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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的这份起诉书标题简明扼要：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多么程式化的标题啊！仅仅是这个标题就已经让我反胃。起诉书共分91节，外加40多页附录，附录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康涅狄格州温莎镇工作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副本，检察官引用了其中的20多封。其中第一封邮件要追溯到11年前，时间是2002年2月。21世纪初，我还记得那时公司的员工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只有一项使命：将阿尔斯通从破产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被总部强力“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必须在所有的招标项目中全力以赴、拼搏到底！我们的口号就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中投标，准备建造两台100兆瓦的锅炉，总金额为1.18亿美元。从阿尔斯通的规模来看，这是一笔非常小的生意，但在那段困难时期，这是我们能够拿下的为数不多的几笔生意之一。于是，这笔生意很快就具备了极高的战略意义，被总部划定为“最优先级”。
然而，我们仍有许多担忧，其中一点便是，这个项目位于印度尼西亚，当时当地的营商环境比较差，腐败问题严重。尽管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这一情况略有好转，但1998年之前在美国政府一手扶持的独裁者的“统治”下，公司将合同金额的15%甚至20%作为佣金，支付给与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中间人，这种行为再正常不过了。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否处于苏哈托时代，不行贿就不可能在雅加达谈成生意。
但是，我们清楚自己确有胜算。实际上，在苏哈托统治时代，印度尼西亚境内的项目主要都发包给了美国公司和日本公司。就锅炉领域而言，两大美国巨头垄断了整个市场：一家是巴威公司，另一家是燃烧工程公司——阿尔斯通刚刚通过ABB收购的美国子公司。
因此，在塔拉罕项目的招标竞争中，阿尔斯通处于有利地位。此外，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地位相当于法国电力集团）已经选择了一种和我们公司的锅炉产品档次相匹配的技术：循环流化床技术，又称清洁煤炭技术。这一技术能使劣质煤在燃烧时，清除大部分污染物。而在这一尖端技术领域中，阿尔斯通正是世界两大领跑者之一，另一家竞争对手则是美国的福斯特惠勒公司。简而言之，竞标开局很好。接下来的进展是这样的。
2002年8月的一天，温莎的一位销售代表罗斯柴尔德联系我。他请求我批准雇用一位中间人，以帮助我们签下合同。印度尼西亚是他们传统意义上的大份额市场，因此我想温莎的部门应该知道如何在这一敏感地区开展工作。8月28日，我通过邮件回复了他。如今我发现，这封邮件被逐字逐句地誊抄在检察官撰写的起诉书上（起诉书附录43）：“请继续推进。另外，请将我可以正式批准的关键资料发给我。”对于邮件的内容，我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还能想起，在写完这封邮件后我仍心存疑虑，便在办公室给罗斯柴尔德打电话，询问我们准备雇用的这位中间人的信息，希望了解更多详细情况。罗斯柴尔德以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口吻告诉我，这个中间人就是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能源委员会任职的埃米尔·穆伊斯议员的儿子。当时，负责监管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并未使我的美国同事感到太多顾虑，尽管这部法律自1977年起就在美国生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截至2002年，这部法律很少在美国境内执行（几年才执行一次）。因此，25年来，燃烧工程公司和美国境内发电领域内的任何其他竞争对手，没有一家公司因为这部法律担心过。
就我而言，当时尽管我对这些法律机制知之甚少，但我仍然觉得向一位议员的儿子支付佣金是一种卑劣的手段。因此，我立刻命令罗斯柴尔德中止雇用这位中间人。我明白自己必须谨慎行事，因为这位中间人是雷扎·莫纳夫挑选的。莫纳夫是一个关键人物，他领导着雅加达的锅炉部门，掌控着阿尔斯通在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关系部。但是，罗斯柴尔德还是听从并且执行了我的命令。
此外，检察官还提到罗斯柴尔德随后发送的邮件（起诉书附录44）：“不要最终敲定任何事情。我跟皮耶鲁齐讲过此事，我们很担心这位政客。”我当时料定，就这样中止此次审批流程，很可能会为自己树敌，但我没想到会严重到如今这种程度。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的回绝阻止了几名利益相关者收受回扣，而正是他们使我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又过了几天，2002年9月初，罗斯柴尔德告诉我说，莫纳夫又找到了一位名叫俾路斯·谢拉菲的新中间人。他是伊朗裔美国人，在华盛顿定居。但过去数年里，他半数时间都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经营自己的生意，据说他的个人通信录像黄页电话簿一样厚。我还了解到，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几个项目中，谢拉菲已经为ABB担任过中间人。这些事是罗斯柴尔德向我保证的。他将这位新任中间人描述成一个手段高明的说客，不会采取行贿手段。对此，我自然是满腹疑虑，但也很难对温莎的前ABB同事再次提出反对意见。不管怎么说，调查中间人是否清廉正直，原本就是巴黎总部合规部门的任务，我的职责仅仅是把中间人的费用纳入总销售额之中，其余的事情不归我负责。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未来的中间人谢拉菲在阿尔斯通巴黎总部受到接见，和他一起受到接见的人是穆伊斯，那位在印度尼西亚议会负责能源事业的议员。借此机会，谢拉菲还被引见给劳伦斯·霍斯金斯（柏珂龙以下的第二级管理层）——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随后，谢拉菲还将会见合规部门的负责人。公司甚至还在考虑，有朝一日凭借他的帮助再签下印度尼西亚的第二份合同。总而言之，巴黎之行结束后，合规部门和霍斯金斯批准了雇用谢拉菲作为塔拉罕项目的中间人。我的上司们似乎对这位中间人给出的保证非常满意。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谢拉菲的任务非常简单：组织同客户、政客、财政专家以及顾问工程师之间的会谈，向他们夸赞本公司标书的卓越之处。简而言之，就是一名说客的常规工作。他的酬劳定为总销售额的3%，这也是这类服务的常规报酬比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谢拉菲正式投入工作。在这个项目中，阿尔斯通和丸红株式会社组成联合体，比例各占50%（丸红株式会社也批准了雇用谢拉菲做中间人），共同与一家美国大企业竞争。刚开始时，一切似乎都进展得极为顺利。据了解，我们的标书定价最低，技术评估最优。很明显，我们占有绝对优势，这份合同已是囊中之物。然而我们也明白，战胜美国公司一直都很困难，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支配的国家。因此，我同谢拉菲和莫纳夫一同拜会了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以求捍卫公司的利益，同时试图平息美国“巨人”的怒火。
