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有两大意外的契机，即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甲骨学的建立，以及敦煌遗书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建立。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学、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拆毁其赖以建立的根基。

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的角色是由王国维扮演的，他的学术创获尤得力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

王国维对晚清新学的评价虽有所保留，却没有采取简单地予以抹杀的态度。他对清代学术的历史衔接意义极为重视。不错，他确实说过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而且认为宋以后至清朝，是我国思想的停滞期。宋代学术的总体成就是我国学术文化的最高峰，王、陈有几近相同的论述，前已略及。所谓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的判断，实际上主要是指金石、书画之学而言。因为晚清之际，书画学和金石学特别发达，其源头应追溯到宋朝。诚如王国维所说：“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 又说：“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 这说得再明确不过。

至于清学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王氏曾有过专门论述，其中写道：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嘉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王国维对清学流变过程的评价公允而恰切。用一“大”字概括清初学术、用“精”字概括乾嘉专学、用“新”字概括晚清之学，可谓一字不易。他接下去并举出清学的三个代表人物：清初的顾炎武，“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 ；乾嘉的戴震和钱大昕，“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 。王国维本人，不用说是最能认同于东原（戴震字东原）、竹汀（钱大昕号竹汀居士）之学的。

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新学之“新”。对龚、魏今文学之“新”，王国维采取理解同情的态度，认为是“时势使之然” ，但具体评价不无微词：“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 这段话中，“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一语，尤值得注意，因为站在学术史嬗变的角度，这是非常有重量的批评。而“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的指陈，似对其学术的理性建构亦存疑问。但同时也说，造成这种情况是“时势使之然”，他并不想过分苛责前贤。

那么清初及乾嘉的学术传统，晚清是不是就没有承继之人呢？其实有。

这个人应该是孙诒让（1848～1908）。孙字仲容，浙江瑞安人，终生为学，著述极丰。其在经典释义、文献校勘和文字训诂方面获得的成绩，有盛清学者所不逮者。《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是孙诒让用近三十年的时间完成的一部大著述，梁启超称之为“清代新疏之冠” 。而积十年之功撰著的《墨子间诂》，更是“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 ，梁任公称之为“识胆两皆绝伦” 。

不过王国维所特别属意的，则是沈曾植，即沈乙庵先生。沈字子培，乙庵其号，浙江嘉兴人，生于一八五一年，比孙诒让小三岁。沈在晚清是亦政亦学的人物，历任赣、皖按察使、提学使等职。康有为上书、开办强学会，他极力支持。戊戌百日维新之际应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一九一七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亦参与其事。但他的旧学的根底实在非比寻常，经、史、音韵、训诂、刑律，以及西北史地、佛道书画等，凡所接触的领域，均有卓识与创获。所著《海日楼诗》《曼陀罗寱词》，亦堪称晚清学人之诗的绝唱。

王国维对乙庵之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沈氏一生为学，既通晓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又广涉道咸以降的边疆史地之学，而且“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 。他称赞沈氏之学的深博和精要：“其于人心世道之隆污，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 就是说，沈曾植的为学方法体现了治中国学问的通则，“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 。因此其意义有常理不可估量者。真正大家的学问，必如是。在王国维看来，学者的为学方法至为重要。他说：“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 沈乙庵则用此种方法治一切诸学。此种“为学之成法”无他，就是视学问为独立物，而又探其奥窔，穷其原委，“遗世而不忘世”，祈有补于人心世道。在群英荟萃的晚清，沈的学问为新旧各派所倾服，连傲岸不可一世的辜鸿铭都说：“天下之可畏者，只上海寓公沈子培先生耳。” 一九二二年沈曾植辞世，王国维所拟之挽联曰：“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说开来，沈之方法其实也就是王国维自己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既是传统的，又为一个现代学人不可不具。王国维甚至把学术和国家的存亡命运联系起来，写道：“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 王氏这些话写于一九一九年，几令人感到后来的自杀已在此埋下种子。评价的虽是沈寐叟，移来作为王国维的自评，亦无不合。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这种论文评学而不以时尚为好恶的学术精神。学而不为时所趋，自是静安之学的特点。

不过，静安之学尤得力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有两大意外的契机，这就是甲骨文字的发现和甲骨学的建立，以及敦煌遗书的发现和敦煌学的建立。

