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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霜 1
（1，上海交通大学，上海，200240）
摘要：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于2005年正式提出，在破解上古之谜、探索文明起源等方面多有建树。经研究笔者认为，具有活态文化还原性的第三重证据为四重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证据。但如今随着原住民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其阐释效力的正确性也渐渐受到质疑。据此，笔者提出把冥想、梦境、幻觉等源于人内心潜意识所开启的本我智慧，作为第三重证据的补充，继续破解上古奥秘。并以史前玉器为例，通过源于内心潜意识的回溯性神秘知识，对玉的通灵、治病等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四重证据法；第三重证据；潜意识；玉
文学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潮流，最初出现于20世纪，而后迅速影响到文、史、哲等各个方面，形成了“四重证据法”“大小传统”“N级编码”等针对本土文化问题的实用性理论，其作为一把密钥成功破解了诸多上古神话历史之谜及至今仍受神话大传统影响的文化现象，如今已蔚为大观。
在形成的诸多理论中，首推“四重证据法”。因为“N级编码”“大小传统”及未来有可能形成的新的文学人类学理论都是从最初的“四重证据法”衍生出去，是一种“本”与“源”的关系，彼此融合，相互补充。把握与完善好“四重证据法”，对一系列由之衍生出来的文学人类学其他理论都将是有益的。鉴于此，笔者此次探讨的重点将放在四重证据法的第三重证据上，即具有阐释效力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神话知识，对其进行思辨并尝试扩展，使“四重证据法”真正实现超越时空、超越阐释与实证乃至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立体释古”效果。
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于2005年正式提出，在古史研究方面，经历了信古、疑古、释古，再到最后立体释古的阶段性发展与跨越。第一重证据为传统国学的研究对象即传世文献经史子集。第二重证据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与金文等，于20世纪初由王国维先生率先发展为方法论。第三重证据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杨向奎、张光直、叶舒宪等提出并完善，强调作为活态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对传统国学的更新作用。第四重证据指新出土的图像与物的叙事，于21世纪初提出。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发掘出了一系列史前文化遗址，并于其中发现了大量相关性的出土文物与图像的新证据。比如在兴隆洼、良渚、石峁等文化遗址中都出现了大批玉器陪葬的现象，这对于理解我国历史中以“玉”神话为中心的王权叙事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笔者认为，在针对研究古史的四重证据法中，第三重与第四重证据是尤为重要的。因为第一重证据仅限于在文字内寻找资料，文明时期内的权力话语无处不在，如果要真正理解神话思维的史前史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国学古史，具有源头性、现象学还原性的第三重、第四重证据证明力度更强。如果把四重证据法往上倒推，如图所示：
图1 倒推图
