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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生活方式是人们利用闲暇时间从事能够满足休憩、娱乐、社交和价值实现等身心需求的方法和形式，换句话说，它指的是人们选择和从事休闲行为的一种规则，能够决定个体参与某项休闲活动而非其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家对于积极休闲生活方式的大力推动和国民的强烈诉求相比，国内对于休闲生活方式的研究则略显滞后，尚不能为现实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不过，国内学者也尝试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通过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的特征分析
，以及休闲方式与满意度的关系
等方面。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开展了针对特定群体休闲方式的研究，比如农村居民休闲方式的变迁及其机制
、村转居社区新居民休闲方式的前后变化分析
等。可以看出，国内对于休闲生活方式的研究仅局限于对休闲活动方式的调查和分析，在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式上仍显狭窄和单一。鉴于此，本研究主要对国外休闲生活方式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从而汲取相关学术成果和经验，以期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们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以“leisure lifestyle”“leisure life style”和“leisure & way of life”进行主题（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到论文109篇（截至2016年4月30日）。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和总结，从休闲生活方式的概念着手，考察国外有关休闲生活方式的测量、群体差异，以及休闲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国外关于休闲方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凡勃伦（1899）提出的“炫耀性消费”
可视为当时有闲阶层的主要休闲生活方式之一。然而，国外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建构起休闲生活方式的概念框架。关于休闲生活方式的真正全面研究大致源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Kelly（1975）最早将休闲生活方式的属性界定为“个体对于时间、金钱和人力资本等进行最佳利用的规则”
，这也是国外学者对于休闲生活方式内涵的普遍和一致的认识。之后，学者们试图对休闲生活方式的外延予以圈定，如Veal（1993）认为，休闲生活方式首先应该包含休闲活动的各种形式
；Glyptis（1981）强调休闲环境，也就是休闲体验发生的地点
，对于休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Mannell和Iso-Ahola（1987）更关注休闲动机对休闲生活方式的影响
。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Mannell和Kleiber（1997）提出，休闲生活方式是“休闲活动参与和时间利用的总体形式”
，他进一步指出，休闲生活方式系统包含了时间、活动、场景和动机等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要素，是上述要素综合反映的结果。后续学者也大多沿用这一观点，如Heintzman和Mannell（2003）研究休闲生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即是从休闲活动参与、休闲动机和休闲时间3个层面对休闲生活方式予以考察
。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主要是基于休闲生活方式的概念展开洞察和测量，然而在研究休闲生活方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时，则往往需要构建休闲生活方式的测量量表，以满足在统计技术上的可行性要求。需要指出的是，韩国学者在休闲生活方式量表（Leisure Lifestyle Scale，简称LLS）的开发和构建方面做出了更为积极的贡献。Yoon和Seo（2007）基于生活价值体系和休闲生活类型，对韩国人的休闲生活方式进行了初步研究，识别了休闲生活方式的5个群体，包括面向社区、自我类型、家庭导向、个人稳定型和多样型
。Sohn（2009）通过开放式问卷抽取了事先计划的、有效和积极的、内在驱动的、易于接近的、自我发展的和关系中心的5种休闲生活方式，进而运用主成分分析开发了包含7个维度65个题项的休闲生活方式量表
，7个维度分别是：理性计划（reasonable planning）、感官追求（sensation seeking）、休闲无助（leisure helplessness）、易于接近（accessibility）、关系中心（relation-centered）、家庭中心（family-centered）和工作中心（work-centered）。
Sohn的研究大致可以看作是休闲生活方式量表开发的开拓性工作，后续学者对此进行了信效度的评估，并运用此量表展开了实证研究。Sohn（2010）对自行研发的休闲生活方式量表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显示，休闲生活方式测量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并且累积方差解释增加、题项数量精简，最终形成了7个维度43个题项的休闲生活方式量表。Sohn（2010）还进行了休闲生活方式量表效标效度的评估
，然而针对大学生休闲生活方式的检验却发现，休闲无助、家庭中心、感官追求、关系中心、理性计划和工作中心6个维度即可解释54.26%的变异，说明包含这6个维度的休闲生活方式量表的有效性更高。Choi、Choi和Lee（2014）则基于Rasch潜在特质模型对休闲生活方式量表进行了检验
，针对高尔夫玩家的实证结果表明，包含休闲倦怠（leisure lethargy，4个题项）、家长作风（paternalism，2个题项）、感官追求（sensation seeking，4个题项）、关系聚焦（relational focus，4个题项）、理性计划（rational planning，4个题项）和工作中心（work-centrism，3个题项）的6维度21题项的休闲生活方式量表更为合适。
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差异、社会阶层的不同归属等，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休闲生活方式的区别，反映出不同群体在休闲生活方式特点上的特定差异。国外学者从基本的社会统计、基于特定理论的实证分析，到理论假设的提出和验证等方面，进行了严谨而扎实的研究工作。
年龄、性别、民族/种族、职业、收入等是人口统计学特征的主要变量。部分学者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人群，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比如，Kim（2007）针对韩国人休闲活动类型的调查研究发现，运动、桌游、户外活动、艺术、社会活动、放松活动、观赏活动、媒体活动等9种类型的活动是韩国人休闲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
