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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特点；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对学术思想不可简单以功利计。
二十一世纪将会是怎样一个世纪呢？谁都不是预言家，未来的事情不好预测。但鉴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特定时代学术精英的活动，往往蕴藏着超越时代的最大信息量。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
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学术？学术思想究竟指什么而言。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刚刚过后的一九一一年，梁启超（1873～1929）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
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所以梁启超又有“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
的说法。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
严复（1854～1921）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
严复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二十世纪的大儒马一浮（1883～1967）则又云：“大凡学术有个根原，得其根原才可以得其条理；得其条理才可以得其统类。然后原始要终，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明其宗极，昭然不惑，秩然不乱，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备。”
马先生强调的是学术的根源、条理、统类，因此研究学术必须“原始要终，举本该末，以一御万，观其会通，明其宗极”。而且马一浮先生对学术有一基本假设，即认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而“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
。如果学者只是向外“求事物上之知识，不知向内求自心之义理”
，就是不能明体。所谓“体”，就是自心本具之义理。换言之，须先行“立身”，尔后才能“立国”。这是马一浮的学术主张，属于中国学术的向内体究的一派，对启解中国学术的思想流变来说，不愧是明体达用的典要之见。
中国古代还经常讲道术，如《庄子·天下篇》：“道术将为天下裂。”贾谊（前200～前168）《新书·道术篇》：“道者所道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诸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
也视“道”和“术”为体和用的关系。“道”标志着学问的方向。学各有别，学中之道是相通的。章学诚（1738～1801）尝言：“学者，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
他由此抽绎出治中国学问的三要素，即义理、考据、词章。此三者，最重要的是义理，即学者必须有思想。戴东原对三者的态度，前后有变。早年视考据第一，义理第二，词章第三。晚年则改为义理第一，考据第二，词章第三。戴氏的态度，足使后世学者为学而思过半矣。
但对一个学人来说，比这三者更重要的是为学的目的。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序时写道：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途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
严复所要求的是一种纯学术的立场，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是为对春秋士风的批评。盖春秋时期之为士者，惶惶而为天下谋，所致力不在学问本身。严复之论议，是想返回孔子所倡导的为学古道，即重建“为己之学”。因此他认为诗词书法一类传统文士人皆能详的技能，不过是一种工具，也就是“术”。如果一个人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所掌握的“术”再精良，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真正的学者必不取此种为学的态度。
“为人”之学自降学术为工具，是不自由的，所以不能达之于道。中国传统学术，既讲学，又讲术，又讲道。道这个概念，讲起来很麻烦。“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话，一言九鼎。《庄子·人间世》也说：“唯道集虚。”现代一点的说法，倘若撇开历史上各家各派赋予道的特殊意涵，不妨可以看作是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理性认知，甚至也可以包括未经理性分疏的个体精神的穿透性感悟。学中之道，兼有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因此做学问贵在打通，无道则隔，有道则通。
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是理性认知的思想结晶。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可以视马先生之论是给学术思想下的一个极为精要的定义。主要是建构系统的思想，同时还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创性的品格。既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精华，并具有形上之学的特点，这才是学术思想。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原道》引《易·系辞》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之影不离形。”
学术思想的特征，应该是“即器以明道”。据说元朝时，罗马教皇曾把欧西之“七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但介绍之书后来已不传，直至明末方有随耶教而来的数学和历学为中土所采用。王国维（1877～1927）由此得一结论：“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
可见形下之学与我们所说的学术思想亦尚有别。
