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 第四章 |

域外思想的引进与学术变迁

域外思想的引进和由此引发的化分化合的过程,是中国学术思想隆替与变异的重要因缘,自然也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动因。晚清新学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过渡期,它的一个脉系是直承清学中的今文学派而来的“政治化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另一脉系的代表是严复,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可视作“启蒙派新学”。

中国学术思想的隆替与变异还有另外一因,即外来学术思想的引进和由此产生的化分化合的过程。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包容性、不排外性。由此种文化铸成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也是不排外的。不仅交通发达的通都大邑,就是与外界隔绝的穷乡僻壤,也具有积极吸收异质文化的本能。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学术思想的变迁,都与外来思想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王国维在论述外界势力影响学术之大势时,这样写道:

外界之势力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蔽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至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氏此论,是对整个中国学术嬗变规律的一种概括,但他的着眼点在外缘的因素对学术的影响,特别是异域学术思想所起的影响作用。“能动”“受动”之说的提出,说明他在追寻学术思想发生、嬗变的动因。他的初意,显然更赞赏学术思想的能动时代,所以极力表彰晚周学术之光焰灿烂,对带有能动性质之宋学也给予高度评价。在另一处他也曾写道:“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天水一朝”指的是宋代,此处对宋代学术思想的评价是很高的。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又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宋代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大汇流的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原创性突出显现,史学、理学、金石学、艺术、科技,均有重要的发现与发明,称其带有能动的特点,固是事实。

但受动时期往往隐发着学术思想的大变迁,王国维同样极为看重,观其上述对佛教东传之盛的描绘就可以知道。但王氏身处晚清之社会现实,他尤其看到了“第二之佛教”即西洋之思想东来对促进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重大意义。

这里有一个对晚清新学的评价问题。

晚清新学是直承清学中的今文学派而来的。本来中国学术史上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东汉以后已告平息,何以清代又起波澜?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庄存与(1719~1788)的人,他与戴震同时,处“汉学”之吴、皖二派风头正健之世,而独辟蹊径,重建今文经学的学术理念,不以训诂笺注为能事,转而求“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他为学的特点,阮元(1764~1849)在《庄方耕宗伯经说序》中作了如下的说明:“《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数术、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信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缺,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古《乐经》之缺;《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诤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 特别是他的《春秋正辞》一书,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 这与汉代今文经学强调的“微言大义”同一机杼,而有过之。

庄存与是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说来他的经历颇具传奇性。他自幼聪颖,读书一目数行。十二岁时,因地震埋于屋墙之中,家人掘土五尺,方救出;但耳目闭塞,过了很长时间才能说话。年长的人因此都说他将来必成大器。果然二十六岁(乾隆十年、1745年)考中了一甲第二名进士,做了几任主考和学政后,升至礼部侍郎。他的书斋里有一副很特别的对联:“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己问,作耳闻,圣贤在坐。”多少带有一点理学气。他人生的兴趣,在学不在官。他为清代今文学开了风气。继他而起的刘逢禄(1776~1829),是他的外孙,十一岁时庄存与就看出,这位孙儿日后“能传其学”。刘三十八岁(嘉庆十九年、1814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著述丰硕且服膺前汉今文学的态度甚坚。他在其所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时,乃与弟子胡毋子都等共垂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帏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故其对武帝曰:“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之,弗使复进。”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母生虽著《条例》,而弟子遂者绝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书之显亦不及《繁露》。绵延迄于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煽中垒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义辔重昏,昆仑绝纽。赖有任城何劭公氏,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董、胡之绪,补严、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天不佑汉,晋戎乱德,儒风不振,异学争鸣。杜预、范宁,吹死灰期复燃,溉朽壤使树艺。时无戴宏,莫与辨惑。唐统中外,并立学官。自时厥后,陆淳、啖助之流,或以弃置师法,燕说郢书,开无知之妄;或以和合传义,断根取节,生歧路之途。支窒错迕,千喙一沸,而圣人之微言大义,盖尽晦矣。

此段文字无异于公羊春秋学的简史,只不过出语激烈,意气甚盛,兹可见刘逢禄承继汉代今文学之余绪而谋求振兴的学术自觉是何等强烈。东汉的何休著有《春秋公羊解诂》,刘氏尤专注何休之学,撰《公羊何氏解诂笺》《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等书,发挥何休的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大张今文学的旗帜。而庄述祖(庄存与大侄的外甥)、宋翔凤(1779~1860,与刘逢禄同年),也是经今文学的拥护者,与刘逢禄一起倡公羊《春秋》,反对古文经学。清代今文学的“常州学派”就这样形成了。