。闲暇时间利用是休闲生活方式的重要外在表征，然而人们对于闲暇时间的利用并非仅仅体现在积极的、动态的活动组织方面，不运动和久坐行为也属于休闲生活方式的研究范畴。Peltzer和Pengpid（2016）针对东盟成员国13～15岁学生闲暇时间的不运动和久坐行为展开调查，并对这两种休闲方式的成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
，研究发现，不运动主要是与不能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不参加体育课、少食蔬菜和缺少保护（同辈、父母或监护人支持）等有关，而久坐行为则与中上收入水平、超重或肥胖、参加体育课、酒精使用、孤独、同辈支持和缺少父母或监护人监管等因素有关。
休闲生活方式的性别差异是国外学者特别关注的研究议题，Sin（2007）研究了5天工作制企业员工的休闲行为特征以及休闲环境偏好的性别差异，发现员工工作5天后的休闲活动会明显增加，而男性更倾向于参与户外休闲
。Kim（2008）调查分析了中年男性的休闲生活方式以及与家庭功能的关系，发现中年男性大多参与有助于健康的运动休闲活动，并且不同的休闲参与活动在家庭凝聚力和家庭规则适应度方面有着明显区别
。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休闲生活方式的考察更受国外学者们的重视。Lee（2008）探讨了中国都市女性的休闲认知及休闲生活方式
，主要结论有：女性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是休闲娱乐、美容、健身、观光和度假；对媒体相对敏感，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是主流的休闲认知方式；购买休闲产品的动机是满足个人口味、游憩娱乐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影响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服务态度、服务设施和个人偏好；服务质量，社会交往需要满足的程度、内容、形式，休闲氛围及价格等影响到休闲参与的满意度；集中性、时尚性、自我关注和多元化是都市女性休闲市场的主要特征。也有学者对女性群体中特定人群的休闲生活方式持有研究兴趣，如Irving和Giles（2011）考察了孩子对单亲妈妈休闲生活方式的影响
。他认为，是孩子而非母亲身份限制了单亲妈妈的休闲活动，因此对孩子是如何影响休闲选择和休闲倾向进行分析，进而为单亲妈妈提供更多的休闲机会显得极为重要；Parry和Shinew（2004）则研究了不孕对女性休闲生活方式的限制性影响
，发现休闲消费属性、不孕治疗和社会隔离感能够对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另外，老年人的休闲生活方式有着既定的特点，Jung（2004）通过对老年人休闲时间利用方式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平均每天有6～34分钟从事休闲活动，并且主要集中在上午11～12点和晚上8～10点，休闲活动则主要包括跟熟人在一起、大众媒体娱乐、运动休闲活动及业余爱好等
。Kang和Ko（2009）还考察了休闲环境对休闲活动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属性与休闲生活方式的关系
，结果证实了休闲参与和休闲满意度受到休闲环境质量的极大影响，并且在年龄、收入水平、职业和居住地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社会阶层是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的地位有所区别的社会群体，一般而言主要是职业、收入和教育等综合反映的结果，同一阶层成员之间在休闲态度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而不同阶层则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特征。国外学者在休闲生活方式的阶层差异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Eijck和Mommaas（2004）评估了基于工作部门划分的上中阶层休闲生活方式的区别，然而却发现，休闲生活方式未被单一的、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外在合法层次所结构化，而是由个人丰富的休闲参与形式所决定
；Chatzitheochari和Arber（2011）采用2000年英国时间利用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退休人群的休闲追求
。研究发现，身体健康、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上层人士和中产阶层的男性更倾向于从事第三年龄
群体的休闲生活方式。
文化资本理论（Cultural Capital Theory）和杂食性理论（Omnivore Theory）对休闲生活方式的社会阶层差异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布尔迪厄（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建议，为了与下层社会相区分，上层社会更喜欢高档的休闲消费；相反，彼得森（Peterson）的杂食性理论则指出上层社会休闲消费范围更广，也就是说，上层社会既消费高档休闲也从事时尚的休闲方式，而下层社会只消费时尚休闲。Han（2011）实证检验了上述两种理论在现代韩国社会的适用性
，研究发现，整个上层社会喜欢高档休闲消费，而下层社会更倾向于时尚休闲消费。另外，上层社会不但参与高档消费，而且也积极参与时尚文化欣赏，因此，杂食性理论更适合解释韩国社会阶层的休闲消费特征。
基于结构理论和社会群体的视角，Floyd和Shinew（1999）考察了种族接触和社会相互作用背景下，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休闲偏好的相似性，证实了休闲生活方式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
。然而与基于理论的实证分析不同的是，有的学者还尝试进行了休闲生活方式理论的构建。Burch（2009）勾画了休闲行为研究理论上的可能性，他运用家庭露营的数据检验了补偿（compensatory）和熟悉（familiarity）这两种假设，然而却发现“个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y）能够为休闲生活方式提供更合理的解释
，说明内在社会圈（intimate social circle）是休闲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休闲生活方式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概念和理论视角。
一定意义上来讲，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人类永恒的共同追求。而在当今社会，休闲已然成为人们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因而关注休闲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探讨休闲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和改善生活质量是学术界无法避开且须直面解决的议题。
国外研究发现，休闲生活方式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Payne等人（2006）研究了休闲生活方式在维持患有关节炎老年人健康中的角色
，发现休闲生活方式在关节炎严重程度和感知身体健康的关系中发挥干扰作用。其中，休闲活动的类型与感知身体健康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休闲活动类型越丰富，老年人报告身体健康的情况越好。Cheng等人（2011）对大学生休闲生活方式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认为经常从事晨练、运动、度假和健康饮食等休闲活动的人群往往有着更为健康的身体状况。Yang等人（2012）基于居民的调查数据，同样证实了晨练、旅游、静态游憩和积极活动4类休闲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正向影响