甲骨文字的发现并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在一八九九年，即戊戌政变的第二年。一个叫王懿荣的喜欢金石之学的国子监祭酒，从山东一范姓商人手里购得十二片刻有奇怪文字的龟甲兽骨，他认出了其中的一些字，知其珍贵；第二年又购得八百多片，其中有一片为五十二字的全甲；随后又从赵姓商人处购得几百片。王于是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发现并收集甲骨的人。

王懿荣字正儒，又字廉生，山东福山人，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初八日，其祖父王荣禄当时任山西巡抚。咸丰二年（1852）祖父弃世，懿荣八岁。父亲王资政为道光己酉（1849）科拔贡，曾任兵部主事，后简放四川龙安知府，调任成都府知府，升按察使。光绪十二年（1886）卒于北京。光绪六年（1880）懿荣三十六岁时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1894）以翰林院侍读升南书房行走并署理国子监祭酒。后又于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两次补授国子监祭酒。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任命王为京师团练，盖此时义和团之乱已酿成矣。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际，王懿荣偕夫人谢氏及儿媳张氏投井而逝，王享年五十六岁。死后追赠侍郎衔，谥文敏。王的妹妹系张之洞的继室，平素与王交往者不乏晚清重臣大吏。王青年时期即喜欢金石彝器书画等古董，颇富收藏，而且得到他母亲的支持（“极力纵容，购之以为快”）。以此，一八九九年他最早发现并能够辨识甲骨文字宜非偶然。

董作宾（1895～1963年）这样叙述王发现甲骨的经过：“他在北京私寓中发疟疾的时候，是清朝的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是不能知道相当于哪个月哪一天。据说他因为发疟疾要吃中药，药方里有一味药是‘败龟板’。药买到了，老先生亲自打开药包检查一下，发现‘败龟板’片子上有刻上的文字。老先生研究过金文，是认识古文字的，他于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派人把菜市口达仁堂药店的‘败龟板’通同买了回来，并且问明药店，这种‘败龟板’是哪里出品。结果，买了一大包回来，据说是从河南汤阴县地下掘出来的。王老先生从此仔细考究一下，上面的字有甲子、乙丑等六十甲子，也有且乙、父丁等名字，跟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很相似，于是断定这必是殷周时代的东西。当时他的朋友刘鹗正住在他家，也知道了，许多玩古董的朋友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花钱去搜集，北京药店的‘败龟板’都找遍了。于是社会上才知道有甲骨文字这回事。” 董之叙述系根据一位名汐翁者写的《龟甲文》（载一九三一年出版之《华北画刊》第八十九期）一文，所记王懿荣生病吃药发现甲骨文字的细节，不一定完全可靠，但王最先发现甲骨文字的历史事实应该可信。

但事有凑巧，天津人孟广慧（字定生）、王襄（字纶阁）也与王懿荣差不多时间从商人手里得到了刻有甲骨文字的“龙骨”，因此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孟、王（襄）应是最早发现甲骨文字的人。对此，甲骨名学者胡厚宣（1911～1995）先生撰有《再论甲骨文发现问题》，征引各种资料，详辨此案，得出结论：“在甲骨学发展近百年的今天，我们仍可说：殷墟甲骨文是在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与王懿荣同时辨别搜购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胡先生文载拙编《中国文化》一九九七年出版之第十五、十六期合刊，文章系其哲嗣胡振宇先生整理提供。所述王懿荣经历事迹则据王之第四子崇焕所辑之《王文敏公年谱》，载一九四三年七月出版之《中和月刊》四卷七期。

王懿荣不幸死于义和团之乱，他的收藏由其子转售给《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是有心人，委托赵姓商人继续搜购，终于使自己的收藏达到五千余片，并于一九〇三年出版《铁云藏龟》。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驻山东的传教士库寿龄和方法敛，也合伙从商人手中购得大量甲骨，方氏且于一九〇六年出版研究著作《中国原始文字考》。还有日人西村博、加拿大人明义士等，也是早期的甲骨搜购者。而这些甲骨的来源，则是河南安阳的小屯村。

罗振玉曾在刘鹗（1857～1909）家里做家庭教师，《铁云藏龟》他曾为之序，他前后搜集到的甲骨有三万多片，不仅从商人手里购得，还叫弟弟去安阳发掘，他自己也曾前往考察。王国维接触甲骨文字，就是得力于罗振玉的收藏。罗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九一〇年出版、《殷虚书契考释》一九一五年出版 ，奠定了他在甲骨学界的地位。王一九一七年接连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 ，把对甲骨文字的辨识与殷商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为重建殷商信史开辟了道路。另外孙诒让也是早期研究甲骨的学者，他的《契文举例》竣稿于一九〇四年、《名原》作于一九〇五年，只不过他辨识的字比较少（和金文比较考释的字有一百八十五个），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整理和传播，深入研究则远逊罗、王。戊戌政变给由今文学发展而来的政治化的新学画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而甲骨文字的发现，则为一部分学者提供了致力于更纯粹、更独立的学术研究的新资料和新领域。

