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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代的流行话题是“反权威”，人们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事”。在这样的浪潮下，我不得不承认，我所写的这本书是一本最冷门的书。它对“权力”避而不谈，反倒强调“责任”；它所涉及的话题不是人们所关心的“做自己的事”，而是聚焦于“绩效”。
在非常短暂的50年中，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为机构型社会，也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重要的社会任务都委托大型组织来经营运作：从经济物品生产到卫生保健服务，从社会保障与福利到教育系统，甚至从寻求新知识到保护自然环境，都是如此。
在犹如晶体结构一样的社会中，这样的意识巨变容易引发人们的愤怒反应，人们会高呼：“打倒组织！”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反应。这样的反应不会给自治机构在职能与运作上带来自由，反而会导致极权专制。
我们的社会不愿意失去那些只有自治机构才能提供的独特服务，而且自己也无能为力提供这些服务。在现代的卢德派（Luddite）当中，在某些机构破坏者当中，以及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当中，即便是呼声最大的人群，离开大型组织，他们也连普罗大众都不如。因为只有在大型组织中，才存在着许多通过知识谋生的机会、通过知识做贡献的机会，以及通过知识获得成就的机会。
如果在我们机构多元化的社会中，机构不能实现负责任的自主权，那么我们将不可能拥有个人主义，我们将不可能拥有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梦想的社会。相反，我们将把自己放置于完全管控的机构之中；在那里，谈自主权就是自欺欺人了。只有专制能够取代强有力执行自治的机构。专制是一个绝对的老板，它强行取代多元化的竞争机构。专制用恐怖取代责任。专制的确有能力废除一切机构，它只要把一切机构淹没在一个能够包罗万象的官僚主义政治组织之中，便大功告成了。专制的确也能够生产产品，能够提供服务，但这种生产和服务不过是断断续续的、挥霍的、低水平的，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并且充满苦毒、屈辱和失望。因此，在这样一个机构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由与尊严的唯一保障就是要让我们的机构负有责任，享有自主权，富有成效地运作，并且收获高水平的成就。
管理者与管理都必须促进机构富有成效地运作。富有成效而负责任的管理就是要取代专制，那是我们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方式。
管理是工作，它拥有自己的技能、工具和技术。本书将探讨许多技能、工具和技术，其中一些将会涉及诸多细节。但本书所强调的重点不是技能、工具和技术，甚至不是强调管理的工作，本书强调的是“使命”。
管理是器官，是赋予一个机构生命力、行动力和动态活力的器官。如果没有机构，一家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没有管理，机构就算不上机构，而是一群乌合之众。反过来，机构本身就是社会的器官，机构存在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为社会、经济以及个人所需结果做出贡献。器官从来不是根据“它们做什么”来加以定义，更不用说根据“它们如何做”来加以界定。器官是根据“它们所做的贡献”来定义的。
大多数论及管理的书籍都是在讨论管理“工作”。它们从管理内部来看管理。而本书讨论管理从“使命”谈起。本书的上篇从外部入手来观察管理，它研究不同维度的使命以及每一项使命的要求。本书的中篇转入讨论组织的工作和管理的技能。本书的下篇讨论高层管理：使命、结构以及战略。
多年来，我个人一如既往地对管理科学的应用方法持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管理者的逻辑和分析工具很有兴趣。但在本书中，我不使用方程式、曲线图、数学公式，甚至不出现一张表格。贯穿本书的要点不是强调“如何做”，更不必解释如何使用这些科学工具。甚至在讨论技能时，在探讨管理科学的应用时，我所强调的是“成就与结果”。这就是本书的主旨之一：自始至终以使命为焦点。
本书的另一个主旨是以管理者为焦点，以问题为起点。比如，管理者必须知道什么，或者至少，管理者必须明白与他的使命相匹配的知识是什么。
关于管理的书籍大都聚焦于管理技巧、聚焦于培训以及聚焦于职能。这些管理技巧、培训和职能只解决管理使命的局部。它们可以处理一家企业、一家医院或一群人的事务，或是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或训练人们使用一些工具，诸如控制等。这些书籍呈现出作者对特别领域的关注和对专业技术的热衷，但它们无法就管理者的使命提出真知灼见。
本书在内容设置上与众不同。从写作初衷到行文原则，整本书的内容都直指管理者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现作者本人的学识或自己所关心的领域。这样的说明是要向读者交代本书所要立志涵盖的内容和意欲扬弃的内容。
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冗长之作，但这本书不短。所幸的是，本书并不是一本无所不包泛泛而谈之作；相反，它高度精选浓缩。我可以肯定，许多读者会抱怨他们认为重要的话题在本书中只字不提，甚至更多的读者会批评我在管理理念上的偏爱、擅自做主、厚此薄彼。