我们发现第二重证据“甲骨文、金文”是连接史前文化与文明政权诞生时期的过渡阶段。但商周年代的文字受国家宗教影响，由巫觋所掌握，用于占卜、祭祀，很多文字的字形与字义我们依旧无法掌握，依旧需要返回史前神话思维的第三重、第四重证据，与之进行对接和补充。再来接着比较第三重与第四重证据。史前出土的大量与神圣相关的物与图像，以极有力的方式证明了上古神圣信仰大传统的存在，但对于信仰意义的解读，我们仍无法给予清晰的答案。即便在今天的文字材料寻摸到一些蛛丝马迹，与原初神圣语境下的物之原始内涵相比也已南辕北辙。那么，唯一能够解答远古奥秘的线索就这样转移到了因最不具有理性话语所建构的实证性而被批判为“旁证”的第三重证据上。叶舒宪先生是这样总结第三与第四重证据的关系：“第三重证据的主要作用是文化阐释学的，第四重证据的作用则带有更多实证的意味。二者间性的作用是，如何利用三重证据的文化语境，使无言的四重证据更好、更有效地发挥叙事和证明作用。”
以期达到实证与阐释之间的互动与平衡。第三重证据以阐释性的独特贡献，激发了其他三重实证性证据的所有脉络，对构建上古文明的真实面貌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曾表示：“在文化最古老的层面上，人类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行为，因为采集食物、性生活以及工作都有着神圣的价值在其中。换言之，作为或成为人，就意味着‘他是宗教性的’。”
第三重证据以其活着的宗教文化语境，再现了上古宗教神话年代，成为我们解说神圣年代人之为人的根本。文学人类学者把第三重证据加入四重证据法中对上古奥秘进行破解，绝不是随意进行揣测与阐释，因为第三重证据是一种在根源上与上古宗教性文化相连而未遗失的重要现象。共通的神话思维贯穿于两者生活行为中，解读其一，便能破译、阐释另外一个，其阐释性效力所达到的破译效果是所有实证性证据所不具有的。
四重证据法是以证据间性的互动全方位立体释古，每一重证据都用自己的方式为其他证据添砖加瓦，为构建上古文化大厦的全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以说它们都是十分重要的。但问题是，若出现了证据间的相互矛盾该如何取舍。换言之，四重证据中哪一重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如果我们再试着用四重证据法的倒推图可知，最有可能出现的矛盾存在于第一重与第四重证据之间。显圣物经过历史话语的文字文献书写，原初印象早已面目全非。第四重证据像一个哑巴受害者，在历史中受到了伤害，只能以沉默进行抗议。而我们如果无法解答其中的意义，那么它也只能像诸多的沉默受害者一样，如无力的过客般匆匆出现又消失。这其实是对人文学者的莫大鞭策。历史精华的显圣物以其使命性要求它的每一个子孙对其真正含义进行挖掘，那里或许正隐藏着我们业已丢失的灵魂的秘密。而第一、二重证据给我们的反馈如此之少，那么唯有在文明理性之外，在依旧保留有神话思维的人类学、民族学的活态文化中，才能了悟到某种神秘的知识。这种知识仅靠实证性证据的堆砌是无法打开的。我们在第三重证据中所获得的阐释性，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与证据，不如说是一种生命情感经验。这种情感力度能够打开我们所有的阐释细胞，所证明的不是简单的学术知识，而是一种源于生命呼唤的真相。在国外，人类学者有着诸多成熟的田野作业，在他们与原住民的交流互动中，是一种鲜活的生命智慧的传递，由此得到的知识如此充实且富有力量。因为这种由第三重证据所开启的神性情感记忆是解答所有神圣知识的鲜活条件，彼此相互认同与激发。在这一方面，最不具有实证性的第三重证据又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若仔细研究，四重证据中的每一重都不具备严谨的实证科学性。作为第一、二重证据的传世与出土文字文献，字由人写，人被当时的统治思想所影响，那么成书之文字文献如何能表征无偏差的真实性？第四重证据是出土的实物与图像，看似是一种严谨的物证。但上古先民生活在神圣大信仰中，器物本身就代表了神圣，另外还有先人们的神圣观在器物中的表达，这个严谨的物证本身就是经过阐释后的展演。宇宙万物不过是源与流的相互阐释，对于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在四重证据法中我们要寻找的便是哪一种阐释更接近源，即我们的本心。无论历史之流如何演变和阐释，把握住源与本心，对个人、国家乃至历史都有定本溯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第三重与第四重证据更接近我们所说的本心之源。实际上，第三与第四重证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四重证据法的倒推图也可窥其详。第四重证据神圣器物无法发言，也无法解读，那么第三重证据就替它发言，解读其意义。
