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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经贸治理的历史经验来看，相关规则的构建一般均由贸易大国发起，先形成核心国集团，再向多边层面扩展。自2008年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国家开始重视彼此间合作并聚焦搭建引领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框架体系。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近年来也加快了自贸区建设等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但是，随着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再平衡”压力增大，主要经济体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方式有变，对中国影响也较大。
当代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全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份额的转移过程，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高增加值层级占据优势，而新兴经济体则主导了全球价值链低增加值层级的工厂端
。在此过程中，随着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产业转移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大幅下降，新兴经济体所占份额则同步上升。
由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迅猛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与贸易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随着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大规模的产能转移，特别是制造业产能的转移，也带来全球经济的巨大失衡。这种失衡集中表现为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引领和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上，并对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带来广泛的影响。
具体到经贸规则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就开始依托区域合作平台构建新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试图重振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借此实现“再平衡”。其标志性事件就包括美国等推动TPP、TISA、TTIP谈判等。如上文所述，这些新规则包括推动货物、服务和投资全面自由化；制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标准等“横向规则”；进一步强化贸易投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探索制造业回流政策措施等。
但是，在上述努力推行多年之后，全球价值链下既有的不平衡状况却未显改善之势。2008年以来，美国对全球的货物贸易逆差一直保持在7 000亿美元上下。其中，美国近年对全球四大制造业国家（德国、日本、中国、韩国）的逆差要占到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近70%，而对中国的逆差占比在2016年更是达到了47.2%。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包含贸易增加值转移、未考虑服务贸易
等因素。但面对长期巨额贸易逆差及国内产业外移之现实，也导致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尝试更为激进的贸易投资政策，全球经贸规则演进由此也出现了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增长与发展获得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要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贡献者”
。但面对当前全球经贸形势新变化，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也正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1．中国前期与主要发达国家经贸合作成果有限，主动开放成为近期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推动国际合作之重要手段
基于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的研究表明，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东亚三大区域
，也是当代最重要经济体欧盟、美国、中国和日本之所在。有观点就认为，中国或许可以承受TPP带来的损失，但却很难承受“TPP+TTIP+EPA”所造成的共同损失
。
从2008年开始，中国与美国开展了BIT谈判，并于2013年开始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进入实质性出要价阶段，但目前尚无成果。中国也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及中日韩FTA谈判加快和本区域主要经济体间的合作进程。随着日本推动CPTPP达成，其与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间差距还较显著。此外，近年来中欧也积极开展双边经贸合作，中欧BIT谈判也在推进之中。
我们认为，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及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态势，由于前期中国与主要发达贸易伙伴间规制合作成果有限，多边贸易体制（WTO）成为中国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协调贸易关系的主要制度依托和保障。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又面临着权威性下降及制度建设不健全等困境，并与更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存在差距。对于中国而言，进一步加快探索主动开放措施对接国际更高标准，也将成为近期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及推动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选项。
2．国际规则调整反映国内制度演变，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间政策兼容性难题要求经贸改革加速
国际主义必须从国内开始
。有研究在总结美国外交经验时就指出，一国在世界上具有某一领域领导力的前提，是在国内率先推动相关政策的单边实施
。由此而言，当前更高标准之国际经贸规则，本质上也体现了主要规则制定者国内政策的演变方向。相较而言，由于中国在前期自贸区谈判中总体遵循与WTO相一致原则，目前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规则层面基本都是依据WTO相关协定的标准。有研究就认为，在当前新形势下，中国自贸区建设正面临着产业开放压力大、规则层面挑战多、对外开放体系不完善等困难
。
与此对应，主要发达国家内部经贸政策已渐向更高标准转型，而中国经贸政策总体还是以既有的WTO规则为基准。考虑到这些国家都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方，彼此还是对方最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各自内部经贸规则的差异就会带来制度协调的兼容性难题，成为诱发双方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例如，针对当前全球产业创新驱动走势，前期TPP协定文本就制定了较WTO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
。2017年8月，美国USTR就知识产权问题针对中国开展301调查，将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目前还准备采取征收关税措施等，反映出美国贸易保护措施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特征之显著关联性。由此，尽快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开展经贸制度的协调合作也正成为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迫切要求。
3．全球“再平衡”下发展议题备受重视，中国要加快探索与发达国家间合作的双赢方案
全球“再平衡”不仅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参与经贸治理的战略调整，也开始更重视发展合作问题，并尝试一系列非常规措施试图引导跨国公司调整其全球价值链生产布局。典型包括主要发达国家的减税政策、鼓励吸收外资等。与此同时，目前中国也正在倡议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不仅获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也有利于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战略。
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访华时曾表示，中英应当共同努力以最佳方式在整个地区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并确保它符合国际标准
。这说明在当前全球“再平衡”形势下，发达国家不仅重视国际发展合作议题，同时也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考虑到发达国家依然是当前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导力量，在前期“一带一路”经验基础上，中国也需尽快考虑探索形成与发达国家间发展合作的双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