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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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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字是中医藏象（亦作“脏象”）理论的重要标识与符号。《说文·肉部》：“肾，水藏也。从肉臤声。”肾从坚从肉，从坚的字族（如紧、掔、贤等）多有牢靠、恒久义，因此，中医“肾”的字象隐义蕴含着人体生命的基石（生命活动所依赖的本质存在）、维持生命的过程等意义。也就是说，“肾”代表着人体中坚实、可靠（生命的依靠）和连续性（其恒久义在人体即是生命的延续——繁殖和生育）的方面。
“肾藏精”藏象理论渊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其中精气学说与水地说、阴阳五行学说对“肾藏精”藏象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中医学引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生命起源的认识，将精、水合成统一整体进行论述，是肾藏象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
肾藏精理论的基础包含两方面：①肾五行主水，有封藏之特性，通于冬气，有着如冬日虫类蛰伏之性。肾具有贮藏一身精气的生理功能。《素问·六节藏象论》：“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②精为身之本，受五脏所藏。精为身之本，禀受于父母，充于水谷，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本原物质。五脏皆藏精气，《素问·五脏别论》：“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因此，肾藏一身之精，包括肾中先天之精，以及后天水谷之精，以及其他脏腑之精。各脏腑之精，除满足自身功能需求外，还输入肾中贮藏。因此，五脏六腑的精气充盛与肾精的充盈密切相关。
“肾藏精”理论与阴阳学说的关系通过“肾阴、肾阳”体现出来。肾阴，即是肾的凉润、宁静、凝聚的特性，具有宁静、滋润、濡养和成形作用；肾阳，即是肾的温煦、活跃、激发的特性，具有温煦、激发、推动和气化作用。
肾阴、肾阳较早见于隋唐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五脏脉诊》：“诊得石脉急甚者，是谓寒气乘肾阳气走骨而上，上实下虚，故骨癫也。”《黄帝内经太素·寒热厥》：“此人，谓手足热厥之人，数经醉酒及饱食，酒谷未消入房，气聚于脾脏，二气相搏，内热于中，外遍于身，内外皆热，肾阴内衰，阳气外胜，手足皆热，名曰热厥也。”
明代命门学说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真阴、真阳”为全身阴阳之本的理论。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说：“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后世由此命名肾阴为“命门之水”、肾阳为“命门之火”的概念。
五行学说对藏象理论的影响经历了较为长期演变过程，但“肾”与五行之水的对应一直处于恒定的状态。中医学将有关“肾”的各种组织器官、功能活动和自然现象归纳为以“肾水”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以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来阐释肾藏象系统与其他四脏系统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文化与“肾藏精”藏象理论的发生密不可分，如《周易》文化、社会官制文化、先秦诸子文化等，都在“肾藏精”藏象理论的发生方面留下很深的痕迹。
易学与中医的关系，历来有“医易同源”和“医源于易”的说法。除卦爻外，易学还采用河图、洛书、太极图等图形以及象数模型作为表述事物的工具和中介。在以易学思想为重要源头的古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黄帝内经》“肾藏精”藏象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易学的烙印。
《黄帝内经》中有关“十二官”的论述，其中“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是对肾的功能特性的高度概括，在《黄帝内经》中凡二见。对“作强”“伎巧”的解释大致有三：其一，指男女性功能及生殖而言；其二，作强指动作强劲有力，伎巧主要指聪明灵巧；其三，结合以上两说，指体力、脑力以及男女两性方面所具有的生殖能力。
道家气论自然观（精气学说）、道家阴阳观和辩证法思想相互渗透和有机联系，从“肾藏象”发生方面来看，其影响多是哲学高度和指导性的，理论原貌的直接引用也有体现。
儒家思想在“肾藏精”藏象理论有较多体现。如将治国与治医进行类比、“天命观”对中医学生命观的影响、“三才观”对中医学三才医学模型建构的影响，贵和尚中思想的影响等，在很多具体细节上也对《黄帝内经》肾藏象学说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黄帝内经》认为五星影响人体五脏，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应四时，上为辰星”，叙述的就是辰星与肾的对应关系。通过观察五星的运动和颜色变化，就可预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包括肾在内的五脏系统发病和传变情况。古人对二十八宿进行过细致观测，如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素问·天元纪大论》：“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以丙辛为天干的年份，岁运为水运，因肾为水脏，发病亦多与肾相关。
北极居中不动，北斗运转于外，斗柄旋转所指而有气令所旺之方、二十四节气变化以及十二辰变化等，又称“太一游宫”。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节气在冬至、小寒、大寒，诸生物以蛰藏为主。如遭遇北方而来之大刚风，必带寒邪，损伤肾脏之阳气，外在骨与肩背之膂筋，多患痹厥之病。
四时藏象，四脏应四季，其中肾应冬季，属太阴。八卦八风藏象，其中肾属坎卦，在北属水，居叶蛰宫，应大刚风。五脏、五腑、十脏藏象，即以五为基数，以五脏配属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肾与膀胱相配。五脏六腑十一藏象，肾担负起了一脏配属两腑的功能。《灵枢·本输》称此为“肾将两藏”。《灵枢·本脏》说：“肾合三焦、膀胱。”