龚自珍和魏源的出现,使清代的今文学派在思想界真正成了气候。

龚自珍(1792~1841)是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研究《说文解字》的大儒段玉裁。不过他在学问上走的可不是他外祖父的路子,年轻时就撰有《乙丙之际著议》和《塾议》多篇,发表对学理和时政的看法,其中“自改革”主张的提出,尤为当时后世所注意。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对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他直接致函给江,阐述“十不安”的理由,认为应改“汉学”为“经学”,方能切题。 一八二〇年龚自珍二十八岁时赴北京应试不第,有了跟随刘逢禄学习公羊学的机会。他很敬重这位以今文学名世的老师,写诗说:“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后来祖述师说而有所发明的《春秋决事比》成书,又有诗纪念:“端门受命与云礽,一派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诗后有注:“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刘逢禄字申受——笔者注)受《春秋公羊》。近岁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刘先生卒十年矣。”

龚自珍是一位充满激情、有风骨、有抱负、时代担负感很强的知识分子,他一生为学和关注的问题,早已超出了传统今文学的范围。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写道:“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道深微云。” 应为知者之言。龚自珍与林则徐颇相得,主张禁鸦片、抵御列强侵略,他还有预见性地提出把新疆建为行省。他的诗写得也很清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就是他的脍炙人口的名作。不妨再看另一首:

不是逢人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

送我情如岭上云。

同样隽永清新。实际上他是当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国势颓危之际较早觉醒的启蒙学者。可惜他寿命不永,五十岁盛年就因暴疾而终。

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二十岁时在京城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学》,因得以与龚自珍相识,两个人气类相契,寻求改革的思想亦颇相同。魏源五十一岁考中进士,以知府的名分在江苏兴化、高邮一带做官。他为学不泥,论治明通,而其旨归则在于经世致用,希冀国家危殆不振的状况有所改变。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他强烈反对只知背诵先贤往圣的书本而不顾及新的经验的“庸儒”:“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足与言兵,守陈案者不足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 对两汉经今古文的态度,他明显倾向于今文,其所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写道:

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二君惟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闳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郑氏旁释《易》《诗》《书》《春秋》,皆创异门户,左今右古。其后郑学大行,浸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书》亡夏侯、欧阳,《诗》亡齐、鲁、韩,《春秋》邹、夹,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绝学。谶纬盛,经术卑,儒用绌。晏、肃、预、谧、赜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后,东晋梅赜伪古文《书》遂乘机窜入,并马、郑亦归于沦佚。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魏源所持的今文经学的立场是很坚定的。但他对今文学派亦有分析,颇同感于《汉志》所言西汉儒生“碎义逃难,便辞巧说”之敝,说:“非尽东汉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 并举后来对《四子书》的解释流为俗学为例,认为学术之敝乃敝于利禄,学派之间互相攻讦的结果,使“今古文两败俱伤” 。此又可见其承继今文学而又超越今文学的治学特点。他的大著《海国图志》,尤能见出他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渴求了解外域状况的近代思想。他的传世名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总之龚、魏之学,已不在学术本身。换言之,他们的今文学,重点在“今”,而不在“经”。梁启超所论极是:“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 又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乾嘉之后的清学已呈今文学派往晚清新学转变的趋势。梁任公所谓“喜以经术作政论”的“后之治今文学者”,主要指的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是清代今文学派的集大成者。不过康氏喜为独断之学,除了受廖平的影响,师承并不明显。他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刘歆,目的是托古改制,为变革维新做学术思想的准备。结果思想准备成功了,政治变革失败了。

尽管如此,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却不可低估。被梁启超称之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的康著《新学伪经考》,“新学”二字原指东汉新莽之学,易世误读的结果,竟变成了流行于晚清的普泛新学的同义语。实际上倒也没错,平心而论,晚清新学的第一号领袖人物当然非南海先生莫属。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康的评价颇具史笔,他写道:

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穿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者,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有为最初所著书曰《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此新代之学,非汉代之学,故更其名焉。《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

梁启超初从师说,自然也是今文一派,但学术思想的分野甚明,我们从上述对乃师的评价上已见端倪。而学术立场,虽同为晚清新学翘楚,康是经学,梁是史学,旨趣各异。真正宗今文学而知家法的是井研廖季平。

