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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热潮——管理的热潮如何开始——管理热潮的扩展——管理热潮的终止——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管理作为一种通用职能——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管理不是“技术治理”——管理是文化嵌入——管理是多中心的——改变后的管理世界——管理的根源及历史
“管理热潮已经结束，管理绩效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的预测是正确的，它将成为未来管理发展的口号。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25年间，管理热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管理还仅仅是极少数人的模糊兴趣，今天管理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管理热潮遍及世界各地，管理长久地改变了社会和经济，最重要的是，管理本身发生了重大改变。管理热潮让人们认识了管理，认识了管理的角色和职能，甚至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但管理热潮也为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创造了新的使命和新的问题。正如一切潮流必须终止一样，管理热潮也已经走到了尽头。管理热潮所遗留下来的使命就摆在我们面前。因此，现在正是反思的好时机：管理热潮究竟成就了什么？人们能从管理热潮中吸取什么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极少数“真正的信仰者”关注管理，绝大多数是咨询师和教授。很少有实际管理者关注它。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罗伯特·伍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切斯特·巴纳德这些杰出的美国人有关注，虽然意义重大，但纯属例外
。甚至巴纳德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同事们都不把管理当回事，他们只是把管理视为巴纳德个人的业余爱好罢了。那时很少有管理者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实践管理，很少有管理者把管理视为一个研究领域、一门学科，以及一种社会职能，他们对管理的存在熟视无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为广泛普及的管理学图书馆藏书是由美国咨询师和管理学家哈里·霍普夫收集起来的，现存的数千卷珍贵书籍被珍藏在纽约州克罗顿维尔通用电气公司高级管理研究所。虽然管理学是霍普夫的个人兴趣，但实际上真正论及管理学的著作只有不到70卷，其他大部分都是会计学、税务、工程学等诸如此类的书。直到20世纪40年代，霍普夫图书馆才征集到了多种文字（除了日文以外）的管理学作品和资料。
当哈佛大学开始传授管理学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同期的绝大多数商业学校仍然只是所谓的“商贸学校”，或稍微进步和老道一点的，像纽约大学和其他的“会计学校”“银行学校”和“金融学院”等。这些不过是训练人们商业贸易技能的学校。管理学尚未登堂入室，即便有所涉及，也仅限于生产工艺或人事培训之类的内容。
先是管理被人疏忽，而后管理被人认识，管理被人重视和强调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最重要的是，美国制造业在战争时期创造的绩效使得人们对管理刮目相看（虽然英国的管理者们也在战争时期创造绩效，但远不及美国的同行）。因此，人们开始把管理视为一种实践、一门学科，尤其是把管理聚焦于社会、经济和道德关怀之上。
然而，引爆管理热潮的并非美国人，而是一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首任工党政府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克里普斯坚信，管理是一种力量，不仅能够促使英国经济恢复元气，而且能够为经济复苏和产生绩效提供动力。也正是克里普斯，他召集了一支由英国企业家和经理人组成的生产力团队，并把他们派往美国学习管理的秘诀。也正是克里普斯，通过这样的做法，让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相信——管理是美国人的发明。
在英美两国相互交换生产力团队数年后，马歇尔计划启动了，管理正好在这个计划中扮演核心角色。马歇尔计划打算把管理应用于经济复苏和社会重建之中。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让管理学一下子火了起来，仿佛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在谈论管理学，每个人都在研究管理学。
没过多久，日本便紧随西方，日本人开始谈论管理热潮大约是在1950年之后。在美国占领日本数年后，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刚刚恢复自主权，它们便开始有系统地重建日本经济。它们把管理视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与关键因素。
此后，管理迅猛地传播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印度，在巴西，在非洲一些新兴的独立国家，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管理协会相继成立，管理学校不断涌现，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主要关注焦点。
管理热潮也传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接二连三地开始接受管理，先是南斯拉夫
，紧接着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国家先后成立了管理学院和管理研究所，着手翻译西方的管理学著作，特别是美国的管理学作品，它们开始教授管理学以求破解经济之谜。1969～1970年，苏联建立了两所高级管理学院。与此同时，虽然是犹豫再三，但苏联还是开始考虑在主要工业企业和大型商业企业中建立自治管理机构。
