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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怀亚特看守所

怎样描述怀亚特看守所呢?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座看守所都只是一座普通的五层高的行政大楼,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越走近它,就越会发现它是一座真正的碉堡、一具混凝土制成的石棺。建筑物正面没有窗户,取而代之的是15厘米宽、80厘米高的细小缝隙。这些缝隙让人觉得浑身冰凉,看着它们,我不禁想象,在里面看到阳光是多不容易。仿佛一旦走进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

美国把监狱的安保分为4个等级。一级安保的监狱称为“营地”,通常是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被判刑的白领犯人准备的。这些拘留营有配套的健身房,通常还有网球场,没有几个狱警,监控措施非常少。二级安保的监狱则是供短期徒刑和非暴力罪犯使用的。再下来是看守所,被称为中等级别,划入第三级,但其实是拥有高度安保的监狱。怀亚特就属于这一类,汇集了来自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各路头号危险犯人。在等待受审期间,他们就被关押在这里。怀亚特并不隶属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辖属的监狱关押的是已经被判决的犯人。而管理怀亚特的是一家私营公司,该公司处于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的监督之下。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按照美国的惯例,根据不同的标准(是否属于帮派、年龄、危险性、种族等)将犯人分配到不同的牢房里。根据怀亚特管理部门的年度报告,2013年收容的囚犯中,39%的犯人是拉美裔,36%的犯人是非裔美国人,25%的犯人是白人。这份报告还强调,2013年有人揭发了犯人之间发生的几起性侵案,但是还没有查清楚。同时,两个犯人被发现死在这里。这些事件令人十分恐慌,以致受害人家属决定投诉。

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但是没有人跟我解释这是为什么。

2013年4月15日,我们的车队穿过大门,在第一个安全检查通道停下,铁栅栏打开后,我们继续向前,到达第二个安全检查通道。他们让我从装甲车里下来,说着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的监狱行话,车上那两个人也跟着一起下来了。这都无关紧要,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由于一直被链子拴着,我一路蹦跳着,依次穿过三个装甲门,最终到达楼内的犯人交接室,这里负责管理犯人的出入。房间里有一个柜台,后面坐着负责犯人交接事宜的监狱总管;有一扇像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种电子安检门,用来检测犯人是否带有金属物;有两个用于搜身的小隔间;还有一把专门用来固定暴力犯人的椅子。狱警解开我们的镣铐,我们再次把自己脱光。自被捕以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被搜身了。我从新加坡出发后,已经两天没有洗澡,身上难免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但奇怪的是,我竟一点儿也不感觉害臊。48个小时已经足够让我把最基本的羞耻心抛诸脑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我飘啊飘,仿佛飘移到了另一个空间……

狱警递过来一个背包,我才猛然醒悟。在怀亚特看守所,新来的犯人的囚服是卡其色的,和所有美国联邦监狱一样,除非被关到黑牢里,那里的囚服是橘色的。我们还分到四条内裤、四双袜子、四件T恤、两条长裤、一双绳底帆布鞋、一双人字拖鞋。除了鞋子,其余的衣物都是旧的,被人穿过且有破损。狱警还递给我一张胸卡,上面有我的照片。照片是他们刚刚在一扇标明我身高的铁栅栏前面拍摄的,那场景就和电影《非常嫌疑犯》里的一样。胸卡上写着我的编号:21613。

现在要填写一张入狱调查表,其中包括一张联系人清单,要把他们的电话号码都写上。突然,我竟然想不起来任何一个我周围人的电话,甚至想不起来克拉拉在新加坡刚换的电话号码。我再也没有办法联系上我的律师了,恐惧感突然涌上心头。那个不专业的辩护律师莉兹也没给我留联系方式。我能电话联系上的唯一的美国“官员”就是布卢姆,那个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接待过我的探员,因为他当时很聪明地给我留了张名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应该和他联系,告诉他我的情况,让他知道我在哪儿。“坚决不行!”狱警很生气,他是个尖嘴猴腮的拉美裔。我执意如此。我试着跟他解释清楚情况,但这让他更生气。他把我和车上另外两个人一起关在一间牢房里。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改变主意了。他允许我打电话,但只能打一个,而且要长话短说。我祈祷布卢姆接电话,他果然接了,但我的好运也到此为止。他说他正在从纽约回华盛顿的火车上,还没来得及给我莉兹的联系方式,电话就断了。布卢姆给我的时间只够我跟他说清楚我的问题!因此,我要求狱警让我再打一次电话。

“这里不是宾馆,你这个蠢货!我说过只能打一次,不能打两次!滚开!”