与肾脏密切相关的北方在《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有描述：“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气为坚，在脏为肾，其性为凛，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为寒，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黄帝内经》通过五行等学说将这些内容与肾对应，不仅丰富了肾藏象理论，也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异法方宜和因地制宜等原则。
《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肾对应冬季，易感受寒邪而伤阳。在某一季节的气候环境下，人体对应的某些方面或部位易出现功能障碍而直接发病，还有可能不直接发病而成为“伏气致病”。冬季感受寒邪，或直接伤肾，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说“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或伏气致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
《黄帝内经》明言肾的部位在腰。《素问·脉要精微论》：“肾者，腰之府。”《灵枢·背腧》：“肾腧在十四焦之间，皆挟脊相去三寸所，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此处禁针以防止刺伤肾脏，乃是由于古人已了解肾脏的解剖位置，在人体腰部两侧十四椎之间。《黄帝内经》并未见有膀胱的解剖记载，但据《灵枢·本输》“膀胱者，津液之府也”以及“州都之官”的结论，可知其对膀胱是基于解剖上的认识。
从《难经》对肾、膀胱的记载来看，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时代对肾和膀胱的解剖还是相对客观准确的，尽管限于种种条件还不够精细。如《难经》提到：“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难经》不仅记述了膀胱的功能，还进一步观察记录了容量、重量与大小。如《难经·四十二难》：“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
总之，中医所说的“肾”，当然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解剖实际观察和测量而认定的人体构造。不过其主要的理论内容，是通过人体生命活动的现象之“象”而确定的。这体现出“中医藏象学说”的特征，中医的脏腑是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相统一的综合性概念。
“肾藏精”的功能，即包括了现代医学生殖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等，其所涉及的器官包括下丘脑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肾上腺、卵巢、睾丸等。而干细胞理论的出现，时间生物学和生殖医学的发展，更将赋予“肾藏精”理论新的内涵。
中医学所谓“过劳”，即过度劳累，也称劳倦所伤，包括劳力过度、劳神过度和房劳过度3个方面。根据《黄帝内经》记载，劳力过度和房劳过度是伤及肾中精气的主要病因。
《素问·逆调论》论及寒邪伤肾，导致肾“脂枯不长”“髓不能满”，以致骨痹挛节。寒邪多见于冬季，肾与冬气相通应，故寒邪伤肾，每见于冬季。寒邪又可作为伏邪致病。《素问·疟论》论及冬季中于寒风，病藏于肾及骨髓，至春夏之际，阳气发越之时，则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过劳更伤精气，则寒热、汗出，发为温疟。因此，《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一言以蔽之：“诸寒收引，皆属于肾。”骨痹、骨痿、骨枯、髓虚、脑髓消烁、腰脊疼痛等外候，皆与肾之病变有关，历代医家据此反证肾与骨、脊髓、腰等具有内在联系，以病理变化为佐证，加之解剖学的观察，从而形成“肾藏精，精生髓，髓充骨，脑髓满”等藏象理论的认识。
临床实践中，水肿为津液代谢障碍的常见疾病。《素问·水热穴论》提出：“肾者，胃之关也。”胃为水谷之海，即水之入口；水之排出在膀胱，肾与膀胱相表里，即出口在肾，故称“关门”。《素问·水热穴论》：“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为胕肿。胕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津液在体内代谢的复杂过程，主要依赖于脾气转输、肺气宣降、肾气蒸化、肝气疏泄和三焦通利等，是多个脏腑生理功能密切协调、相互配合的结果。其中，肾为津液代谢之主宰。故《素问·逆调论》谓之“肾者水脏，主津液”。
“呼吸”一词，出于《灵枢·天年》。《黄帝内经》初步认识到，呼吸异常的疾病，如咳喘等，与肾相关。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明确当肾病时，可以出现喘咳等症状。其后，《难经》明确指出，呼吸运动与五脏相关，但各脏功能不同，“吸入肾与肝”，并进一步阐述呼吸吐纳之机理——“今吸不能至肾，至肝而还。故知一脏无气者，肾气先尽也”。肾肝为阴，吸气向内、向下，则随阴入，吸气至肾，方能其息深深；心肺为阳，呼气向外、向上，则随阳出，呼气达外，继则清气吸入。肾主吸入清气，对于维持机体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黄帝内经》论述人的梦境，发现“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素问·方盛衰论》），与肾气虚有关；“梦腰脊两解不属”（《灵枢·淫邪发梦》），与肾气盛有关。从梦解析五脏病变，中医学堪为先河，并由此得出肾与恐的内在联系。古代医家发现，若过度恐惧，可致伤精、精却下行、气机下陷、下焦胀满等病机变化。从而得出结论：“在脏为肾……在志为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肾则恐”（《素问·宣明五气》）。
《灵枢·本神》所谓“意之所存谓之志”，释为记忆、意向、志向等。“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肝为肾之子，子盗母气，肝主怒，盛怒不止，反伐于母，则伤肾；肾伤及志，出现健忘和腰脊受损等症；土为水之所不胜，王于季夏，肾伤、志伤较重，毛悴色夭，则死于所不胜之时。
总之，古人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归纳，不断分析、整理，验证、纠正和补充旧的理论知识，更确切地把握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从而使《黄帝内经》肾藏象理论得以不断地完善。