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机构型社会——从1900年到1970年——员工型社会——新的社会与政治理论的必要性——管理：多元机构的需要——责任是本质——从商业社会到多元社会——为何企业管理必须成为焦点——企业管理的典范——企业管理的成功案例分析——管理的兴起是历史中枢事件
在过去50年间，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发展成为机构型社会。如今，一切主要的社会使命，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卫生保健，无论是教育还是环境保护，无论是追寻新知识还是国防建设，都已交给大型组织来完成，它们自行规划和管理。现代社会的绩效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机构的绩效，如果有侥幸例外的，那也不过是极个别的。
75年前
，没有人能够想象并相信会有今天这样的社会。在1900年的社会中，家庭是完成社会核心使命的执行者和特殊器官，机构组织规模微小、数量较少。1900年的社会，即便是在高度机构化的国家（比如德意志帝国），也是核心政府一家独大，就像堪萨斯州的大牧场上隆起的小山丘一样显眼。在地平线上，它显得格外庞大，但不是因为它真的庞大，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其他参照物做对比。除了核心政府之外，社会的其他部分各自离散存在，犹如一盘散沙：小作坊、小学校、像医生和律师那样自行生计的专业个体、农民、手工匠人、大街小巷的零售小店，如此种种。当然，也有少数的大型企业蠢蠢欲动——但仅仅是开始而已。有些当时被认为是巨大型的企业，如今看来不过是小生意而已。
让今天美国人的祖父母辈们担惊受怕的“八爪章鱼”——洛克菲勒家族巨型标准石油托拉斯已经于1911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强拆为14家小公司。30年后，就在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这14只小章鱼已经各自形成规模，其规模大于原先最高法院肢解时的4倍——无论在员工、资本、销售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然而，在这14家公司中，只有3家称得上大型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以及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其余11家规模有限，对世界经济影响甚微，甚至毫无影响力，局部影响力也只限于美国本土经济。
在过去70余年中，在企业快速增长的同时，其他机构的发展更加迅猛。1914年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一所拥有超过6000名学生的大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学超过5000名学生。而今天，拥有6000名学生的大学只能算是大学中的“侏儒”，甚至有人质疑这些大学的生存活力。无独有偶，医院也已经从原先收留贫穷苦死的病人的边缘机构成长为如今规模庞大的医疗卫生中心，而且已经成为最复杂的社会机构之一。此外，工会、研究机构以及诸多其他社会组织也日益发展，不仅规模扩大了，而且复杂性也日益增加。
在20世纪头几年中，苏黎世市民创建了他们自己的辉煌的市政厅，他们坚信这座市政厅能够为这个城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当然，当时的保守派尖锐地批判这个市政厅“铺张奢华”，所幸它没有被谩骂为“狂妄自大”。瑞士的政府部门远远少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但苏黎世市政厅很久以前就停止为市政管理提供办公场所了。与75年前的“铺张奢华”相比，如今的办公机构所占用的空间扩大了10倍，甚至更多——这算“过度奢华”吗？
今天，在每个发达国家，所有公民都是员工。他们为各自的机构工作，他们指望从机构讨得生计，指望从机构获取机会，指望通过机构谋取社会地位和发挥职能，指望借助机构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成就。
1900年时的公民通常受雇于家庭式的小经营者，他们雇用一两位助手来打理小型零售店和家庭作坊，诸如此类。当然，除了像英国和比利时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外，那时期的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以务农为生。
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为员工型社会。在20世纪初人们见面时会问：“你是干哪行的？”而今天他们倾向于问：“你在哪儿上班？”
面对机构型社会以及新的多元主义，我们没有现成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论。的确，固有支配我们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理论和我们现有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办法已经格格不入。我们依旧使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如博丹、洛克、休谟、哈林顿等人思想中法典式的政治与社会模式：社会除了一个核心政府以外，并无别的权力中心和自治机构。尽管时过境迁，但它依然是我们仅有的模式。
