公称霸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早年因受后母的迫害，在外流亡19年，62岁才得秦穆公之助，回国登位。晋文公任用狐偃、赵衰等贤良之士，实行改革，使晋国很快就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晋文公继续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图谋霸业，曾出兵帮助平息周室的内乱，使出奔郑国的周襄王复位。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633年）冬，楚国北进中原攻打宋国，宋向晋国求援，晋文公于是出兵相助。他用“退避三合”之计，诱敌深入，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打了个以少胜多的大胜仗。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北）大会诸侯，周襄王派人命他为“伯（霸）”，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
黄河落日（彭山 摄）
晋楚的争霸持续了百余年的时间。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晋大军又在邲（今河南郑州北）展开激战，楚庄王大获全胜，饮马黄河，做了中原盟主。随后，崛起于西陲的秦穆公也向东扩展势力，图谋霸主地位，因受阻又转向西方发展。到春秋后期，各诸侯国的旧奴隶主贵族已趋于没落，被国内的阶级斗争弄得精疲力竭，难以再对外发动兼并战争。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戍便约请晋、楚、宋、鲁、郑、卫、齐、秦等14国代表在宋都（今河南商丘）召开“弭兵”会议，共尊晋楚为霸主，宣布停止战争。此后，除长江下游的吴越争霸外，中原地区大约维持了40年的休战。
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到春秋末年，诸侯国已从原有的100多个减少到20多个。许多转化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卿大夫在诸侯国相继起来夺取政权。如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齐国大夫田成子发动政变，夺取了齐国政权；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韩、赵、魏三国；此外，鲁国大夫季孙、叔孙、孟孙三氏也通过长期的斗争，瓜分鲁君的土地和人口（包括军队），出现了“三桓执政”的局面。于是，便形成秦、楚、齐、韩、赵、魏、燕七国并立的形势，是为“战国七雄”。其中，除楚国位于长江流域外，其余六国都在黄河流域。七国的君主皆自命为王，力图统一全国。他们纷纷实行变法以增强国力，并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兼并邻国。一时间，烽烟滚滚，黄河流域又为一片战火所笼罩。
战国前期，七国的争雄主要是魏齐的角逐。魏国是当时七国中的首强，开国君主魏文侯励精图治，广揽人才。他起用法家李悝为相，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李悝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但崇尚法家思想。他任相之后除大力奖励耕垦，以“尽地力之教”外，还采取了两项影响深远的措施。一是废除世袭爵位制度，以功劳的大小分授爵位和俸禄，叫做“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从而剥夺无功受禄的旧贵族的特权，为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建立封建的官僚制度开辟了道路。后来秦国的商鞅变法用“依军功行田宅”的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就是李悝变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二是制定《法经》。在奴隶制时代，法律体现奴隶主阶级的意志，不仅“刑不上大夫”，而且不公布成文法，“临事而议罪”，任意迫害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从春秋末年以来，先后有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晋国铸刑鼎，公布了成文法。李悝著《法经》，集春秋以来法典之大成，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贯穿“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限制与取消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保护封建的私有制，成为日后中国封建法律最早的蓝本。经过李悝的变法革新，魏国的势力日盛，除西向攻秦、北灭中山外，还联合韩、赵向东开拓，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大败齐军。后来，魏惠王把都城从安邑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以庞涓为将，更大肆对外用兵。
齐国原先常遭韩、赵、魏“三晋”的攻击，一度臣服于魏。田氏夺取政权后，日渐崛起。到齐威王时，采纳邹忌的主张，厉行改革，任用田忌、田婴、孙膑等为将，并在稷下学宫网罗人才，势力更盛，决心与魏一争高下，于是演出了一幕孙、庞斗智的活剧。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大将庞涓率领8万大军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威王命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率8万齐军前往救援。孙膑向田忌提出著名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田忌依计而行，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大败庞涓。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352年），庞涓又率领魏、赵军队攻韩，韩国求救于齐。孙膑又与田忌等人制定了因势利导、示弱骄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率齐军先佯装攻魏，迫使庞涓迅速回撤。待魏军解除对韩都的包围，齐军再采用“退兵减灶”之计，制造士卒大量逃亡的假象，诱使魏军前来追击，然后在马陵山（今山东郯城）设伏以待。庞涓果然中计，以为齐军已逃亡过半，遂丢下步兵，与太子申带领部分轻锐兼程追赶。深夜时分，庞涓赶到马陵山，看到道旁的大树上挂着“庞涓死此树下”几个大字，才知中计。正要逃去，齐军万弩齐发，庞涓中箭而亡，太子申成了齐军的俘虏。
