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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是20世纪的思想家和管理学家，他看自己是“旁观者”“社会生态学家”以及“现代管理学的创立者与贡献者”。彼得·德鲁克一生著作甚丰。《管理：使命、责任、实践》（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是他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作品，也是他为企业、组织、机构做了数十年咨询后的精心佳作，誉满全球。本书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性，1973年出版时就在美国畅销书籍中名列前茅，突出德鲁克管理学的核心思想：“观念必须化为行动”
。现如今，这个核心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许多人都知道德鲁克很强调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
能成为本书的中文译者是我一生的荣幸。我自己不是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我无法用非常直接的企业经验去评论和衡量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但我是用心智触摸和感受它。在我的社交圈子中，语言天赋比我好的朋友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大学中优秀的英文教授和老师，甚至一些好友是很好的作家、译者以及编者。我只是比他们更加幸运一些，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有这样美好的机会承担翻译德鲁克先生佳作的任务。
对任何人来说，翻译都不会是轻松的活儿。冯友兰曾经把翻译工作喻为“嚼饭喂人”，自己需要先慢慢咀嚼、消化，品味其中美妙，然后再传于读者，帮助读者理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圣经》翻译者需要“一颗正确的、虔诚的、诚实的、真诚的、敬畏上帝的、基督徒的、受过训练的、拥有知识和经验的心灵”（LW35，188—194）。虽然我无意把翻译德鲁克的佳作和路德翻译《圣经》做对比，但我感觉自己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所持有的心境、态度与虔诚是相似的。翻译不仅是两种甚至多种语言之间的摔跤，不仅是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不同思想甚至多种思想之间的交融。
在翻译过程中，我享受心灵的无比快乐。我用语言和心智与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对话。对话是人类精神世界最高贵的文明形态。在细读、品味以及翻译德鲁克的佳作时，我个人的直接感觉是在聆听他的心声，与他对话并听到回应。我请教他问题，有时他会为我解答，有时仅仅是启发，有时会向我提出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保持沉默与宁静——一如既往的那位“旁观者”，他让我自己独立理解、品味以及领悟他的思想。有时我会拍案叫绝，有时也会怅然若失，有时如获至宝，有时相见恨晚；有时也会愣愣地坐着，凝固片刻，但不是“走神”，而是“入神”。
书中所论及的话题，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我的感觉是亲切，好像自己就在经历一般，他似乎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现状、发展处境、社会现实以及大的格局把握方向，指点迷津。总体感觉，他不是在分析美国的经济和社会，而是在讨论读者所在情境中的生存状态与变化趋势。他曾经说过：“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我正是试图翻译他的这种认知与意识。路德当年把翻译工作形象地说成：“当田地清理干净的时候，春耕就会很顺利。”此话很有道理。本书的翻译工作也正是为了清理杂石土块，以使管理学的春耕顺利开展。我的心愿很简单，通过这部中译本，让更多中国企业家、非营利组织经营者、创业者、政府工作者、学者以及普通人都能使用德鲁克的管理智慧去成就自己的梦想与事业。
翻译工作离不开许多优秀好友的支持与帮助。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得到许多老师和朋友的鼎力相助，这里需要向各位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德鲁克的学生詹文明老师。他是我管理学研究的良师益友。数年前，当我开始酝酿如何研究德鲁克管理思想时，他便提出翻译德鲁克部分重要著作的想法。在我个人学习管理学以及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詹老师都会谦卑地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使我受益匪浅。同时，我要感谢李建兵先生在提供德鲁克著作以及促进本书翻译工作中所做的协调工作。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DA）对重译本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时任学院院长王欣先生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贡献。在翻译过程中，我还时常与他交流管理学名词和习惯用语的译法，收获许多很独特的见解。在最后译稿的审校中，王欣先生的热诚与睿智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他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给译稿增色不少。同等的谢意要给予资深编辑钱大川老师，特别感谢他对本书部分章节的审校所做出的贡献。在持续两年多的翻译工作中，“七和同创”的曾涌先生和高敏老师给我个人许多的帮助与鼓励，他们在阅读早期译稿以及后期审稿时发现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与建议很及时，也很中肯。多谢这些师长好友的贡献与支持。