对一本书来说，作者本人的判断和自身的选择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至少尝试对本书的内容进行刻意筛选，遵循客观标准对所讨论话题的重要性做出评估，并在与管理者们多年紧密合作的成果中总结出来。这些管理者来自各种层面：有的是大型企业经理人，有的是小业主；有的是商贸老总，有的是非商业服务机构的管理者。本书的内容只涉猎管理者想要知道的知识，至于那些管理者无须知道，但看上去又重要的或有意思的知识，恕不详细论述，或者有时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像“理财业务”或“从推销到市场营销”等诸如此类的话题曾经在我的初稿中出现，但在本书中已经被剔除。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管理科学的应用话题，本书中也只在简短的章节中提及。因为我要把大量篇幅留在讨论高层管理以及管理的结构和战略等话题上——这些是读者在其他管理书籍中所不能读到的。
本书无意囊括所有管理者可能面对的一切问题；相反，本书有意把管理者们关注的那些领域纳入其中，那是管理者可以预想需要解决问题的领域，是他们必须在文化知识上成长的领域；这无须顾及他们的背景，无须顾及他们机构的使命与目标，也无须顾及他们组织的规模大小。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这是一部“大作”，因为管理者的工作本身就很“巨大”，况且这也是巨大的管理使命使然。
本书一贯主张管理是一门学科，或者至少可以说能够成为一门学科。这不仅仅是常识，也不仅仅是现成经验的归纳总结，至少应该认为管理是一套条理化的“认知体系”。本书尝试向读者介绍我们迄今为止已然了解的一些管理知识。同时，本书也尝试提出一些更大范围内的“未知体系”；即在一些领域中，人们明知自己需要这些新的知识以求界定人们所需要的事物，只是人们至今尚未能够掌握这些知识。
的确，这些“未知体系”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因为在管理领域，我们已经明显地意识到知识的长足进步，这些知识的积累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尤其是在所谓的“管理的英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50年——那时，人们独立门户，各干各的；人们按照自己的心愿和信仰来维持生计，无须博得公众的赞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的25年间，管理热潮席卷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成效显著。
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这些领域知之甚少，无足学效。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新的使命，我们尚无相匹配的测验，尚无经过验证的方法和工具。新领域所产生的挑战和新的管理问题层出不穷，但我们目前所做的很少，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也甚少，甚至是全然“未知”。
本书尝试对这些领域进行辨析和界定，也试图为这些领域提供一些基本思路，一些战略、原则以及实践的方法，以求应对新的挑战和完成新的使命。本书致力于为管理者提供必要的装备，诸如心智、思想、知识和技能，让管理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把管理界定为一门学科，即管理是一套条理化的“认知体系”，因而管理适用于任何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就是“文化”。管理不是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深嵌于文化、社会、价值传统、风俗习惯、信仰教义、政治体系以及政府职能之中。管理本身就是，也应该是以文化为前提；反过来，管理学与管理者也可以塑造文化与社会的形态。
管理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和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本来在所有民族和种族群体中都是相互胶着的。在管理热潮的那些年中，人们在短暂的畸变中忘却了这个现象，并一反常态地相信：如果管理不能算为一项“美国发明”的话，那至少也应该承认管理具有“美国特色”。管理是“多中心的”，这个理念在今天更是显而易见。管理热潮绝不是美国化的管理。全世界有许多非常基本的民族特色，在一些重要的管理领域，人们至今尚未涉及，比如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人的管理的基本原理，或高层管理的结构等。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如果曾经在西欧或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管理差距”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差距已经荡然无存了。
本书基于我的个人经历，特别是我作为一名咨询师为美国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提供辅导的经验。在过去的15年中，我有意识地尝试扩大我的辅导范围，与美国本土以外的机构合作探讨管理问题，尤其是在西欧、日本和拉丁美洲。我尝试双管齐下——不仅与美国本土的组织，而且与美国以外的机构一起探索管理之道。因此，虽然本书依旧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浓厚的“美国情怀”，但我也尽力把管理使命、管理工作、管理组织、管理方法和不同的文化、社会、现今时代相关联起来，特别是在引证实例分析说明中，管理涉及整个世界，而不是局限于某些国家。
