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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人生》初版于1947年。1988年商务印书馆再出新版，增加了一些文章，同时在编排次序上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此次整理以新版为底本，参校初版及部分文章初次发表时的报刊，个别文字并据贺麟自用本标记校改。
本书的第一版，是我1946年9月2日离开昆明返回北平之前，把我在八年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在各报刊上所发表过的论文，包括不少较长的论文，费了许多工夫搜集起来，交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正式出版。由于这本书印数不多，读到这书的人可能较少，现在有必要再出新版。
这一新版与初版比较起来，有不少变动：（1）增加了几篇文章，如《论哲学纷无定论》《文化、武化与工商化》《漫谈教学生活》《向青年学习》等文章，都是新加进去的。（2）每篇文章所发表的时间和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作了比较准确的标明。（3）其中有一些论文，初版时为了使标题简短，结果倒不能够正确表达原意了。如《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这篇文章，收入此书时缩短为《抗建与学术》，使人莫名其妙。又如，有两篇文章，一为《物质建设与培养工商业人才》，一为《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初版中用《物质与思想》的题目概括两文，不细读这两篇文章的内容，谁也不会知道这两篇文章里所涉及的新的、重要的问题。还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法治的类型》，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明确概括地讲来，法治大约有三种类型：一类为申韩式法治或西方当时所称谓的那种法西斯式的法治；其次为诸葛亮式的或有儒者气象的法治，如挥泪斩马谡；最后为近代民主或现代化的法治，我当时想到的是英美两院制那样的法治。但就今天来说，也应该包括社会主义法治或人民民主专政式的法治。
《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就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
我记得我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对于讲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不过严重的错误在于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殊不知蒋的目的、方针、政策均与孙中山相反，因而使得这书很早就在台湾出版。
至于《文化与人生》一书，我的老朋友徐佛观先生，因意见与台湾当权派不合，遂转到香港新亚书院任教和写作。他写信告诉我，《文化与人生》是他带在身边的书籍之一，同时他也嘱咐他的儿子把他自己的好几种水平很高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学和哲学的书籍亲送到我的家里。可惜佛观先生因胃癌不治，于1982年逝世。
一位朋友借给我一册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台湾水牛出版社，《哲学丛书》，1985年6月）。从这书内了解到我的旧著《文化与人生》也已于1973年在台湾地平线出版社印行了新版。
韦政通本人在他这本书中首先提出，对于五伦的检讨，“第一，检讨者不但对传统伦理要有同情的了解，而且了解得要有深度。第二，既是检讨就必须有新的观点和新的知识，然后才能在新旧之间从事接合性的思考”。“据我阅读所及，贺自昭《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是能符合这个条件的一篇重要文章，在他讨论的范围之内，自知不能说得比他更好，况且这篇文字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趁这个机会做一简介”：
贺文的主旨是“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且认为“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他的文章写于抗战时期，距今大约已四十年左右，今天看起来，他所标示的主旨，无论是当作工作的目标，或是对方法的提示，仍然有新鲜之感，一点也不过时，现在我们仍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
贺强调要批评五伦观念，须从本质着手。从本质上去考察，他认为五伦观念实包含下列四层要义：
（一）特别注重人，和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十分注重人与神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特别注重道德价值，而不甚注意宗教、科学的价值。……贺氏认为今后仍不妨循着注重人伦和道德价值的方向迈进，但不要忽略了宗教、科学，而偏重狭义的道德价值，不要忽略了天（神）与物（自然）而偏重狭义的人，这样才能把五伦说中注重人伦之义充实发挥。
（二）维系人与人间正常永久关系。因此人不应规避政治的责任，放弃君臣一伦；不应脱离社会，不尽对朋友的义务；不应抛弃家庭，不尽父子兄弟夫妇应尽之道。缺点是这种五常伦的思想一经教条化，发生强制的作用，便损害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而且把这种关系看得太狭隘太僵死了，不唯不能发挥道德政治方面的社会功能，反而大有损于非人伦的超社会的种种文化价值。
（三）以等差之爱为本而善推之。贺氏认为这种主张不单是有心理的基础，而且似乎也有恕道或絜矩之道作根据，是最有人情味的。持等差之爱说的，并不是不普爱众人，不过他注重一个“推”字，要推己及人。此外，他对等差之爱的观念，提出两条重要的补充：第一，若仅偏重于亲属关系的等差爱，而忽略了以物之本身价值及以精神之契合为准的等差爱，则未免失之狭隘，为宗法的观念所束缚，而不能领会真正的精神爱。第二，普爱说与合理的等差爱之说并不相违背，普爱说中有“爱仇敌”的教训，是站在宗教的精神修养的观点说的，惟有具有爱仇敌的襟怀的人，方能取得精神的征服或最后的胜利。孔子的老安少怀，孟子的人饥如己饥，人溺如己溺，就是普爱或至少距普爱的理想不远。普爱与孟子的学说并不冲突，乃是善推其等差之爱的结果。