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理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出现。为了避免陷入无聊的猜测与模糊不清的梦幻，新理论总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浮现出来。新理论把人们已经学到的知识、已经获得的成就、已经完成的事情加以总结编纂。但人们不能等到所需的理论成形后才行动。我们不得不行动。我们不得不使用我们仅有的一点知识。有一件事我们一定知道：无论是工商企业还是大学，无论是医院还是军队，无论是研究实验室还是政府机关，管理是新机构的特殊器官。如果机构想要正常运作，管理就势在必行。
“管理”是个晦涩难懂的词。“管理”是个特别“美式”的词，而且很难翻译成任何别的语言文字，甚至是英式英语也很难精确表达其意义。它不仅表示一种职能，而且暗指执行者；它不仅体现社会地位与级别，而且是一门学科与一个研究领域。
但即便是在美式语境中，管理也不足以成为一个术语，因为除了企业之外，“管理”（management）或“管理者”（manager）并没有成为其他机构的常规用词。就像医院有自己的院长一样，大学有各自的校长，政府部门有各自的行政官员，部队有自己的指挥官，其他机构也许称为执行主管（executive），如此等等。
然而，所有这些机构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管理职能”（the manag-ement function）、“管理使命”（the management task）和“管理工作”（the management work）。所有这些机构都需要管理。在所有这些机构中，管理都是活跃而有成效的器官。
实际上，机构本身是虚拟的。机构只是一种笼统的泛称，并非社会实体。当我们听闻政府机关制定某些裁决，或制定某项决策时，我们完全知道这是某机构中的一些人在做出裁决和制定决策，这些人代表机构说话，他们是机构的起效器官。当我们说通用电气公司（GE）关闭了一家工厂，这并不意味着通用电气公司本身在做决策，也并非它在行动，而是指该公司内部的一群管理者的所作所为。
格奥尔格·西门子创建了德意志银行，并使之成为19世纪70年代整个欧洲大陆的龙头金融机构（见第49章）。他曾经这样说道：“没有管理，银行就是充斥着无数废弃物而等待被清理的垃圾桶。”没有机构，就不会有管理；但没有管理，机构也就名存实亡。管理是现代机构的特殊器官，器官的正常运作是机构存活并产生绩效的根本。
我们进一步意识到，管理是独立于所有权、等级和权力之外的。管理是遵循目标来运作的，管理应该以责任和绩效为基础。管理是“专业的”，管理是一种职能、一门学问、一项使命，因此管理者也是“专业的”。管理者是这种职能的贯彻者、这门学问的践行者、这项使命的完成者。管理者不必非得是机构所有人，就算管理者真是如此，那么他的主要职能也应该是经营管理。在现代日本的早期阶段（见第2章），涩泽荣一所主张的具有儒家理想的“专业管理者”已经成为现实。涩泽荣一的基本洞见正是强调管理者的本质既不在于“逐利”，也不在于“求名”，而在于“责任”。
新左派认为我们的社会是大型商业社会，但这个论调与新左派的其他论调一样已经过时。西方社会过去就是商业社会，75年前就是。那时的企业的确是所有机构中最有权力的机构——甚至比当时一些政府机关的权力更大。但自从20世纪初起，企业的重要性逐步下降——不是因为企业规模越来越小，而是因为其他机构正在迅猛地发展壮大。社会已经成为多元社会。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没有一个企业家所拥有的权力或可见的成就能与1900年的企业界大亨相媲美，比如J.P.摩根、约翰·洛克菲勒，或者稍晚一点的亨利·福特。当年在商界叱咤风云的大亨们，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但如今甚至很少有人能叫得出美国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大名。无论是在权力还是在相对财富上，今天最大的公司都不能与过去那些能够要挟美国政府提供赎金的企业界大亨们相提并论。
谈论“军工复合体”似乎意义不大，因为美国最高水平的国防开支多年来已经成为经济镇静剂了。也许，谈论“军队与大学复合产业”更有意义些。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乃至于在今天，没有一家企业拥有的权力能与当今综合型大学所拥有的权力相提并论。大学拥有自主招生权力和学位设定与授予权，大学拥有提供职位和解决员工生计的自主权。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权力不是企业甚至其他机构所能拥有的。当然，在更早的时期，不会有机构被允许拥有这样的权力。