我特别强调日本经验——不仅因为很少有西方的管理者真正理解日本的管理与组织运作之道，而且因为在日本——这个唯一的非西方的发达国家，同一事情经常会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日本人在处理一项常见事务时的经验也许有助于西方管理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比如在盈利能力的测评、工作模式与员工组织、做决策等方面。
因而本书所确信的基调是：每个国家的管理者都能够而且都需要从别人所提供的管理经验中获益。
管理是使命。管理是一门学科。同时，管理也是一门人的学问。管理所收获的每项成就都是管理者的成就，每项失败都是管理者的失败。因为是“人”在管理，而不是某些“力量”或某种“事实”在管理。管理者的宏大愿景、奉献精神以及正直品德决定了所经营事业的是非成败。
本书中没有什么奇闻轶事，所举的实例和所做的说明都是为了把读者引入要点。但在展示这些案件和实例分析时，我会设法提醒读者意识到一些关键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身体力行的实践经验的管理者，他们在主要的管理工作中表现得得心应手。比如，格奥尔格·西门子与德意志银行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曾规划了高层管理的职能与结构；稍晚一些，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西奥多·韦尔首次提出“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同时，老托马斯·沃森想方设法地，或许只是不经意地，促进他的小型公司IBM发展成为一家大型企业。
本书自始至终把“人”与“使命”整合在一起，不仅致力于阐明一些客观的、具有目的性的使命，而且提出完成这些使命所必备的人品素质、技能和基本态度。“这种具有人性风格”的写作方式正是作者想要的，但对其他追求而言，风格往往趋向于态度，而非内容。故此，本书没有太多谈论风格，而是更多强调特性。
归根到底，管理是实践。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管理的检验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管理的唯一权威是“绩效”。虽然本书涉及一些哲学的基本命题，但本书不是一部哲学作品。本书源自于实践，也专注于实践。
“从管理热潮到管理绩效”是本书导论中的小标题。这个标题实际上可以作为本书的书名。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将会遭遇到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大的绩效需求，而且发生在所有领域中。更多的公司和机构的存活将依赖它们的绩效，而非依赖它们本身的幸存或繁荣。我可以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在如今机构多元化的社会中，富有成效的机构管理是取代专制的唯一办法。
本书的目的、动机、意图都已和盘托出，即为今天乃至今后的管理者获取绩效做必要的预备。
本书的写作目的、视野以及所采用的方法都有别于我早期的管理作品，比如《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3）、《为成果而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1964）、《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1966）等。当然，本书所论及的每个方面都是从早期的作品中发展而来的。对于那些早期作品中出现过的精彩内容，我会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
参考最多的当属《管理的实践》。本书中有些内容直接出自《管理的实践》，比如第4、5、6、7、34、36章等，第20、29、31、50章中所提到的理念是在《管理的实践》原有的内容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然而，这样的资料引用在这部新著中不超过二十分之一，主要是为了说明一些基本的概念，诸如事业、业务目标，依靠目标与自我控制进行管理的方法，以及管理者必备的工作素质等。这些内容都曾在20年前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介绍过，它们已经成为管理的基本宗旨和关键概念。
最后，笔者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本书分析使用的案件和实例的来源。本书中标识的公司或公共服务机构，以及所标榜或说明的一切实例都出自公开出版的全球公共资源，有的取材于公司自己的声明文件和报告材料，有的出自报刊上的报道。当然，所有案例的事实都源于公共领域，只是对这些案例的解释都是我个人的分析和思考。至于书中所提到的但没有明确标识名称的公司或产业实体，一定是在征得它们的同意和允许后使用的，未标识名称只是出于保护私有信息的缘由不得以而为之。这些信息有的是在我咨询过程中获得的，但更多的信息是从我个人相识的熟人那里获悉的，还有的是从管理学的会议和研讨会的共同探讨中得到的，还有一些资料则来自私人通信。这类的案例，无论是公司还是产业实体，都已被精心装饰，即便是公司员工也可能未必识别得出来。读者可以确信一件事：如果有读者读到诸如“在美国中西部的硬件制造商”之类的描述，那你们大可放心，这家公司一定不是“五金公司”，也不是坐落在“美国中西部”。书中所阐述的现成事实都出自如实且精确的报道，但具体的公司和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做了必要的精心隐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