而且，生活在第三重证据中的原住民及生活在第四重证据年代的上古先民本身，并没有刻意把器物、图像、仪式等放进一个意义系统之中，他们只是在做、在信，与神圣相接近，而不是思考。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类似一种神秘的宗教迷狂状态，与神话学的第三、第四重证据神圣时空相接近。让我们从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表述中寻找有关古今“意义”的不同解读。“我们必须解释，必须找出事物的意义，否则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思考。我们不得不把生活和事件（它们本来是自身包含着自身的过程）碎裂成意义、表象、概念，虽然明知道这样做只是使我们更加远离那生动的神秘……因为对于直接经验没有比认识更为有害的事情了。但是为了认识和理解的需要，我们却必须使我们自己与创造过程相分离，以便从外面来观察它。只是这时，它才变成了一种表象，这种表象表达了我们必须称之为‘意义’的东西。”
意义是为了理解的需要由我们后来加入进去的。因为我们与神圣信仰相分离，便有了思考，探寻一种终极意义，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讲，他们已然生活在终极意义的至福之中，思考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画蛇添足。那么，如何对这一无须用意义表明的生活状态进行意义的阐述呢？还是还原到了第三重证据上。尽可能在原初环境中反映属于他们信仰中的真实，无意义的意义，而不是以古度今，刻意歪曲阐述。意义对于宗教性之人来讲是“一种纯粹的现象，在它与其他现象发生联系而成为某种东西之前，是有意义的。它扮演着确定的角色，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发挥着有意义的影响。而当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就获得了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已经理解和解释了某种东西，这样我们也就迎合了科学的需要”。
可见在宗教性先民们看来，意义是一种与现象无关的先验性意义，诉诸感觉和不可言说。透过它，宗教之人安然实现自己的神圣使命，所以与其说它是一种意义，不如说是一种全然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从而也就瓦解了意义。所以我们只有尽可能透过第三与第四重证据与之心心相印，从而体悟、觉知一种超越自身的更伟大的力量。即便这种遍于一切的神圣意义对于先人来讲是毫无察觉的、不可言说的，但对于远离它们的现代人而言，不可阐释的无意义之意义是我们急需补充的能量来源，先验性的意义便构成了我们所需要的意义。所以一方面我们通过第三、四重证据使无意之意保持原状；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四重证据法证据间性的循环，把这种意义尽可能地传播与分享出去。这期间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失调性，但四重证据法尽可能地将其降到最低。这是四重证据法的目的与本心，希望也能成为最终的结果，如果它也如现代人所一直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意义，那么对这种证据间性的良性循环而言，第三重证据的重要性将不言而喻。
也许读者会质疑，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如何能作为第三重证据的扩充，循环进入四重证据法内。这是笔者要着重探讨的，把源于内心的梦、幻觉、催眠意识、迷狂状态等所有潜意识之流作为第三重证据的补充，补充与完善源头性神圣知识的框架。
第三重证据以再现活态神话的真实情境来对上古神话之谜进行阐释，但这还不够。如今原住民逐渐丢弃了某些原始仪式，即便仍旧有所保留，但因受到文明的影响，离原始神圣语境早已偏颇。更有甚者，原住民为了适应现代文明的生存模式，悄悄形成或改变了一些仪式行为，使其以某种被建构的“古老神秘性”，满足现代人的窥秘、观赏、研究等。第三重证据正在向第一、二重证据靠拢，依靠四重证据法还原失落的上古文明的可能性受到挑战，那么出路何在？