管理热潮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时就意味着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管理显然已经成为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传统的经济学观念认为储蓄与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职能，这个观点已经明显不合时宜了。的确，储蓄与资本投资并不能产生管理和经济发展；相反，是管理产生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是管理带动了储蓄与资本投资的增长。正如拉丁美洲广为流行的一句口号所说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不是‘不发展’，而是‘没有管理’。”
人们对管理学的兴趣和热忱快速地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在孟买、墨西哥、西非以及土耳其和伊朗，管理学院、管理研究所、管理社团纷纷成立，遍地开花。
管理热潮的确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巴西快速发展；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快速发展；一些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比如伊朗，也获得快速的发展。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进步和发展都受益于管理所产生的影响。管理也成就了墨西哥的迅猛发展，并且促进哥伦比亚的产品突飞猛进。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管理的开创性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墨西哥蒙特雷的理工大学和哥伦比亚卡利的巴列大学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地方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不能不归功于管理者在管理的系统化应用以及依靠目标进行管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然而，在同一个时期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的角度来看，管理学和管理者的快速发展并不足以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我们尚不知道如何把管理知识、管理学科、管理使命和管理价值转接到崭新的、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去。尽管跨国公司对此使命并不清晰，甚至引发争议，但能够把管理知识和管理应用能力有效地传播给发展中国家的传输机制是跨国公司（参见第59章）。
把管理知识与管理能力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任务，以及促使创业与管理产生能量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望的任务，依旧是当务之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部管理学书籍加起来也摆不满一个书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出版界每一年出版的管理学书籍就多达数百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和的四五倍之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仅有哈佛大学开设管理学课程；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教授管理学课程的商学院可能多达数百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高级管理教育寥寥无几；到了20世纪70年代，高级管理课程、高级管理研讨会、专业管理学院、专业管理机构、员工学院以及关注专业教育和针对管理者的高级培训遍及全球，不计其数。
就像所有的潮流兴起有时，结束有时一样，管理热潮曾兴盛一时，终也败落。管理热潮败落的第一个迹象，也是一切潮流的典型迹象——预言管理热潮将长盛不衰的畅销书一发不可收拾。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在其红遍世界的畅销书《新工业国》中预言道：在大型公司中，配备了现代管理一切技能的专业管理已经成为“无敌战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它，即便是股东和政府也无能为力。这样的预言在当时初现端倪，那时许多地方的专业管理者开始被以承诺“资产管理”为名的“入侵接管者们”罢免，这些人的承诺得到一些受过驯化的而又无能的股东的热情支持。
一年之后，另一位管理学畅销书作者（也是法国的新闻记者兼政客），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在其1968年的畅销书《挑战美国》中预言：美国式的管理正在接管整个世界，或者至少已经接管欧洲；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管理差距”已经成就了美国统治世界的梦想，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命数。这则预言当时成为全球头条新闻，恰恰就在这个时刻，欧洲的经济开始赶超美国，而美国经济不得不面临欧洲人和日本人的挑战。
到了1970年，加尔布雷思和施赖贝尔的预言开始破灭。管理热潮渐渐冷却，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热潮全线崩溃或彻底瓦解。实际上，任何事情发生都有一些外在的迹象可寻。