我还要诚挚地感谢华章经管中心的王磊总经理，她对德鲁克著作及其管理思想的热爱与深刻感悟让我印象深刻，备受鼓舞。没有她的睿智、信任和执着，该书的翻译与出版将不会成为现实。同时，我要感谢华章公司的编辑张竞余、冯小妹，谢谢他们为译稿的编辑与出版付出的辛苦。
毫无疑问，在翻译这部佳作的过程中，家人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我的妻子肖宝荣一直是我创作的主要帮手，她分享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也分享了我在翻译过程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她是个出色的第一读者。非常感谢她辛勤的付出、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持久的鼓励。爱女陈沛如刚好2018年夏天回国度暑假，自然也加入到译作最后阶段的审校工作中来。她不仅积极参与校对译稿，还帮助我翻译了德鲁克先生在1981年的论文集《迈向下一代经济学论文集》（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中的一篇关键文章《应该期待怎样的成果——MBO使用说明》（What Results Should You Expect?A Users?Guide to MBO）。这篇文章承蒙王磊总经理同意，列为本书附录，其重要性下文再表。爱妻和女儿的支持、忍耐和爱是我的力量。非常感谢她们。
如何品读德鲁克的《管理：使命、责任、实践》呢？我有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德鲁克的思想需要细心品味，不能囫囵吞枣，任何试图“简化”或“减化”他的思想的做法，都是非常艰难而不明智的。德鲁克的著作宜深读、慢读，不宜浅读、快读。若读得太浅太快，读者就会自以为掌握了赚钱本领、管理要旨、做事谋略。深读慢品，就会逐步领悟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内家功夫，知己、知人、知事变、知道义、知信仰。管理学的这个道理，许多德鲁克著作的读者都深有体会。
第二，建议大家先阅读德鲁克为本书写的两篇序言，即1973年的“管理：专制以外的选择”和1985年的“管理：专业意识与敬业精神”，然后再读本书的“结语：管理之正当性”。我个人认为，这三篇文章是本书的灵魂，德鲁克为自己的管理思想和关键理念做了必要的解释。这既是指南针，又是药引子。
第三，必须把握本书的整体性。本书名为《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结构非常严谨，分上、中、下三篇，共9部分，61章，各章连贯性强，内容完整合一；读者千万不要把内容肢解来读，不要把他的管理思想支离破碎，不要以为上篇讲“使命”，中篇讲“实践”，下篇讲“责任”。
第四，如果遭遇中文译本中难以理解的语句，建议读者回到德鲁克著作的原文做些参考。这是读书的必要方法，而不是挑剔中英文的文辞表达或刻意寻找问题。字句是死的，精意是活的，人是活的，思想也是活的。
把握如上几点，读者便可以按照目录罗列的详细内容，渐入佳境，可见森林，亦可以见树木。
关于本书的一些翻译问题，也需要在此向读者做个交代。
必须承认，德鲁克的语言风格非常特别。原书中德鲁克的口语表达很突出，学术性表达并不显著，比如引经据典很多，但出处标注很少；使用的英文长句多，并在句中插入破折号，主要是为了添加说明或解释，这样导致语法结构更加复杂甚至加剧了语句意义的模糊。这种风格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也很多见，可能只是言辞个性或说话习惯罢了。该译本尽量少用这种直译方法。
在该书中，每一章文前罗列的仿宋字体内容与文中的小标题可能不太一致，有时甚至混乱或错失。翻译本书前，我就曾听说过这种抱怨。作为译者，我理解并对此感同身受。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将文前仿宋字体内容视为明确的“小标题”，而应该将它们视为“关键词”或“核心提示语”。这样就会顺畅多了。
除了表达风格和长句特色外，德鲁克也善于使用一些很有意思的词语，在英文中可能简单易懂，但在中文中却不得不绞尽脑汁。这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中文语境和英文语境之间的差异问题。有些词的翻译存在模糊不清且难以取舍的困难。不同语境和大小语境都需要深入考虑。这里举些例子。
比如management一词就有很多意思：“经营”“管理”“管理层”以及“管理学”等。为了突出managing的动词作用，有时会讲“对……进行管理”或“把……管理好”。名词manager（s）也是如此，有时可能泛指“管理者”，有时可能具体而直接指“经理”“经营者”或“工厂厂长”。本书还有一些与management直接相关的词，比如“过度管理”（over-management）、“管理不当”或“管理不力”（mismanagement）、“管理不善”或“管理不到位”（poor management）、“管理参差不齐”（spotty management）、“可管理”或“易于管理”（manageable）、“不可管理”或“难以管理”“无法管理”（unmanageable）、“多元管理”或“多极管理”（multi-management）等。