关键性证据还是第三重证据。它包括世界诸民族的神话仪式与礼俗知识，不仅适用于同一文化区域内，而且扩展至神话思维共通的全部空间内。这种活态的神话知识对于理性话语来讲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存在，既然我们已经大胆地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阐释性证据加入四重证据法，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种神话思维继续延伸，从自我的潜意识中探寻血脉相连的神话意象呢？为什么能把异文化的活着的神秘知识扩入证据范畴，却不能相信源于自我的神秘经验呢？第三重证据有“礼失求诸野”之说，我们已经“野”到异文化中的神秘知识当中，为什么不能继续踏破栅栏，“野”到被理性文明所禁止的非理性话语里面去呢？况且通过伊利亚德对精神现象、荣格对集体无意识、坎贝尔对英雄与梦、威廉·詹姆斯对潜意识、迈尔克·纽顿对不朽记忆的描述，我们分明能够强烈地感知到，源于内心的潜意识之流绝不是文明话语下的“非理性”，而是有着与上古神秘源头相连接的无限智慧。它与我们所讲的第三重活态文化的智慧相连接，也与作为神话化石的第四重证据相契合，它就在当下的启动中。若能尝试对接，它不仅对建构诉诸感觉与信仰的上古真实原貌有巨大作用，而且还有助于挖掘文明人渐渐遗失的灵性记忆。再穿插于第一、二重证据之间，其效果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无疑又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假设，唯其如此，让我们小心证明，看看个人潜意识源头记忆如何与上古神话知识彼此相认。
依伊利亚德所言，在所有最古老的文化层面上，所有的行动都是一种宗教行为，这种古老的宗教并未失传，在最内在的生命情感体验中，我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宗教之人。即便四重证据法所重构的上古知识考古史为一条明线，但这之中还有一条不可或缺的暗线，那便是我们都能够隐隐感知到的一种宗教精神史。对此伊利亚德又表述到：“精神价值被人们讨论之时，文献学的贡献虽然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却不能竭尽对象的丰富性……事实仍然是，对那种庞大且复杂的精神现象的理解，并不是拥有了关键的版本、多语言的词典、历史专著等诸如此类的优秀工具，就有绝对的保障的。一个人接近一种异在的灵性时，他理解的主要是由他自己的意旨、他的文化倾向和他所属于的历史时刻所预定的那些东西。这一公理是普遍适用的。”
也即是说，即便第一、二重证据的文字文献乃至第四重铁证是关于史前精神信仰的正确描述，但这依旧构不成解读它的绝对条件。一个人与“异己的灵性”接触时，首先针对他真实的自我意志，是一种源于心灵意志不可言说的生命体验。这种个人意志适用于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信仰者，如果我们要尝试明白他们的精神价值，也需要回归到个人内心意志当中，以此心体彼心，心心相通。如果第三重证据是以活态神话来解答、再现史前宗教性文化，那么我们或许能够以另一种更直接的心与心的沟通，使彼此相互对应与体悟。何以个人内心意志经过数万年的演化依旧相通呢？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荣格通过研究病症患者源于潜意识的梦、幻觉等发现了以神话原型为表征的集体无意识，它通过遗传深藏于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从未丢失，以一种异己的意志驱使艺术家进行创作。但荣格又接着说：“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自我表白，是他自己的内在天性在自我昭示，在表达那些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说出的事情。”