只有英国存在着大批管理者失业的现象。这种现象体现出当时英国经济正处于普遍低迷的状态，而且出现了并购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虽然管理咨询公司急剧扩张，但是它们突然间发现营业额远低于预期。与此相反，有些管理咨询公司长期以来稳扎稳打，一直把资源用于提高资讯品质，而不是用于增加员工。这些公司在广告宣传与业务收入方面连续取得非凡的绩效，比如它们在管理项目、管理书籍以及训练口才好的管理讲师等方面一直高标准严要求，广受欢迎。的确，差不多到1970年前后，公共服务机构的非企业型管理大大加强了它们在管理项目、购买管理书籍，以及使用管理讲师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但用户对管理的识辨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挑剔。随着到商学院就读管理学和高级管理课程的申请者人数持续飙升，学员们对课程设置和教学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管理的神秘感突然消失的一个原因可能是1971年的“美元危机”，这场危机让许多人意识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差距”，甚至那些最不善于观察的人也会有所认识。另一个原因则是那段时期出现了一些大型企业倒闭，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英国劳斯莱斯公司等，这些事实使得“专业管理”看起来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风光无限。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管理者们自己突然觉悟到：管理具有挑战性；管理是工作，而非灵丹妙药；无论管理技能如何精湛复杂，它终究不是神奇的魔法。最重要的是，管理者们认识到：管理热潮的根本基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认知和经验，而这些知识与经验如今已经无法满足新的发展了。人们需要新知识、新方法和新理解，而这些崭新的需要正是管理热潮无能为力的。
虽然管理热潮已经过去，但它的确永久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社会景象。人们不可能再回到对管理一无所知、对管理肆意忽略、对管理冷涩模糊的时代——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就是管理热潮兴起前的年代。最要紧的是，通过管理热潮，人们意识到管理是一种力量、一种职能、一份责任、一门学问，这种意识将会持续下去。这是管理热潮留给我们的永久成果，也是管理热潮最重要的贡献。
在管理热潮的这25年间，人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尤其是，哪些东西是人们从中学到并可以帮助人们应对新时代（管理绩效时代）需求的？
首先，人们会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机制中，特别是在企业机构中，管理是领导力、方向以及决策的器官。从本质上说，管理是一种通用职能（generic function），是每个国家和每个社会所面对的共同的基本使命。管理必须为机构指引方向，管理必须为机构拟就深思熟虑的使命，管理必须为机构设定目标，管理必须为机构所要成就的贡献安排资源、统筹全局。的确，管理就是经济学家J.B.萨伊所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担负机构的愿景导向，并为成就资源的最大成果、做出最大贡献负责。
在执行这些管理的基本职能时，管理随时会遭遇相同的问题。比如，管理必须提高生产力，管理必须引导员工朝着提高生产力和获得成就感的方向发展。管理为机构的社会影响力负责。最重要的是，管理为产生成果负责——无论是经济绩效、学生课业，还是护理病人——这是所有机构存在的理由。
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意味着：管理者不是在实践“经济学”，不是在实践“数据量化”，也不是在实践“行为科学”，而是在实践“管理”。“经济学”“数据量化”和“行为科学”这些都只是管理者的工具。管理者不再实践经济学，就像医生不再亲手做血液测试一样。管理者不再实践行为科学，就像生物学家不再练习使用显微镜一样。管理者不再做数据量化，就像律师不再引用判例一样。管理者实践管理。
这样的说法有两个含义。一是管理有别于其他任何学科，它具有某些独特的管理技能，其中之一就是在组织机构内部交流。二是管理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决策，因而它有特定的创业技能——战略规划。
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管理学有其独特的方法，有其独特的关注点，同时有其自身的问题。能把管理理解为一门学科的管理者将会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者，甚至会成为一流的管理者——他将不再满足于管理技能与管理工具使用等最低能力的培养。一个仅仅熟练运用技术和技巧，而没能把握管理精髓的人，谈不上是个管理者，充其量就是个技术娴熟的技工而已。
管理是一门实践，而非一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管理学可以与医学、法律和工程学相媲美。管理不是知识而是绩效。更进一步说，管理不是一种常规知识的应用，也不是领导力的运用，更不是财务操纵。管理的实践既基于知识，又基于责任。
管理热潮已经证实了管理者必须远远高于“技治官僚”。管理者不能受限于他的学科训练，也不能满足于他精湛娴熟的技能，更不能依赖于他对管理工具和技术的使用。
管理并不主张“文化无用论”，因为文化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管理是社会职能，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管理是对社会负有责任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管理是深嵌文化内核的。
通用汽车公司可以说是技术治理在管理上存在缺陷的最佳实例。在技术治理的概念中，公司绩效的衡量标准是市场地位，是利润，是生产率。按照这些标准，通用汽车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确实已经成为杰出的企业。但与此同时，在公众舆论、在政治以及在公众心目中的尊重程度上，通用汽车公司的表现乏善可陈，失败至极。通用汽车公司只能从技术治理层面的成功中获取回报，而且逐渐败退，只有步步为营了。