在欧洲，情况略有不同。在1900年，有资历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与其他在政府部门、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在军队中任职的职业者一样平起平坐，现在所有这些机构的从业者的社会级别认知远远高于75年前的状况。但是时至今日，在法国，依旧没有一家企业的影响力与权力能够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钢铁制造商德旺代尔家族相比肩，也没有一家能与当时操控法兰西银行与法国货币信贷政策的奥特银行家族相提并论。在今天的德国，没有一家企业能拥有与1900年时的克虏伯家族和同时期的其他钢铁大亨以及20世纪20年代法本化工集团同等的权力和影响力。同样，今天的英国，在权力与影响力上，没有一位企业主管能与20世纪30年代之前创办英格兰银行并且掌控英国财政部的金融世家们相提并论。
在当代所有社会中，日本可最算得上是一个商业社会。日本企业管理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大。但即便是在日本，如今也没有企业管理者或者企业机构在权力和影响力上比得上1900年和20世纪20年代的大财阀们，比如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等。
在1900年的美国，唯一能够提供给年轻人和有抱负的人职业机会的是企业。今天，在企业中，有数不清的机会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收入以及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农业收入之外，美国绝大多数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自私企经济。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和非企业服务机构大概只占用非农业国民生产总值的10%。如今，当农业大量转型成为企业后，超过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流向非企业服务机构，而这些非企业服务机构既不为经济绩效负责，也不受制于市场检测。
今天的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流向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另有3%～5%的国民生产总值流入非公立学校，也就是，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包括私立的文理学院和大学。另有5%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医疗卫生保健总开支的三分之二，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企业。此外，还有大量的非营利活动占用国民生产总值的2%～5%。这就显示出，大约还有50%或者说60%的国民生产总值，并非流向企业部门，而是流向或归属公共服务机构。
的确，当新左派在谈论大型商业社会时，正好显示出他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企业并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机构。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每个时期的社会动荡都是以反抗企业的暴动为肇始。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中，反抗权威的运动却都是以机构为中心——尤其是大学——这些机构以往备受激进分子的青睐，这些机构在三四十年前可谓是“名优人士的组织”。
与企业机构一样，非企业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也需要管理，甚至更需要管理。
人们越来越关注管理在非企业机构的重要性。
在过去10年或15年的时间里，美国大型管理咨询公司的最佳客户都是政府机关，诸如国防部、纽约市政府和英格兰银行。20世纪60年代末，加拿大创立陆海空三军统一联勤制度，在首次军种将领会议上讨论的议题竟不是战略，而是“依靠目标进行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令人敬重的天主教会各修会也都热衷于研究组织及其管理发展，而耶稣会是其领头羊。
差不多一两代人以前，德国行政部门就已经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汉堡市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上久负盛名。但是现在，汉堡市政府为公务员们创建了管理中心，并委派市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专门为行政管理负责。甚至英国政府也遵循“依靠目标进行管理”原则来重组行政部门。
在学校开设的进阶式管理课程中，越来越多的学员不是企业经营者，而是来自医院的高管、来自部队的军官、来自市政府和州政府的官员以及来自学校的管理者。哈佛商学院甚至专门为大学校长量身定制了高级管理课程，受到广泛欢迎。
从现在开始，非企业机构管理将会越来越引人关注。非企业机构的管理很可能会成为核心的管理问题，理由很简单，非企业机构或公共服务机构在管理上的缺失已经暴露无遗，无论是城市供水部门，抑或大学研究机构。
但是话说回来，企业管理依旧是管理的重心。任何论及管理的书籍，就像本书一样，都必须把企业管理放在中心位置。
历史是重要的因素。企业实体是现代机构中最先崛起的。从一开始，也就是19世纪末，当铁路与“全球性银行”等大型企业兴起时，企业实体就不再是旧有机构诸如政府机关、大学、医院和部队的附属产物，而是真真切切地以崭新而与众不同的机构面貌登场了。当然，也有其他一些机构关注管理