Business也是一样，这个词不一定都是指“生意”“贸易”“交易”或“经营”，有时指“业务”，有时指“企业”，也有时可能指“事业”，比如大家熟悉德鲁克讲的“事业理论”。在事业理论的大语境中或泛指时用“事业”，比如“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而一般情况下翻译成“业务”更合适，比如在论及中小型企业的具体经营时，问“我们的业务是什么”更好点。Function也是令人头疼的词，到底是“功能”还是“职能”，只能根据语境和上下文来确认其意思，但还是很难定夺，本书中两者都用，因语境而做出选择。还有productivity，有时翻译成“生产力”，有时翻译成“生产率”。Efficiency与effectiveness，本书分别译为“效率”与“成效”，有时因语境变化，后者也译为“有效性”，形容词则译为“有效的”。本书将temperamental unity翻译为“气质合一”，把temperamental fit译为“气质相投”。第39章中的controls，德鲁克自己清楚说明不是“control”（控制）的复数，而是另有意义，本书译为“监查”，并且与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和政府组织职能行为“治理”或“管治”（governing）的意义也有所区别。
再如，tasks是本书中我最早遇到的很难翻译的词，后来接受大家的共同建议，翻译成“使命”，但有时也会根据语境而只能翻译成“任务”；因为并不是所有语境下task都可以翻译为“使命”，有时用词太大，反倒不好；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成“任务”更加准确些，但在大标题或陈述主旨时，用“使命”就显得合宜。Strategy也是书中的难题之一，这词可大可小，大的语境可说“战略”，小的语境可译为“策略”。有师长曾经建议都翻译成“策略”，但有些情况下翻译成策略显然不足以表达意义。涉及企业、组织、机构的使命与目标的大方向时，把strategy译为“战略”比较好些，比如战略规划、企业战略、整体战略等；但在小规模或小语境时，翻译为“策略”比较合宜，比如财务策略、产品策略、技术策略和市场营销策略等。Commitment也是个难翻译的词，工商企业界最常见的翻译是“承诺”，但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很丰富，有献身、委身、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有些则带有很丰富的宗教信仰的内涵等。Entrepreneur与entrepreneurship也是个难题，前者多译为“企业家”“实业家”或“创业家”，显然与商人或生意人的意思大相径庭；后者通常有两种翻译，一是“企业家精神”，二是“创业精神”；笔者在本书中倾向于用“创业精神”，为的是描述某种独特的、积极的创业状态，而不涉及特定的“企业家”群体。
英文中的介词是英语语法结构中的小精灵。本书中的介词及其介词词组或介词短语的运用，有时很难在中文中找到完全相同意思的词。比如，managing for results，很长时间人们都习以为常地理解为“成果管理”，但可能“为成果而管理”更好一些。Managing for performance也被习惯性地理解为“绩效管理”，有时并无大碍，但可能“为绩效而管理”更好一些。Management by objectives通常被翻译为“目标管理”，而联系德鲁克的许多作品并联系上下文应该理解为“依靠目标进行管理”，这样可能更准确一些。
此外，本书最难翻译的是各章的标题。这里也举些例子。
1973年德鲁克自序的标题为The Alternative to Tyranny，这个词组的翻译也充满争议，笔者见过一些不同的翻译，最有意思的翻译是“舍弃专制另谋出路”
。我个人觉得这个翻译非常好，语气强烈，也很切中要害。笔者在本书中译为“管理：专制以外的选择”，持中性语言，相对温和一些，这也是本书翻译过程中笔者所持有的基本文辞风格。第33章的标题是Developing Management and Managers，本书译为“管理能力提升与管理者培养”。第42章与第43章的标题是连接一起的，主要涉及building blocks一词的翻译，本书分别译为“组织的构建单元”（the building blocks of organization）和“单元的相互连接”（and how they join together）。第56、57和58章探讨企业经营的相同话题，根据上下文语境，将diversity译为“多样性”，将diversification译为“多样化”，而不是翻译成“多元性”或“多元化”，旨在突出企业的经营实践，比如“策略多样化”与“抛弃不恰当的多样化”等。因此，这三章的标题分别译为“多样化经营的多重压力”（The Pressures for Diversity）、“由‘多样’构建‘合一’”（Building Unity Out of Diversity）、“管理好企业的多样性”（Managing Diversity）等。第59章的标题是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本书译为“论‘跨国公司’”，给跨国公司四个字加上引号，主要基于文中两个重要词语的区别：multinational与transnational，德鲁克认为这两个词不同，后者更贴切表达“去政治化的”全球互动的经济关系，19世纪人类讲multinational意指“跨国”，20世纪人们讲transnational指“超国界”，而21世纪的全球经济关系应该走向“无边界”（without border/global）。