廖平(字季平,1852~1932)生于咸丰二年(1852),三十七岁中进士第,自请为龙安府教授,未受其他官职。终生以著述为业,尝师事王湘绮,与当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亦有较密切的往还。所著《辟刘篇》《知圣篇》直接启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的写作。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正编,均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前者已提出刘歆作伪古经及古学与王莽篡汉有密切关系等问题。包括《史记》有刘歆的篡笔的“非常异义可怪”观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实有取于此。后者提出孔子为素王、六经系孔子受命改制之作,等等,康之《孔子改制考》受了直接的影响。虽然廖的《辟》《知》一出版于一八九八年,一出版于一九〇二年,而康之《伪经考》问世于一八九一年,《改制考》问世于一八九七年,即康著出版在前,但因光绪十五年(1889)廖平曾赴广州广雅书局,以两文之抄本呈康有为寓目,故廖影响康应是不争之事实。只是廖屡屡提及,康则缄默不语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实揭开了此一学术公案的谜底。

廖的入室弟子有蒙文通(1894~1968)者,学脉互相接续而没有流于“以经术作政论”一途。 但廖氏处身于吾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时期,知家法而不能守家法,所治之经学一生数变,新环境之下治旧学,已是旧中有新了。

戊戌之后,梁启超与乃师分道扬镳,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掀起的“飓风”“火山”,在另一方面,又开启了疑古派史学的先河。

正因为如此,王国维在评价晚清新学的时候有所保留,就不令人感到讶异了。

王国维的思想来源,早期醉心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特别是叔本华和康德的哲学,对吸收外来思想以为我用具有理性的自觉。后来在罗振玉的影响下转而研究古文字、古史,走的是实证派史学的道路,与疑古思潮大异其趣。但王氏对外来思潮之影响于中国学术,极为重视,如前所述,他曾用第二次佛教东传来比喻晚清的西学东渐,自是深识通变之言。实际上,从龚、魏到康有为的由今文学发展为新学的运动,确实是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或至少是受其刺激下,形成规模的。

只不过同为接受外来思潮的影响,结果却不同:今文学派与现时政治相接引,倡导者化为实地的革命者;另外一些受西学影响的学人包括王国维,则成为现代思想启蒙的先驱。梁启超亦称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学术思潮为启蒙期,但那是就一种单一的学术思潮发展段落的划分而言。晚清的具有新的人文内涵的思想启蒙运动实受动于西学东渐,建有实绩的早期启蒙者应该首推侯官严复,他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人。

十九世纪末,有哪一本著作能够像严译《天演论》那样给知识界带来如此巨大的激动与兴奋?“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入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这段著名的《天演论》的开场白,“五四”前后一代知识分子许多人都能背诵。《天演论》正式印行于一八九八年,随后又有《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等相继出版。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严译名著丛刊”八种,涵盖了严译的主要部分。如果说康有为的《伪经考》和《改制考》是晚清思想界的“飓风”和“火山”,那么严译《天演论》等西方名著对思想界的冲击,更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恒在力量。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没有另外的语言像严译《天演论》的这句名句,能够直接道出晚清知识分子的心声。王国维接触西学,最初也是受严译的影响。包括陈寅恪的尊人陈三立(1853~1937)也对严译赞美有加。 严译使用的是意译的方法,而且时有己意参与其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著述。此外还有林纾的翻译,其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冲击,亦足可与严译相颉颃。西方学术思想介绍到我国的历史,撇开佛教东传,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第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但当时介绍过来的主要是天文历算、舆地测绘、农田水利和力学方面的一些书籍,以及还有后来译介的时务书、制造书等。对带有形上性质的学术思想的集中介绍,还是始于严复。

因此晚清之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翘楚。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前者与洋务派起点不同,归宿全同;后者与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判然有别。洋务派最著名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对此是认同的;严复受西学影响,则创造性地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前者名为新学,新中有旧;后者在狂热涉猎欧西之后,许多人重新又回归到传统,有的甚至成为思想上的守旧者,但论学论治旧中依然有新。前者发动的政治变革失败以后,学术思想也随之流产;后者提出的,则是整个二十世纪都不曾作完的思想课题。 C+GbVBpMIjuRUO5qj75vCbvVIO56kWiKH/ay5aUPkT2XLPTJMX6Ka8UZNErIywVs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