。
从一般理解来看，身体健康固然重要，而心理或精神健康对于人们的生存状况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在国外休闲研究领域，休闲生活方式对于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Kirkcaldy和Coope（1993）以英国和德国的管理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工作压力和休闲生活方式的关系
，结果却发现，休闲活动并未在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中发挥干扰作用。他们进一步指出，文化对于工作—休闲的平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是，英国管理者往往将休闲生活方式视为工作的延伸（carryover），而德国的管理者则将其视为工作的补偿（compensation）。Han（2011）通过识别缓解青年人抑郁情绪状态的4种休闲生活方式，即消极休闲、失范休闲、工作相关的休闲活动以及积极休闲，进而验证了不同休闲生活方式对感知心理健康影响方面的差异
。Sohn（2011）则考察了大学生积极、消极和成瘾的休闲生活方式，并且发现心理健康在上述3种休闲生活方式中存在显著差异
。Mannell等人（2002）研究了积极休闲生活方式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指出积极的休闲生活方式能够减轻工作载荷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角色压力和促进身心健康
。
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是衡量生活质量优劣的极为重要的主观标准，休闲生活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因而成为国外相关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对休闲生活方式之于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如Heintzman和Mannell（2003）研究了休闲生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认为休闲生活方式能够发挥其精神功能，如神圣化（sacrilization）、压抑回避（repression avoidance）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从而维持和提高主观幸福感，而上述精神功能亦是改善时间压力对主观幸福感负面影响的有效适应策略。
针对不同群体，对休闲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关系进行考察是国外学者常用的研究路径。Nam和Kimmeehye（2014）讨论了休闲生活方式、退休准备以及配偶的休闲活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退休准备和自由时间的安排在休闲生活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Joo和Kim（2013）研究了大学生休闲生活方式、休闲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结构关系
，发现休闲生活方式中的休闲无助、感官追求、理性计划和关系中心显著影响休闲满意度，而休闲满意度在休闲无助、理性计划、家庭中心和关系中心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Gagliardi等人（2012）则是基于5年的追踪数据，研究了老年人休闲生活方式和满意度的改变
，结果发现，有组织的和户外的休闲生活方式能够带来更高的满意度，然而受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日趋恶化的影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室内休闲为主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建议通过优化休闲生活方式的选择机制加以缓和。
另外，还有学者针对不同的休闲参与类型，探讨休闲生活方式对于生活质量提升的意义。Han（2009）以水上休闲运动参与者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休闲生活方式对畅爽体验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指出休闲生活方式的活动类型通过达成畅爽体验，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Kang（2010）验证了不同类型的休闲生活方式，包括身体为主、精神为主和社会文化类休闲活动，对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Yi（2005）则分析了看电视这一大众休闲方式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认为它能够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因此大众休闲生活方式可以看作是生活质量提升的基础
。
基于对国外休闲生活方式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迄今为止，学者们从概念界定、量表构建到实证检验均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西方社会经济发达水平相适应，国外学者即开始关注休闲生活方式问题的研究，给出了休闲生活方式的概念。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休闲生活方式的测量和考察主要是基于其概念展开的，休闲生活方式量表的开发、评估和检验还只是近10年的事情。
第二，休闲生活方式在年龄、性别、民族/种族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由职业、收入和教育等综合反映的社会阶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外学者从社会统计调查、基于特定理论的实证分析，到理论假设的提出和验证等方面，均进行了严谨而扎实的研究工作。
第三，休闲生活方式对人的身体、心理或精神健康具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并且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表征的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正向关联，这在不同群体、不同休闲参与类型等方面都得以证实。同时，学者们对休闲生活方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问题也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不难发现，国外相关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大多基于社会心理学的单维视角，通过问卷调查予以测量和统计分析，进而研究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与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等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