这种异己的意志其实正是被文明压抑，进而掩埋，然而却隶属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本心。它从未被彻底丢失，在生活中以梦、创造等各种形式变形出现，与神圣源头相接。每个人的真实内心都驻扎着那个神圣，只不过它被文明话语定义为“疯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隐藏起来，假装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即便它出现了，也被定义为“疯狂”，如荣格所研究的那些心理痕迹严重的病人，但每个人都是由于压抑神圣的本心而疯狂的“病人”。荣格本人便是他自己最严重的病患。与其说他通过研究病人们的潜意识发现了神秘的集体无意识，不如说他正是通过研究自己丰富的潜意识幻象发现了集体无意识。荣格的自传性文字《红书》直到近年才被家人允许出版，里面充满了与神灵、先知的矛盾交锋，诡异的图像等无法解释的现象，被称为十大神秘天书之一。据说荣格在世时，拒绝把此书公之于众，全世界亲眼见过此书的人不超过二十人，原因是书中的知识太过神秘与隐私，荣格十分惧怕把这种疯狂的知识公之于众，他写道：
我跟你谈到过那段岁月，追寻内心图像的那些年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光。其他一切皆发源于此。这本书就始于那时。在那之后的枝枝节节几乎无关紧要。我的一生都在阐释那些意象，它们从潜意识中迸发，像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在我的内心泛滥，几乎要毁灭我。这些已超出我的一生所能承载。后来只是一些外在的现象、科学的阐述与生活的融合，而包孕一切的神奇开端就在那时候。
从荣格的这段话中，我们或许能够察觉到：一切若不以潜意识与内心作指导，不可能有源自生命的发现。是你，你与它的对应，而不是外在证据的其他。我们或许会以多种多样的看似实证性的证据去寻找依据，但那种知识多数是死的。如果一种知识不能对你的内心产生改观与提升，它如何带给别人温暖与光明？我们所要寻找的是在潜意识隐藏下一种关于生命真相的知识。但在理性话语下，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对它包装，即便是荣格，也是借着研究别人的潜意识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学理依据，而事实是，最大的潜意识病患是他自己，如果那是问题，那也是答案，关键是那是源于你的内心。如今在后现代性的知识观中，“潜意识”智慧以正大光明的形式越来越多地被人分享与接收，第三重证据理应顺应后现代知识观潮流，尤其是其应用背景是与神话相连的上古知识。
再看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对梦、潜意识与神话的描述。坎贝尔一直强调追寻内心直觉之路，发现属于你的神话，成为你命运中的英雄。他写道：“梦是个人化的神话，神话是消除了个人因素的梦，在相同的一般情况下，神话和梦都是心灵动力的象征。”
梦与神话就这样被坎贝尔联系在了一起，原因是它们都是心灵动力的象征，这种心灵的动力可以穿越千古，在神话与潜意识中彼此象征。在他看来，当我们醒着的时候，灵魂是睡着的，而当我们在梦中，潜意识进入内心世界，消除世俗的干扰，灵魂渐渐在神话世界中苏醒。在内心的神话世界中我们迎接各种神话情境的挑战，以不断的新生征服重复的死亡，直到与神灵合一，赢得神灵所赐予的宝物来应对现实世界中的困难。这样无论于内还是于外，我们都成了神话中的英雄。坎贝尔、弗洛伊德、荣格等都是通过研究自己或者他人的梦发现横贯千古的神话真相。梦、幻觉、潜意识对先人、英雄而言是比现实更为真实的灵魂性存在，他们在一种看不见的幻觉力量中受到感召，并以纯洁而又勇敢的行为“退出作为次要的‘果’的世界舞台，而进入其中真正存在着困难的心灵的‘因’的区域，并根除那些困难（即与他那当地文化中的保育室的恶魔进行战斗），然后突破束缚去体验那未经扭曲的直接经验并同化于C·G·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
事实上，也只有解答了梦境中的心灵之因，才会从容面对现实中一切的境遇。所以神话、梦、潜意识等都不是以客观的现实呈现在人们眼前，而是以一种沉默但富有重量的真实对应人们的心理，所以当下次神话性的梦与潜意识再次来临的时候，最好让我们系统性地珍存它们而不是简单排斥，要知道上古有些我们无法解答的器物也只是先人们依梦而刻画。而且依电影《蛇之拥抱》中一位印第安老巫师的说法，当白人灵魂生病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做梦了。