管理者必须是一名匠人。管理者的首要职责就是促使他的机构执行使命，以机构的生存发展为己任，无论生产还是服务，无论教学还是护理病人。但只有这个职责显然是不够的。任何机构都是为社会而存在的，而且机构就存在于社群之中。所以，机构必须要有影响力，而且每个机构都要为自己的影响力负责。在发达国家的机构型社会中，领导层，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的管理者们，他们都必须为社会负责任，他们都必须对自己所在社群的价值观、信仰和奉献精神了然于心，他们都必须勇于承担超出自己机构特定使命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责任感为管理理论、政治理论以及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而崭新的挑战，同时也提出了最艰难的疑问。然而，这已经成为事实。
管理是一种特定的目标职能，视其使命而定，因此我们说，管理是一门训练有素的学问。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管理是具有适应性的，管理忠实于价值观、传统以及固有社会的风俗习惯。
管理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力应该归功于一个事实——管理并非“价值中立”。
比如在欧洲大陆，人们对管理的兴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管理可以改变他们旧有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管理曾被视为“反主流文化”，因而管理深受人们的欢迎，尤其是受到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青睐，甚至管理一度被人理解为打破特权壁垒和阶级结构的破城槌。因为在过去，对出身背景、财富和精英教育（比如在法国）的强调阻碍了有能力的个人的发展机会。
同样清楚的是——虽然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管理越多使用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信仰，就会越容易见效。当管理热潮挑明了社会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时，也强化了社会与文化传统。在管理热潮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早中期，引发了“世界美国化”的诸多热议，尤其是“管理美国化”。诚然，在一定范围内，管理者们都已经认识到他们面对同样的使命，甚至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管理热潮也被用于强化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手段。
无论今天的日本是否已经西化，抑或西化只是日本的表面现象，有一种可能是西化使得日本比以前更像日本了，诸如此类的话题不是本书的关注范围（或者说这些话题已超出本书作者的能力）。虽然日本接受管理概念，热衷于掌握管理工具和管理技能，且对管理理念言听计从，但毫无疑问，日本的管理并没有被西化。日本使用管理理论，接受管理概念、工具与技能，目的是保持日本自己的系统。日本仅仅尽可能地攫取那些有益于日本机构的管理概念与工具——无论是企业机构还是政府机关——目的在于维持和壮大日本已然存在的基础价值观。
欧洲的基本管理概念没有因为管理热潮而被颠覆。举个例子来说，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高端管理架构与过去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在英国发生些许改变，原有未分化的董事会如今分成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董事会成了监督小组。
职业生涯中的晋升阶梯也仅仅受到轻微影响。
在法国，大型公司中的职员要获得高层职务依然必须毕业于“大牌名校”，最好是“巴黎综合理工大学”（EP）之类的；然后到政府部门任职，锻炼成为一名通才；工作25年后，获得“财务督察”头衔，然后直接晋升到企业的高管层。在德国有两个平行的职业晋升阶梯如今依旧占有优势：一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工程师，二是毕业于法学或经济学的非专业化工种。而在英国，跻身高管层的最好起点依旧是会计行业。
营销工作是晋升阶梯的一个新变化。但这种现象或许在英国尤为明显，因为在英国，营销工作是最受人敬重的，高管中的营销人员大都希望能有在美国公司的英国子公司的工作履历。
在主要国家中，管理热潮并没有深刻触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也只是加重了传统。比如在美国，管理热潮加重了企业与政府的敌对；在欧洲大陆，管理热潮加剧了重商主义传统；在日本，管理热潮加重了“家族势力”的思想；在英国，管理热潮加强了“俱乐部”传统等（这些重要内容可参见第27章）。
伴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管理成长能力的恢复，管理热潮清晰地证实了一个道理：管理并不专属于美国，也没有所谓的“美国挑战”。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已经呈现“多中心化”一样，管理也日趋“多中心化”。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所有人——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以及世界各国其他人，都必须相互学习管理。
近来一些论及管理话题的作者们相信：是管理热潮发明了，或者至少是发现了管理。毋庸置疑，这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作为实践，还是作为理论思想研究领域，管理已经拥有很长的历史。管理的根源至少可追溯到200年前。
或许有人说，管理是在无任何管理可言时就已经被发现了。从亚当·斯密（1723—1790）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再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直到他们的继承者们，甚至包括他们的反对者卡尔·马克思，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都不深谙管理之道。对他们而言，经济是不带个人情感的客观事物。一位古典传统的现代解释者，英裔美国人肯尼思·博尔丁曾经说过：“经济学探讨的是商品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或者，应用马克思的思想，客观历史规律支配一切，而人仅仅能够受支配并加以适应。最好的情况是，人能优化经济所成就的可能性；而最糟糕的情况是，人阻碍经济的力量并且浪费资源。最后一位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已经把“管理”添加到生产要素之中，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列。但这样的认识也只是心口不一的承认，因为对马歇尔而言，管理依旧只是“外在要素”，而非“核心要素”。