我匆忙跟他解释,差点儿就去哀求他,但都没有用。

“只打一次!你要是再在这里废话,我就把你扔到黑牢里去!”狱警吼道。

我几乎忍无可忍。但是这个狱警说话的神情凶神恶煞,不容反驳,我只好作罢。

在离开那个“报到室”到达指定区域之前,每个犯人都被分配了一支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块肥皂、一小瓶洗发液、两块毛巾、一张5厘米厚的塑料床垫、两条床单和一条栗色的毯子。我被关在D区,监狱里最破烂的监区之一。在怀亚特,监区都被安排在一个公共大厅周围,大厅四周被牢房环绕着。D区有20多间牢房,每间牢房能容纳4名犯人。我和同坐一辆车来的那两个人一起住在19号牢房。我们三个要和睦相处,因为看守所里的规定是,在我们被关押的前72个小时里,我们不许走出牢房,除非是吃早饭、午饭和晚饭,时间分别是7点50分、12点20分和17点20分。在被关押的第一站里,除去往返于食堂公共大厅的时间,我们三个都得在这11平方米的空间里,每天一起被关上将近22个小时。

牢房里配备了一张小铁桌子、一个洗手盆、一间厕所、两把固定在地上的凳子和两张双层床。牢房建造时是按照每间容纳两个人准备的,但是因为收监人数过多,现在只好每间牢房里住4个人。厕所没有装隔门,上厕所时唯一能够保护隐私的方法,就是等到吃饭的时候,狱警启动牢房门的自动开启模式。这样,狱友就可以在走廊外面等几分钟,给里面留一片暂时的清静……

那个亚洲人的铺位在我上面,那个大块头黑人的铺位则在我对面。幸运的是,我的狱友都很有教养。他们发现我对他们讲的事情一言不发,就放慢了语速,注意用词。他们分别叫赵和梅森。我们靠互相讲述自己的遭遇打发时间。赵的命运十分传奇,他是一名来自越南的政治难民,从马来西亚地狱般的临时难民营里逃出后,最终在1991年流亡到美国旧金山。他用微薄的积蓄开了一家饭馆,继而开了第二家,后来在餐饮业发了大财。

“我最后攒了200万美元!”他说道,“之后我便为所欲为,在赌场里狂赌。我把所有东西都输光了,为了挽回局面,我开始制造假信用卡。”

赵第一次被捕后,被判了两年监禁,在加利福尼亚州服刑。出来以后,他又堕落了,直到在赌桌上输了个天文数字——1 200万美元!他又一次因巨额诈骗罪被捕,现在可能要面临10年刑期。

梅森的个人经历则“传统”得多。他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一个黑人社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母亲是一个“瘾君子”。梅森加入黑帮的时候才14岁,在得克萨斯州开始沾染可卡因交易。他的第一段铁窗生涯长达6年,出去之后就成了“666”的一员,那是个专门面向黑人发展信徒的所谓“伊斯兰教分支机构”,对白人公开推行种族主义,甚至表示在监狱里都得实行戒律。后来他又被判了8年。但是在这两次服刑期间,他完成了两年之内使4个女人生了4个小孩的“壮举”。他向我们讲述那是4个“绝佳”女人的时候,神情十分自豪。

“第一个是监狱的女狱警,第二个是博物馆安全部的女职员,第三个是麦当劳的女服务生,第四个是哈特福德一个俱乐部里的脱衣舞娘。听好了,下面才是重点,”他兴奋地接着说,“没有一个人管我要抚养费!”

在怀亚特看守所的第一天,我的狱友还向我传授了监狱守则。当我在洗手盆上方俯下身去刷牙,往水盆里吐口水的时候,梅森开始对我大喊大叫,甚至骂我:

“你不许吐口水,你没权利这么做。要吐你到厕所里吐去。你不能在我们洗脸的地方吐口水!”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犯人在卫生问题上严格照章办事。

“你小便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得像女人一样坐着小便,”梅森教导我,“你懂吗?你不能尿得到处都是,你不能站着尿。如果你想放屁,也是一样,你得去厕所,并用水冲了,让水把臭味吸走。你听明白了吗?”

话到意到。他说的这些规则也有道理,我会一步步学习的。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病了,那么传染的风险非常高。怀亚特看守所的医疗救助手段基本为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而且还是我自己交的“学费”。飞来纽约之前,我在参加最后一场网球赛的时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的右脚踝内外侧韧带严重撕裂,所以上飞机的时候,我几乎走不了路(所以可以想象,当我戴着镣铐不得不蹦着往前移动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到达怀亚特看守所的时候,尽管我反复要求,但除了一片阿司匹林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治疗。

就算赵和梅森易于相处,但是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依旧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uSfQAD12x+vFmFMA9sRV2ES1gFjetM+i3gNsbBMniJlekvh1vkLwHbBVEGET1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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