本书中最具争议的标题当属第34章的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从接手翻译开始，就一直是个疑难病症，前后不知道请教过多少英语老师与管理学专业人士，但答案极其复杂。如下几个不同的翻译来自师长、朋友和各界同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依靠目标，以自我控制实现管理”“依据目标与自我控制进行管理”“目标与自我控制管理”“以目标和自我控制实现管理”，以及台湾版与前一个大陆版翻译为“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本书现译为“依靠目标与自我控制进行管理”。
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细节问题，就是MBO的缩写问题，即到底MBO是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的缩写，还是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的缩写？从1973年的《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第34章以及其他章节的行文来看，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都是以单数出现，这一章后被收录在德鲁克2007年出版的《人与绩效》（People and Performance:The Best of Peter Drucker on Management）第7章，除了文中小标题略有改动外，主旨与内容保持不变，但MBO的缩写已不再使用。
为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努力搜索德鲁克的其他著作，后来我在德鲁克1981年的《迈向下一代经济学论文集》中找到了一篇重要文章，题为《应该期待怎样的成果——MBO使用说明》，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我委托闺女翻译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详细说明了“依靠目标和自我控制进行管理”的深刻意义，应该可以作为《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第34章的解释与补充，至少可以提供给读者一个辨析这个概念的文本基础。我做如下几点说明。
第一，德鲁克的确使用过MBO这个缩写，从字面上看，MBO缩写只涉及management by objectives，有时用，有时不用。这也是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之一，好像德鲁克只是在讨论所谓的“依靠目标进行管理”（人们习惯地翻译为“目标管理”），并无涉及“自我控制”的内容。实际上，在这篇文章中，联系上下文，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个缩写的全称应该是“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原文多处（比如78页、79页、80页、92页、95页）显示如此。不仅字面如此，整篇文章的内容主旨也应该是指向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而非只是针对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and self-control这个用法应该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宜分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但是，究竟为什么只用MBO作为缩写？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当时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时的习惯用法，也有可能是德鲁克自己口语的习惯所致，毕竟MBO显然比MBOSC要方便多了。
第二，无论是谈论“目标”还是讨论“管理”，这篇文章的核心理念就是为了说清楚“依靠目标和自我控制进行管理”的正确使用，对MBO的误解和误用甚至用之不当都可能导致组织机构的健全运作出现问题，甚至与设定的绩效和目标背道而驰，与“管理”的有效性和成果相去甚远，因为绩效与成果是检测与评估MBO成功的关键标准。
语言终归是人说的。我们对待文字的态度就是我们生存生活的态度。我一直讲究在文字和语言上一定要认真细致，但千万不要纠结，不要钻牛角尖、进死胡同。比起人类丰富的思想来说，文字和语言逊色多了。笔者所能做的很有限，只能尽我所能按照上下文关系来加以判断，“语境”加上“直觉”有时会有些帮助。
没有一部翻译作品是完美的，也没有一部译著可以让所有读者心满意足。由于译者的学问与知识有限，这本书的翻译也不可能完美。翻译不到位甚至是出现的翻译错失，敬请读者海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结构和表达风格也会出现变化；10年或15年之后，只要中国的企业、组织、机构还需要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我相信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起这本书并进行重译与修订。这是我的美好愿望与衷心祝福。所有的进步都是在努力付出并不断更新之中实现的。
陈驯
2018年9月于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