对于下面的事，我不用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因为2003年夏天，这条消息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形势突然倒向对美国公司有利的一面。很明显，通过向关键人物行贿，或者只是承诺向其行贿，美方中间人“扭转”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评估团队的意见。我们面临着丢标的危险，日方合伙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于是，丸红株式会社的总裁直接联系柏珂龙，向其表达对塔拉罕项目的担忧。在巴黎，合同谈判将会失败的预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我很快收到了帕尤纳斯的命令，要求我火速赶往印度尼西亚，尽可能减少损失。总部也委派霍斯金斯亲赴现场。我背负着巨大压力，命令同事们尽一切努力扭转局面。在无数封邮件中，有一封邮件今天被检察官拿来指控我，此邮件将当时恐慌的气氛展露无遗（起诉书附录55）。2003年9月16日，我给威廉·彭波尼写道：“周五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您还对我说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可是现在我突然得知，我们公司变成了备选！明天发给我一份补救方案。我们绝对不能失去这个项目！”
2003年9月末，公司在雅加达婆罗浮屠酒店召开了一次危机公关会议。会上，丸红株式会社向我们证实（正如我之前强烈怀疑的那样），我们的美国对手已经承诺向评估委员会中的多名成员，以及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的领导支付贿金。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同日本公司达成了协议，雇用一位新的中间人——一个叫阿兹曼的人。我不认识阿兹曼，也从未见过他，但是在另一份印度尼西亚的合同淡水河口二期项目中，国际关系部和他合作过。而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确保雇用这位新中间人不会超出我们的预算。我们最终决定，将第一位中间人谢拉菲的报酬比例降低：他领取的佣金不超过销售额的1%，也就是大约60万美元；剩余的2%则许诺给阿兹曼。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留给我们行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霍斯金斯立即请示巴黎总部，总部在24小时内便给他开了绿灯。2003年9月，阿兹曼登上舞台，很快便大获全胜。2004年，我们最终成功拿下了这个项目。然而，雇用两名中间人，需要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开设两条平行的资金流通渠道：美国的温莎总部负责支付酬金给谢拉菲，阿尔斯通的瑞士子公司则负责支付酬金给阿兹曼。为了证明阿兹曼所获酬金正当合法，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还要提供“伪造的服务证明”。协助开具这份文件的人，正是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合规部门的职员。
2004年5月24日，塔拉罕合同最终签署前夕，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的总裁艾迪·维迪奥诺接受邀请来到巴黎，走上了阿尔斯通总部的红地毯。为了迎接这位总裁，柏珂龙召集了自己的所有幕僚。我与集团其他高层共同参加了招待仪式后的午餐会。集团上下都十分清楚，阿尔斯通为了取得这块未来的市场，都开出了什么条件。2004年6月26日将最终签字。
我此后再也没有追踪过这件事的进展。我只知道，直到2009年，谢拉菲才收到最后一部分酬劳。而我在2006年中期就被调回了法国。
如今，检察官指控我是这起行贿案件中的“共谋”之一。然而，正如我向斯坦和莉兹两位律师极力重申的那样：
“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获得一点儿个人利益，没有获得一分钱‘回扣’。更何况在起诉书中，检察官们也确认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有任何疑问，就会写在起诉书里。我只是完成了我的工作！完成了柏珂龙等上司当时下达给我的命令！所以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监狱？而且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您说得对，”但是斯坦反驳我说，“但您很清楚您违犯了法律。或者说，您至少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灰色地带，对吧？”
“当然，”我没有否认，“但是在21世纪初，我没有听说过在法国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里担任和我类似职位的任何一个人因有过这种商业行为而受到谴责。”
两位美国律师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让我非常愤怒。很明显，事到如今，他们拒绝继续和我站在一起。他们不听我说话，或者说装作听不懂我说话。随后，斯坦向我传达了一条消息，击溃了我心中仅存的一点希望：
“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您了解。除了邮件和对话内容，检察官手里还掌握着许多证词。”
“斯坦，这点我知道，是罗斯柴尔德的证词……”
“不只是他的，谢拉菲，也就是项目中的第一位中间人也说了很多，他肯定都交代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处理了一件逃税案之后，紧接着就审问了他。他为了躲避长达数年的监禁，与调查人员达成了合作。为了换取彻底的豁免权，他交代了塔拉罕一案的实情。因此，是他揭发了您和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