最后要引用的是美国心理学博士、催眠大师迈克尔·纽顿的观点。迈克尔·纽顿著有《灵魂之旅》《浮生归宿》等灵性作品，其作品常年居于世界各大畅销排行榜前列，他通过已成科学体系的催眠疗法，引导患者回溯灵魂的记忆，探讨生命的真相与意义。迈克尔·纽顿依据不同意识把记忆分为三类。意识记忆—与物理世界相对应的意识层次的自我思维状态；不朽记忆—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在意识与超意识之间架起桥梁；神性记忆—存在于超意识心灵中，是我们永恒的灵魂心灵，超越理性思维，神性记忆代表我们与自己不朽存在（existence）中存在（beings）的沟通。
从迈克尔·纽顿对不同意识与记忆的描述中可得知，我们自身就是神性记忆与神话意识的载体，它通过潜意识与意识相连，只要我们回归便能启动。或许第四重证据中大量史前考古的发现，正是打开自身神话记忆的一种邀请，因为非如此不能进入它的神秘内核。迈尔克·纽顿说：“催眠、冥想、祈祷、心灵感应、瑜伽、想象和梦境，或在疲于奔命的人生中忽然产生某种觉悟，都可以搬开失忆症的某些障碍，我们感到这是自己的权利。”
潜意识是一份神圣的礼物、神圣的权利，里面蕴含与上古源头的“beings”相连接的无限智慧，而不只是随意的臆想。不可否认现实中存在着大量无意义、混乱的幻想，但它们的产生与现代文明的压抑有关。在我们失去以潜意识方式与源头幻觉性相连后（这种相连之所以是幻觉性是因为它们以纯粹的能量进行交流，只能以效果而不是科学证明的方式感知），便在现实中以欲望的幻觉方式追求现代理性所塑造的物质价值观，试图进行替换，但却离源头越来越远。潜意识应为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副解药而不是毒药，解救这副毒药的根源亦在被它压抑的真正解药上面。
第三重证据已经大胆加入了因具有阐释性而被怀疑为不具有实证说服力的人类学、民族学知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种共同性神话思维真正扩到每个人的生命中呢？它就以潜意识连接古今中外，存在于内心。我们解答上古神话，证据是什么？有一种证据是源自生命真实无须证明的存在，那便是每个人内心世界最鲜活的神话世界。如若第三重证据果真加入了潜意识的个人神话，那么四重证据法可谓真正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一种超越的方法、超越的知识，乃至一种超越的智慧。
下面以史前“唯玉为葬”的现象，阐释由催眠等内在方式所透露出的神秘知识，对显圣物“玉”进行解读。
史前新出土的第四重证据：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至齐家、陶寺文化遗址等，在墓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玉，从所陪葬的玉之多、玉之精，学者们推测墓主定非等闲之辈，而是当时集政治、军事、宗教等统治权于一体的最高统治者巫觋。叶舒宪先生总结道：“史前玉文化大传统从8000年前到4000年前，即夏商周三代尚未出现之时，就已经基本覆盖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外的华夏大地，以距今50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和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为其巅峰状态。”
据此提出“玉教”一说。尽管文学人类学者依四重证据法对史前与宗教性相关的玉器进行了不少有益的阐释，但玉的通神、治病功能、器物形状等神秘内核依旧是未解之谜。让我们通过潜意识冥想所回溯的神秘知识透露出来的线索，试着对无法发声的第四重证据进行再解读。
对玉甚为精通的杨伯达先生通过梳理玉文化，发现有学者曾提出：“玉通过与人体的接触产生静磁场，可疏通大脑的中枢经络。”
关于玉的这一线索引起笔者极大的兴趣。通过对回溯性神秘知识的研究，迈克尔·纽顿总结道：“地球周围的振动能量是不断变化的，在我看来，如果这些磁场的密度改变了，它们就有可能引起有关事物周期性的变化。”