（四）以常德为准而竭尽片面之爱或片面的义务。贺氏认为这种要求正是传统三纲说的本质。三纲说乃五伦观念之最基本意义，也是五伦说最高最后的发展。离开三纲而言五伦，五伦仅是一种伦理学，五伦说发展为三纲，才使它具备正统礼教的权威性与束缚性。他分两层来说明五伦说进展为三纲说的逻辑必然性：第一，由五伦的相对关系，进展为三纲的绝对关系；由五伦的相互之爱、等差之爱，进展为三纲的绝对之爱、片面之爱，所以必须有此进展，是因相对之爱（如君不君则臣可以不臣之类）是无常的，这种人伦的关系，社会的基础仍不稳定，变化随时可以发生，三纲说的成立就是为了补救相互关系的不稳定，进而要求关系的一方绝对遵守其位分，实行片面之爱，履行片面的义务，以免人伦关系陷入循环报复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第二，自三纲说兴起后，五常作为五常伦之意义渐被取消，作为五常德解之意义渐次通行。所谓常德就是行为所止的极限，就是柏拉图式的理念或范型，也就是康德的道德律或无上命令。五伦说注意人对人的关系，三纲说则将人对人的关系，转变为人对理、对位分、对常德的片面的绝对的关系，故三纲说当然比五伦说来得深刻而有力量。因此忠君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念的尽忠，不是作暴君个人的奴隶。
以上四点对五伦内涵的分析，不但态度客观，且确已把握到传统伦理的本质，尤其对等差之爱的补充，以及对三纲的精神，更是作了颇富创意的阐释，很能表现一个哲学学者的思考训练。
以上全文引证自韦政通先生讨论我旧著《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我读了他的这一部分文章，好似空谷足音。国内有的学者，多不加理会，甚至有对它作过左的批评者。而韦先生则称其“仍然有新鲜之感，一点也不过时，现在我们仍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又如说“不但态度客观，且确已把握到传统伦理的本质，尤其对等差之爱的补充，以及对三纲的精神更是作了颇富创意的阐释”。真令我感到“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
1986年10月中，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四个单位曾举行关于我的学术思想讨论会。不少人都把这册《文化与人生》当作我在对日抗战八年期间关于人生、道德、教育、法制、宗教、中国哲学等文化各方面，寻找讨论批评的材料，并认为是我的前期思想代表作之一，另一册为《近代唯心论简释》。在这里，我还是希望读者同志们把这一新版的《文化与人生》作讨论批评的对象。
此书之出新版，哲学所杨君游和范建荣同志帮了不少的忙，特致谢意。
贺麟
1987年3月12日
这是我抗战八年来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所写的关于文化问题及人生问题的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曾经先后分散在国内各地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我于离开昆明回返北平之前，很费了一些工夫才把它们搜集整理起来，成为一册较完整的论文集。我虽无法把它们分章分节地作为系统的形式排列起来，但它们确是代表一个一致的态度，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基本的立场或观点。它们之间实有内在的联系。自信十余年来，我的思想没有根本的转变，没有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循着同一个方向进行发展。即是从各方面，从不同的问题去发挥出我所体察到的新人生观和新文化应取的途径。在发挥我的文化见解和人生见解时，我觉得我又在尽量同情理解并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点，并介绍西洋文化的意义，西洋人的近代精神和新人生观。
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前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这些解答所取的途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似乎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篇中大都系亲切地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以与青年朋友们谈心论学，我并不企图讨论专门系统的哲学问题，然而我个人的哲学见解均已在浅近的方式下散见于各篇中，因此希望对于会心的读者能多少引起他哲学的兴趣并启发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这书似乎多少可以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有我。书中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每一篇都是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体验的自述，或自己读书有得有感的报告。也可说每一篇都有自己性格的烙印。有我的时代，我的问题，我的精神需要。这些文字都是解答在我的时代中困扰着我的问题，并满足我所感到的精神需要。（二）有渊源。虽说有我，但并非狂妄自大，前无古人。我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儒家思想。篇中不惟对孔孟程朱陆王有同情的解释，即对老庄杨墨亦有同情的新评价，以期发展其优点，吸取其教训。（三）吸收西洋思想。有渊源，发扬传统文化，却并不顽固守旧。对于西洋人的文化思想和哲学，由于著者多年来的寝馈其中，虚心以理会之，切己以体察之，期望将其根本精神，用自己的言语，解释给国人，使中国人感到并不陌生。在本书中你也许看不见科学、民主、工业化等口号之重见迭出，然而如何使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弥漫浸透于人人生活中，如何使工业化有坚实深厚的精神的基础，本书或有指出进一步的努力，并提出深一层的看法的地方。
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内，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单是抵抗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或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抗战期间，尤其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健康的理想的乐观的思想，不幸容易为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悲观失望的现实情况（这些不良情况也可说是抗战期间潜伏着的病菌的暴发）所排除。然而我们应该尽量从各方面，特别从思想文化方面，去保持抗战胜利的成果。本书中各篇文字，虽很少直接涉及抗战及时局，然而确是在必胜必成的根本信念下写成的。希望篇中所贡献的许多意思，多少可以补救一些消极悲观烦闷的心理，鼓舞我们对人生、对文化、对时局有比较积极乐观的精神和符合理性或理想的看法。
1946年9月2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