一个民族或一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象，第一表现在社会习俗方面，第二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社会习俗固然影响学术思想，同时有赖于学术思想对社会习俗加以提升。学术思想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当我们习惯地称某些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发达。世界上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为之奠基。就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具雅量通怀的包容性和迈越天人的超越精神。早在周秦时代，自觉的学术思想就产生了。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的沿革，学术思想越来越走向成熟，就中经过了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和晚清的新学等不同的学术发展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不同的阶段都有作为阶段性标志的学术思想。
当中国社会由晚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与变乱固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学术思想。于是我们知道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孙子、管子、公孙龙子，这些闪光的名字成了我们民族智慧的象征，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象征。他们创造的学说，影响到后代，影响到世界。他们给一个民族带来的骄傲以及其学说所具有的永久的魅力是不可替代的。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繁盛，又出现一批新的大师巨子。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王充、马融、郑玄这些名字，稍涉历史文化者，无不翘首以观。而魏晋南北朝的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时代，更造就了一批格调全新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先锋。陶渊明、王弼、何晏、嵇康、向秀、郭象、范缜等是此一时代的弄潮儿。而当历史的挂历翻到唐宋和明朝这一页的时候，又一批思想巨子的名字映入我们的眼帘：孔颖达、韩愈、刘知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司马光、郑樵、沈括、李卓吾、王阳明、王廷相、方以智、王船山，他们继先哲之遗绪，发潜德之幽光，使中国的学术思想进入了更加辉煌的时期。宋朝的军事和社会的状况，或有不能令人满意处，但学术思想多支并秀，堪称传统吾国文化的最高峰。试想，如果没有了宋明理学和宋代的史学，中国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甚或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将呈现怎样的缺憾呢？
这说明学术思想自有其独立性。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征。顺世而生，自不待言。没有哪一种学术思想不是特定时代和世代的产物，连虚幻的不结果实的花朵也可以振叶寻根，找到她赖以开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环境的根源。但我们需要注意，是顺世而生，可不是顺势而生。学术思想与权柄和势力天然地缺少缘分。不仅如此，她顺世却不随俗，就其发生来说有顺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来说又有异世甚或逆世的特点。正如章学诚所说：“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
相反，学术思想是引导风尚的，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学者之理趣覃思与有不灭之功焉。
梁启超曾经说过：“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
不独中国，欧洲亦复如是。
王国维说得好：“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而所谓哲学家者，亦无不受国民之尊敬，而国民亦以是为轻重。”
又说：“光英吉利之历史者，非威灵吞、纳尔孙，而培根、洛克也。大德意志之名誉者，非俾思麦、毛奇，而汗德、叔本华也。即在世界所号为最实际之国民如我中国者，于《易》之‘太极’，《洪范》之‘五行’，周子之‘无极’，伊川、晦庵之‘理气’等，每为历代学者研究之题目，足以见形而上学之需要之存在。而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而中国之有此数人，其为历史上之光，宁他事所可比哉？”
他甚至强调：“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
陈寅恪（1890～1969）也说，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
。而此前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的序里也曾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梁、王、陈三位现代学术巨子都把学术思想提到了至高至荣的位置。
然而复按历史，一种学说或一种学术思想的遭遇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幸运。往往越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越不为当世所重。所以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歧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羁；罗什折翮于北国，玄奘历险于西土。韩昌黎受黜，行三千里路；苏东坡遭贬，困琼海之滨。阳明承廷杖之辱，朱子遇罢祠之变。戴震中岁，衣食不济；颜元苦行，骨肉难全。李卓吾尝铁窗，自尽而死；王夫之筑土屋，匿于深山。即百年以还之现代中国，亦有谭嗣同斫头，康、梁流亡，章太炎系狱，王国维自杀，闻一多遇难，吴宓蒙饥，陈寅恪吞泪，梁漱溟噤声，李叔同出家，马一浮归隐，王重民投湖，翦伯赞自经等系列悲剧的演出。一部学术史，可以说是一批批学者为创造学说、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历史。
这种情况说明，对待学术思想，是不可以功利计的。董仲舒（前179～前104）说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朱熹（1130～1200）改润而言之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些被后世目为近乎愚妄的话，恰恰道出了学术思想的真谛。而学人、思想家被目为愚妄、狂癫，为世人所窃笑，历史上屡见不鲜。正因为他们先觉、异世或逸世而独立，世人才有充分理由疏远他们。天才的归宿到头来总逃不过《红楼梦》中的一支曲──“世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