我们是以一种能量形式的存在与地球神秘能量在不同的磁场以不同的感应能力相连，或强或弱。相对而言，古代人比现代人更为强烈感应到灵性的存在，因为古代地球人口稀少、密度小，磁场感应清晰、强烈。他们自身的能量与源头无形的能量之间是相互流通的。能量依磁场的强弱而强弱，而磁场以及相对应的能量则依时间、地点、物以至于人的不同而不同。前文简述了时间上古今能量与磁场的强弱对比。再来看地点。在迈克尔·纽顿看来，一些朝圣地点“确实发出了强烈的磁能量脉冲”，
人们在圣地面前会产生开阔朗静之感，或许就在于从圣地强烈的磁场感应力中吸取能量，与之进行能量的交换与修复。接下来看物，主人公“玉”便要出场了。玉与人的磁场相接触后，像杨伯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产生一种疏通大脑的静石磁场力，从这种磁场感应中，被疏通的大脑可以更好地与宇宙磁场能量交融，得到一种灵性的庇佑。很多人觉得玉有返老还童、趋利避害的功能，却说不出所以然，或许就在于人与玉的磁场感应所产生的化学作用中。最后是人。不可否认的是，与人生而平等不同，每个人的磁场感应力是不同的，能量表现也各异。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命运，也许就是依据各自能量的不同而行使不同的人生使命。无疑圣人巫觋的能量与磁场感应力是最强的。《国语》中这样描述他们：“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巫觋在智、能、明、聪等方面感知力极强，沟通上下，使神明降之，可见自身能量与无形能量的感知力之强。把一系列由潜意识知识推演出来的事实连接起来，发现这样的一个巧合：磁场能量感应力极强的几种因素恰好发生在通灵的时刻—古时，巫觋于圣地（一般是神秘祭坛），通过显圣物玉（玉一般产自于高山，可算另一重圣地），于冥想状态中产生最强烈的能量感应，进而有可能达到灵魂升天，与无形能量交流的境界。迈尔克·纽顿写道：“行星上的磁场确实能够影响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些磁的网格线汇集的地方，据说能增强潜意识思维，让人更容易打开灵魂王国的心灵通道。”
在各个强烈的磁场能量交叉点，我们的潜意识由此迸发进入灵魂国度，带来神秘的知识，得以占卜，而其在能量充沛的情况下，又可调节自身与病者能量的流动，得以治病。巫觋在获得这两大神圣权力后，先民们无一不臣服于他，巫觋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统治者。
就像人们受磁场吸引，在冥冥感召之下选择圣地一样，巫觋也通过一种能量的神秘应和选择了玉，或者是“玉”主动选择了巫觋，两者磁场能量是互为需要、互为感应、彼此增加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能量的磁场感应力，视为一种灵魂的作用，玉魂与人魂通过能量感知力互相交融，这能够解释巫觋为何在祭祀神灵时佩戴玉器并以玉事神。最高神灵为无形之神，以灵魂性的能量形式存在。巫觋若要与极其强烈的灵魂能量进行沟通，须通过佩戴玉器，增强能量感知力，在潜意识中以纯粹的灵魂形态与无形之神沟通，并带去大量玉器供神食飨，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玉”作为神的食飨之物，并不是现实中的饱腹之用，而是增添无形之神能量的一种手段，或许可称为古代版的贿赂手段。因为只有通过祭祀，为神灵送去大地极为珍贵的能量之魂—玉，天神才会把充盈的能量再次返回到人间，赐福于人间。两者是一个你来我往的能量良性循环与互动，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能量平衡与完满。那么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何巫觋墓中陪葬如此多的精美之玉。当灵魂回归天国的时候，是以能量的形态会合最高能量，为了与最高能量更亲密的结合，他们自身的灵魂也希望通过“玉”增添能量以期达到不朽。当然在巫觋的墓中除了供自身灵魂所用的玉，也少不了“贿赂”最高神灵的能量之玉。看来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灵魂世界，先民们都试图通过与玉的彼此感应，增强磁场感应能量，以期达到能量完整的原初性状态。