发现甲骨文字的第二年，即一九〇〇年，敦煌石室的宝藏重见天日，其中有两万多件卷子，包括佛经、公私文件，以及诸子、韵书、诗赋、小说等。经卷上的文字，除了汉文，还有梵文、藏文、龟兹文、突厥文等。孔子叹为不足征的殷礼，有了着落。宋儒看不到的古本，如今看到了。学者们认为这是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重大发现。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有了甲骨学；敦煌遗书的发现，有了敦煌学。两者后来都成为二十世纪的国际显学。然而又不仅此。还有汉晋木简和内阁大库档案 ，在当时也是极重要的发现。因此王国维称清末是学术发现之时代。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物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清末的上述四大发现中，任何一种都可以与孔子壁中书、汲冢竹简相抵挡。这些发现，大大拓展了学术研究的学科领域，为学术起飞做了必要的材料准备，创造了与世界对话的新契机，同时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领域，使得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在其始建期就呈现出各学科交错影响的现象。

直承今文学和晚清新学而来的疑古学派的出现，本来是传统学术向现代迈进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学、敦煌学新发现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简直足以在事实上拆毁它赖以建立的理念根基。 王国维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又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 王氏以甲骨、敦煌等新发现为基地，走上了正面诠释古典的道路。他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此一基础上提出的。《古史新证》写道：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学术界响应者甚众，不仅对疑古之偏颇有所是正，对二十世纪的学术行程也自有其正面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学术何以史学一门最富实绩的原因。

而中国现代学术中考古一门的建立，也是与清末的学术新发现相联系的。古代并非没有考古，北宋吕大临曾作过《考古图》，但当时之考古不出金石之范围。现代考古则增加了田野研究的内容，由金石考古扩展到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的学科特点。二十世纪初，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李济、董作宾、郭沫若诸人，与有功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对殷墟遗址的十五次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绝大行动。董作宾和李济实主其事，而收获也是空前的，后因日寇入侵被迫停止。 但董、李均不忘记罗振玉和王国维对甲骨学及金石考古所做的贡献。董评罗、王曰：“研究甲骨文字最努力又最有贡献的只有两个人——就是罗振玉同王国维。”又说：“王氏考证卜辞，皆在罗氏之后，且受罗氏的启迪实深。所以严格来讲，甲骨学能建立起来，得有今日，实出于罗氏一人之力。” 又评王之《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云：

在甲骨文字的初步研究，能够把王亥二字看作一个人名，把孙诒让认为“立”字的，断定是“王”字，这已是不容易了。王氏更把《殷本纪》讹为“振”的，考定就是王亥，尤其令人惊奇。一个亥字，在许多古籍中，增加了偏旁成为垓、该、核、胲，还算保存着原状的一半，等到又从核讹为振，或讹为冰，就不容易找到原形了。王氏能细心对证，考订了卜辞中王亥就是《史记·殷本纪》的振，确是难得。

郭（沫若，1892～1978）对王的评价也很高，称王留下的知识产品“好像一座璀璨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 ；又评论说：“王氏之学即以甲骨文字之研究为其主要的根干，除上所列四种之外，其他说礼制、说都邑、说文字之零作更散见于全集中。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绝非过论。” 郭对罗的评价也不低，认为罗的功劳在于“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称赞“他的殷代甲骨的收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还说：“甲骨自出土后，其蒐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亦深赖罗氏。罗氏于一九一〇年有《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卷，此书仅属椎轮。一九一五年有《殷虚书契考释》一卷（后增订为三卷），则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 郭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是以罗、王为起点，他自己并不讳言。于此可见静安之学影响之大。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王国维确实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这样总结静安之学的特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此固不止王氏一人的治学特点，而是当时学术中坚力量的共同特点，也即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最基本的观念和方法。所以陈寅恪肯定地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xQeR/SlIqksttQICi/2JVcgViCQaFc4Gf4ETMiS5Ai6DIC4Sv4p6/MmfwzqckB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