马陵之战后，齐威王声望日隆，但齐国一时也难以征服魏国，魏齐遂于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在徐州会盟，魏惠王尊齐为王，齐威王也尊魏为王。
当魏齐在东方争雄时，僻处西陲的秦国也通过革新变法而日趋强盛。秦在周初原是一个附庸小国，居于犬丘（在渭北，今陕西咸阳附近），春秋初年因秦襄公助平王东迁有功，才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并赐以岐山以西之地，遂在淠水之畔的岐建都定居。秦国的经济很快由以畜牧业为主过渡到以农业为主，势力日益壮大，后迁都渭河北岸的平阳（今陕西岐山县），再迁于雍水之滨的雍（今陕西凤翔南）。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秦穆公继位后，大力发展经济，使农业生产赶上甚至超过东方某些诸侯国，传统的畜牧业也继续得到发展，涌现了能识千里马的伯乐、方九皋等著名的相马专家。秦穆公还勤于求贤，重用出身低微的百里奚以及蹇叔、由余等谋臣，积极向东方拓展势力。后来因东进受阻，乃转而西进，“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战国初期，秦献公迁都泺水之滨的栎阳（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栎阳镇东）。秦孝公继位后，以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为谋主，实行变法。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旧贵族出身，姓公孙，名鞅，后被秦封到商地，故又称商鞅。他自幼“好刑名之学”，即法家学说，先到魏国求仕，未受重用，后来便投奔秦国。秦孝王先用他为左庶长，后提升为大庶长，最后任命为上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各国的相国兼将军的官职。商鞅先后两次实行改革，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废井田，打破公田和私田的界限，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公布法令，申明“刑无等级”，卿相、将军或大夫犯了国法，与庶人犯法一样要受到处罚；推行县制，在秦境内设立31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编定户籍，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连坐。为了便于向东发展，商鞅还将都城由偏北的栎阳迁到渭河北岸的交通方便的咸阳。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战国中期，秦因商鞅变法而日盛，齐亦因桂陵、马陵之战而益强，形成两强并立的局面。西秦与东齐为了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其余各国为了阻止大国的兼并，都频繁地进行各种外交活动，这就出现了所谓“合纵”与“连横”两种外交策略的交锋。“合纵”是指南北相连，“合众弱以攻一强”，以相对弱小的三晋为中心，北连燕，南连长江中游的楚，西可对付秦，东可对付齐。“连横”指东西联合，“事一强以攻众弱”，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打击、蚕食另一些弱国，或由秦、齐联手共同瓜分天下。一批胸怀韬略、能言善辩的游士政客纷纷游说于各国君主，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人们称之为纵横家。魏国贵族的后裔张仪与东周洛邑人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张仪曾频繁游说东方诸国，破坏齐楚联盟，削弱它们抗秦的力量。张仪死后，苏秦又游说各国，组织合纵攻齐或攻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强齐的作用，客观上为秦完成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楚、齐相继遭到削弱而日趋衰落以后，秦国首先将矛头指向邻近的韩、赵、魏三国。三国之中，赵国的武灵王在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开始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学习北方戎狄等胡人的骑马射箭，下令全国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并亲自组建、训练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不仅打败了过去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还向北拓地上千里，成为秦国东进的一大劲敌。秦国于是便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赵国。