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潜意识回溯到的神秘知识对一些玉器的相关形状进行解读。一般而言，史前时代越古老，玉器的宗教性作用越明显。其代表性玉器为：玉玦、玉璜、玉琮、玉勾形器、牙璧等。而越接近文明社会，玉的军事统治作用及等级礼仪标志越明显，其宗教性减弱甚至消失，这一点从后来玉器的形状演变便可看出。后期玉主要是以玉圭、玉璋、玉刀等为代表的兵器性玉器，功能性一目了然。所以解读不同形态的玉器主要针对的是史前宗教性玉器。如今很多学者对玉玦、玉璜、玉琮的宗教性功能已有大量颇具见解的解读，但对玉勾形器、牙璧的宗教性功能的认识依旧没有达成共识。玉勾形器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出于尸主的胸部，呈略带旋转型的弯曲云状。杨伯达先生认为它“表明东夷族群是以云崇拜—天神信仰为中心的巫教群体”。
玉牙璧为辽东、山东半岛典型的史前玉器，也呈旋转型，为牙圜形器。有学者认为它应为上古神秘的天文仪器，又有学者指出其与当地旋转性的海神崇拜有关。对比两者，我们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形状呈或多或少的旋转、螺旋性。再来看通过催眠等方式所启动的神秘性知识对于神圣旋转性图案的解读：“‘我们从灵魂世界的核心出发，在成长中沿着螺旋路径向外移动，有朝一日又会回到我们的起源—本源（source）。’圆形徽章上出现螺旋或者同心圆图案时，其含义通常与灵魂在一系列连续的轮回中的存在状态有关。并且，这种图形暗示着灵界的保护。”
所有的旋转性图案便如此与灵魂沿本源的轮回相联系，仅仅感知这种图案，我们便能受到一种启发，并得到它的保护。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史前先民们在制作这些玉器时，也只是觉得依据灵魂的感召力无意识地刻制出来自心灵的一种印记。荣格写道：“所有未来之事都已成图像：要找寻灵魂，古人会进入沙漠。古人生活在图像里，因为世界对他们而言未成真实……留心古人在图像里说什么，那便是创造。”
对古人来说，图像比现实生活更为真实，因为这些图像来自灵魂的诚实创造。我们若想解读它，也许要诚实地回归到自我心灵内部，血脉相连，亘古至今。但回归潜意识内心无论对古人还是今人都是必要条件，这也许是对完善第三重证据的使命要求。
相较于一重证据，四重证据法利用各种相承相佐的证据，穿破假象，尝试探究被权力话语掩埋的真相，证据之间也彼此博弈，挖掘、启动各种知识与对照，调动我们的全部感知，为找到最初的真相贡献全部力量，可谓是一种全面性的方法。但如果它真的要成为一把全面性的利器，必须把第三重证据—具有阐释性的共通性活态神话知识扩大至由潜意识所启动的与神话源头相对接的自我神秘性知识。上古先民生活在一个不去寻求意义的年代，依灵魂信仰去构筑现实生活，而我们在试图打开它神圣通道的过程中，自身神圣之谜与上古之谜是相互打开的，双方各是各的钥匙，各是各的契机。在四重证据法中，阐释性的第三重证据并不是最不具有实证性的，相反，加入了“非理性”体验内容的第三重证据，在所开启的生命与知识的互动过程中，其所激发的生命智慧是连贯、核实其他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一跃成为最重要的证据。面对最富有争议的第三重证据，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止步，而是继续跨步向前，看看潜意识知识的突破将给实证性证据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开启什么样的局面。
或许有人会指责这是一种简单的返古倾向，认为潜意识所带来的复魅与现代社会价值观不相符。首先，现代社会经过盲目的发展已经产生严重的病患，它本身已经成为最大的魅，而潜意识之魅是治疗它的绝佳方法，这在后现代的新时代运动中都有反应。其次，笔者并非提倡只是简单地依靠第三重证据，第一、二、四重证据依旧在发挥它们的效力，为构建真实的知识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笔者强调的是，四重证据法如果真的要成为一种包容的、全面的方法，必须要把除理性所构建的实证性证据之外的非理性层面加入进来。而且非理性绝不仅仅是非理性，潜意识里面蕴含着无限的源头性智慧，这对破解神圣上古之谜更是绝佳的工具。加入进潜意识层面后的四重证据法，它所追求的不仅是一种全面的方法，更是一种全面的人性、全面的觉知、全面的智慧，乃至一种全面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