。但那只是零散的关注，通常只是关切一些严重的管理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然而，企业和产业领域中的管理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广泛性和持续性。
为何今天的管理研究主要是指企业的管理研究？除历史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只有经济领域拥有对资源配置和决策成果的测评方法。虽然盈利能力不是一项完美的测评标准，甚至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界定它，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依旧是可行的测评方法。目前尚无其他机构拥有更加行之有效的测评方法，虽然许多人也提出过一些“观点”，但那些“观点”很难成为一门学科的坚实基础。
把企业管理视为焦点的最重要原因是20世纪的成功故事。企业管理在自身领域中产生的绩效有目共睹。企业管理所提供的经济商品与服务远非1900年所能想象的。更加可贵的是，无论是在世界大战中，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还是在独裁强权政治中，企业管理都是有益的。
企业管理的成就促使我们今天做出承诺——也许为时尚早，或者有点鲁莽——努力消除人类长久以来的贫困顽疾。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管理的成就推动了今天的社会有能力担负普及高等教育。企业既能产生经济手段以维持这种昂贵的事业，又能提供工作岗位，促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并从中获得报酬。人们会因为出身家庭的差异和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未能谋得适当的就业机会，我们今天把这种现象视为社会的缺点和不完善。然而在过去，这种现象被认为是人类自然而然的、不可逃避的宿命。而这种现象的改观正是经济有效发展的成果，是企业管理产生绩效的结果。在一个政治逐渐支离破碎而且沉迷于民族主义的世界中，企业是能够超越国界的极少数机构之一。
跨国公司把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遵守不同文化与传统、持不同价值观的人汇集在一起，以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创业。无论是在世界观、价值观，还是在决策上，跨国公司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少有的遵循非民族主义的机构之一。虽然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共同器官，但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尚缺乏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组织。
更有甚者，我们的社会正在越来越重视人的生活品质，企业管理与此密切相关。的确，人们经常会在过去企业管理的高绩效基础上提出更高的要求，甚至提出苛刻的批评，有时听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更高期待，令人爱恨交加，就像有人问：“你们能够完成得如此好，那为什么你们不做得更好一些？”如此种种。
本书将费些笔墨——用整整4章（11～14章）的内容，来细致探讨非企业服务机构的绩效问题。我会反复强调，服务机构的管理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管理学的热门话题。但必须承认，任何论及管理的作品都必须以企业管理为基础。
管理学的兴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事件，其重要性远非任何其他的头条新闻事件所能比。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很少有新的基础制度、新的领先组织、新的核心职能，能与管理学的迅猛发展相提并论。在人类历史上，也很少有一种新的制度能像管理学那样如此快速地被证实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甚至很少有一种新的思潮能像管理学那样少有不满和敌对，少有困扰和骚动，少有争议和质疑。此前也从未有过一个新的制度能像管理学那样具有全球性，超越种族的界限，翻越“主义”的藩篱，跨越语言与传统的障碍，深刻地影响许多人的生活和生命。
今天，一个发达的社会无须依赖贵族，无须依赖大地主，甚至无须依赖资本家和巨富大亨，它依赖主要机构的管理者的领导，依赖管理者的知识，依赖管理者的愿景，依赖管理者的责任。在这样的社会中，管理以使命、责任、实践为核心：可以作为一项需求，亦可以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贡献，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主题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