秦昭王利用许多手段，向赵惠文王发起挑衅。他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了一件稀世珍宝“和氏璧”，就写信说愿用15座城池与之交换。赵王和许多大臣怕得罪秦王，又担心他不讲信用。赵国大臣蔺相如自告奋勇，携璧出使秦国。秦王果然没有诚意，蔺相如巧妙地将璧取回，并派人由小道送回赵国，使“完璧归赵”。后来，秦王又约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蔺相如随赵王前往。酒兴正浓时，秦王令赵王鼓瑟助兴，并令秦国史官记下此事，以示侮辱。蔺相如也请秦王击缶助兴，秦王不肯，他跪在秦王面前说，就在五步之内，他可以将颈血飞溅到秦王身上！秦王只得勉强敲击一下瓦缶，蔺相如也叫赵国史官记下此事。秦国的大臣又挑衅地要求赵国拿15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要求秦国拿都城咸阳为赵王祝寿。蔺相如为保卫赵国的尊严立下了大功，赵王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扬言要羞辱他一番，但蔺相如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不计较。廉颇非常感动，登门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与之结为刎颈之交。赵国内部因此安定团结，上下同仇敌忾，使秦国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出兵来攻。
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占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迫降韩上党郡守。秦国遂发兵攻赵，双方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相持了3年，秦军最后击败赵军，秦将白起活埋了赵国降卒40余万。秦军乘胜长驱直入，包围赵都邯郸，赵孝成王与相国平原君赵胜遣使向魏、楚求援。魏安釐王先是派晋鄙率10万大军往援，后因受到秦国使臣的威胁，又令晋鄙驻扎赵魏交界的汤阴，静观变化。平原君忙写信请他的妻弟、魏相国信陵君无忌设法帮忙。信陵君劝其兄安釐王下令进军救赵，安釐王始终不肯下令。信陵君最后采纳门客的建议，凭着曾帮魏王的爱妃如姬报过杀父之仇的份上，求她盗出发兵的虎符，假传王令，命魏军直奔邯郸救赵。秦军大败而去，赵国这才转危为安。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13岁的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即位后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嬴政的父亲子楚原是秦国的公子，后被送往赵国做人质。在邯郸经商的卫人吕不韦认为立一国之主比经商更能获利，便把自己已怀孕的宠妾夏姬献给子楚为妻。子楚的父亲是秦太子安国君，其正室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又花大量钱财进行活动，让安国君夫妻立子楚为嫡嗣。秦昭王死后，安国君继位为孝文王，子楚也就被立为太子。孝文王即位仅3日便一命呜呼，子楚登基为庄襄王，吕不韦被任命为相国，封文信侯，获洛阳食邑10万户。庄襄王在位3年又死去，夏姬所生的儿子嬴政继位，因为年幼，一切政务皆由太后及吕不韦处理。吕不韦不仅位及相国，而且取得“仲父”（次父）的称号，野心日益膨胀。他网罗3000门客，杂糅儒、法、道、农、五行诸家学说，编纂《吕氏春秋》，企图影响和控制秦王嬴政。吕不韦还和太后的亲信宦者嫪毐相勾结，把持朝政。秦王嬴政九年（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举行加冠典礼，即将亲政，嫪毐发动叛乱。嬴政果断调兵镇压叛乱，车裂嫪毐，随后将吕不韦贬到巴蜀，吕畏罪自杀。亲政以后，嬴政选用贤能，任命李斯为相国，尉缭为国尉，整顿内政，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扫除了内部的障碍。
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采纳李斯的建议，着手开始扫灭六国、统一中原的战争。从第二年起，秦军连续四次攻赵，给赵军以严重的打击。韩、魏两国十分恐慌，相继向秦献地。秦国乘韩王献地之机灭掉韩国，然后挥师灭赵。正在这时，发生了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刺秦王的事件。
燕太子丹早年曾在赵国做过人质，同当年随父母生活在赵国的嬴政相处颇好。嬴政即秦王位后，燕太子丹又到秦国当人质，没料到嬴政对他却很冷淡。燕太子丹很气愤，就私自逃回燕国，秦、燕两国从此绝交。赵国灭亡后，秦军兵临燕境。燕国国小人少，力量薄弱，燕王喜惶恐不安。为了挽救危局，太子丹决定派人行刺秦王嬴政。他在燕下都（今河北易县武阳）找到卫人荆轲拜为上卿，要他去完成这个任务。荆轲慨然允诺，并建议太子丹杀掉前来投奔的秦叛将樊於期，割下其头颅献给秦王嬴政作为见面礼。秦王嬴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头颅和卷着一把匕首的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州、定兴、高碑店、固安一带）地图，和副手秦舞阳在易水岸边向送行的太子丹告别。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登车而去，终不反顾。荆轲和秦舞阳到达秦都，向秦王献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地图，表示燕国愿降于秦。当嬴政展开地图，图穷匕首见，荆轲即抓住秦王的衣袖，拿起匕首行刺。嬴政扯断衣袖，绕着宫殿里的立柱躲闪。荆轲行刺未果被杀。后来，东晋诗人陶潜在《咏荆轲》中歌颂他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荆轲刺秦王失败后，嬴政下令大举攻燕。秦王嬴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军攻入燕都，太子丹和燕王喜逃往辽东。第二年，秦军进攻魏都大梁，因久攻不下，遂掘开黄河堤坝，引黄河、鸿沟之水淹灌大梁。3个月后，魏国灭亡。第三年，秦军又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迅速向江南楚地推进，灭了楚国。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攻破齐都临淄，灭掉齐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局面终告结束，饱受战患之苦的黎民百姓终于又看到了恢复生产、过上安定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