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同的方法，试图把管理者置于经济的中心位置，而且强调促使资源具有生产力。J.B.萨伊（1767—1832）或许是法国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也许是欧洲大陆——他是亚当·斯密的早期追随者，也是《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在法国的传播者。但萨伊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生产要素并非核心。萨伊创造了一个词“创业者”（entrepreneur/企业家），意为“谁能把较低生产力的资源引向较高生产力的投资，谁就创造了财富”。萨伊的追随者是具有法国传统精神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弗朗索瓦·夏尔·傅立叶（1772—1837）和非凡的圣西门伯爵（1760—1825）。虽然那时并没有大型组织，也没有管理者，但傅立叶和圣西门都曾预见这种情况的发展，而且在“管理”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管理。尤其是圣西门当时就已经看出了组织浮现的端倪，并且看到了资源能够创造生产力以及建立社会结构的使命。他看见了管理的使命。
在美国，管理的重要性很早就深入人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著名的《制造业调查报告》就是以亚当·斯密的思想为基础的；然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强调了管理所扮演的建设性的、目的性的、系统性的角色。他在管理中，而不在经济力量中，看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引擎；他意识到组织才是经济发展的带动者。他的追随者，亨利·克莱（1777—1852）在其著名的《美国体制》中勾勒出系统经济发展的首张蓝图。
稍后不久，苏格兰的一位工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成为世界首位经理人。19世纪20年代，坐落于拉纳克的纺织厂中，欧文首次解决了生产力与员工工作动力的问题、工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工人与管理层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依旧是今天管理的关键问题。欧文所体现的是：管理者是个真实的人，扮演真实的角色，而不是萨伊、傅立叶、圣西门、汉密尔顿和克莱等人所描绘的抽象名词。欧文之后又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有经理人。
1870年前后，规模化组织在两个地方同时出现。一是在北美，洲际铁路所引发的管理问题。二是在欧洲大陆，以创业为目的的全国性的多层面总部运营的“综合银行”，废弃了传统的结构和概念，急需管理。
第一个对这种管理需求提出回应的是美国人亨利·唐尼（1844—1924），他的文章《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The Engineer as Economist）红极一时。唐尼的这篇文章可称为管理的第一份计划书。文中他提及一些基本问题：成效（effectiveness）与效率（efficiency）的对比，工作组织与员工组织的对比，市场和顾客决定的价值与技能成就的对比等。开启人们对管理使命与管理工作之间关系的系统化关注，唐尼是第一人。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德国，格奥尔格·冯·西门子（1839—1901）创建了德意志银行，成为欧洲大陆金融机构的领导者，他率先设计了一个有效的高管团队，首次透彻思考并拟定高管层的任务，也首次解决了大型组织中通信与信息的基本问题（西门子的实例分析参见第49章）。
涩泽荣一（1840—1931）——明治政府的政治家，后转为企业领导者，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首次提出企业机构与国家目标之间关系以及企业需求与个人伦理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他还致力于系统化的管理教育。涩泽荣一首次提出“专业管理者”的概念。20世纪日本崛起，占据世界经济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涩泽荣一的思想与贡献。
数十年后，即19世纪末转向20世纪之际，现代管理学的所有主要方法业已成型。管理的发展独立地发生于许多不同的国家之中。
19世纪80年代，一位自学成才的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1856—1915）开始了他对管理工作的研究。按照当今的时尚标准，泰勒一定会被歧视，他那看似过时的心理学也会备受诘难，但是泰勒是已知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不把工作视为理所当然，却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人。泰勒运用他的方法去研究当时的员工，也就是19世纪的产业工人，他针对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工程或利润目标。促使泰勒进行研究工作的首要动机是他想要把工人从繁重的劳作和疲惫的身心中解脱出来。其次，泰勒希望挣脱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所建构起来的铁板一块的工资原则，这些经济学家通常会因为经济的不安全感和长期的贫穷而对工人横加指责。泰勒的希望是通过提升工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为劳动者争取到有尊严、体面的生活。这个希望，如今在发达国家中已经大部分实现。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的法国，一位大型煤矿公司的老板，亨利·法约尔（1841—1925）开始细致酝酿组织结构并发展出企业组织的首个理性运作方法——“职能原理”。在德国，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早年在一家大公司AEG接受培训，这家德国公司是瓦尔特之父埃米尔（1838—1915）创建的，但公司主要是在格奥尔格·西门子的监督下发展起来的。瓦尔特曾经问道：“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大型企业的地位何在？大型企业对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影响力如何？大型企业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基本贡献和基本责任又是什么？”如今，这些关于工商产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依旧是大多数企业机构的问题，但是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同样也是在德国，也是同一时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间，欧根·施马伦巴赫（1873—1955）等人发展了一门新兴学科——工业科学。之后，管理科学得以发展，诸如管理会计学、运筹学、决策理论等相继出现并快速扩展。在美国，德裔美国人胡戈·明斯特伯格（1863—1916）首次尝试把社会与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应用于现代组织和管理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生的管理变化不妨称之为“首次管理热潮”。点燃这次管理热潮的人是那段时期最受人崇敬的两位政治家：美国的赫伯特·胡佛（1874—1964）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托马什·马萨里克（1850—1937）。胡佛是贵格会（The Quaker）的工程师，他由于把管理原则应用于美国首次大规模外援项目而声名远扬，这个项目解救了成千上万饥饿的人：先是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用“救援比利时”来管理服务外援工作；随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实施救援工作。马萨里克，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是他把管理理念落实在战后欧洲的经济重建中。他的管理思想为25年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基础。正是胡佛与马萨里克开创了国际管理运动的先河，也是此二君致力于把管理调动成为主要的社会力量。
但这种理念并不适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这是一段停滞而且萧条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政府或者经济组织所能考虑的最高目标就是“回到战前”，也就是重建战前经济状态。这种想法迅速弥漫成为一种格局——一种因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种张力而麻痹得丧失意志和前景的格局。
第一次管理热潮终于宣告失败。挫折取代了希望。然而，在明显的停滞背后，管理的工作依然继续。正是这些年的沉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管理热潮奠定了基础。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1870—1954）和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1875—1966）第一次发展了新的“大型企业”的组织原则，即“分权原则”。也正是杜邦与斯隆，第一次发展出企业目标、企业策略以及战略规划等系统方法。无独有偶，在美国，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先是由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1862—1932）主导，后由罗伯特·伍德（1879—1969）经管，该公司创建了第一个以市场营销为基础的企业。在不久之后的欧洲，由荷兰和英国并购而成联合利华公司的建筑师们设计了至今为止堪称最为先进的跨国公司结构，而且能够对跨国企业规划和跨国市场营销问题应对自如。
管理学在这段时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泰勒的继承者包括弗兰克·吉尔布雷思（1868—1924）与莉莲·吉尔布雷思（1878—1972）这一“夫妻档”，以及亨利·甘特（1861—1919）。在英国，伊恩·汉密尔顿爵士（1853—1947）对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官经历进行反思之后意识到：在组织的形式结构与赋予组织“灵魂”的政策之间保持平衡是管理之必需。另外两位美国人，玛丽·福列特（1868—1933）和切斯特·巴纳德（1886—1961），首次对组织决策过程、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执行主管的职能与角色等课题进行了研究。英国人西里尔·伯特爵士（1883—1972）和澳大利亚人埃尔顿·梅奥（1880—1949）在哈佛大学分别研究出工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学，并把它们应用于企业和管理之中。
管理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作为学科而被传授的。哈佛商学院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开设管理学课程，但依旧以“生产管理”为主体。在同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与具有一定职业经验的年轻高管们一起探讨“高级管理”。
美国人詹姆斯·麦肯锡（1889—1937）和英国人林德尔·厄威克（1891—？）开创企业管理咨询，此类咨询不再局限于技术问题，而是转向应对基本的管理关注点，比如企业政策和组织管理等。厄威克还把管理结构和主管职能等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并编纂成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